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24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24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24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24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24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24年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论文

[编者按]2l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乃是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前瞻，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交叉，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责无旁贷，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本刊特组织“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见仁见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或具体人微，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境界——追求圆融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伸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以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融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园融”。天台宗有“三谛园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园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利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责我?愿聆公论。

第三篇：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

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

化热与一

第四篇：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0余年来，已先后举办过六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40余部，可谓硕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年新辟领域的研究情况、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理论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反动的发展过程。李时岳、胡滨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论洋务运动》）。吴剑杰也认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三 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叶晓青1983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受制于洋务。”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复旦学报》1986年第4期），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 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

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五 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第五篇：二战史研究综述

上海青浦中学研究性学习成果展之九

二战史

青浦高级中学 2024届

徐越卿、钱波、陈亮、朱旗宏、王佳斌、郑向博

摘要：二战后的50多年来，这种妥协的实例比比皆是，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缓和与合作代替战争或冷战的新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经过20世纪的战争风云之后，进一步走向文明与成熟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关键词：二战、中途岛、斯大林格勒、大炮、飞机、军舰、坦克、航空母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约6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战争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规定了战争的动力和内容，也规定了战争的形式与规模。当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已遍布全球，资本主义列强已结成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网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与争夺就必然会影响到全球，而为争夺霸权所引发的战争，也极易最终发展为世界大战。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对二战的发动者德意志法西斯国家来说，它们都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因此，列宁的垄断是世界大战最深厚的根源这一论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

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这种不平衡，使原来落后的或曾被打败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迅速发展并追赶上来，从而使按照旧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的格局很快过时，并使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日益尖锐。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随着19世纪的逝去，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力和利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一战之后，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并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世界作出的安排---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它的骇人听闻的掠夺性，使战后极端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成为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所定下的敌视苏联的基调，致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在二战前建立，并因此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其次，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已故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所说，慕尼黑协定是西方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类终于依靠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置于次要地位，以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合作与战略协同，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集团，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进步。重大战役

一、中途岛海战 血色笼罩中途岛

中途岛为一个陆地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圆礁，位于珍珠港西北 1000余海里处，是美国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屏障。因其地处太平洋海路之中途，故称中途 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途岛成了美国的海军航空站及最遥远的前哨阵地。就是这小小的中途岛，一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4月 18日，东京遭美机轰炸后，日本国民惶恐不安，天皇也十分忧虑。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大本营盯上了中途岛。日本人可谓诡计多端。进攻中途岛，既可将这颗眼中钉拔掉，又可诱出美军的航空母舰，将其一举歼灭，可谓一箭双雕。

1942年5月27日，南云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部队悄悄出发，目标中途岛。日军几乎调集了全部的主力舰船。庞大的联合舰队共有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7艘，巡洋舰33艘，舰载飞机700架。尤其这700架舰载飞机，是山本五十六手里的一张王牌。只要飞机上的炸弹尽数倾泻在中途岛上，大功即可告成。

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确定的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日期和计划的绝密电报，被美军情报部门破译。这一回，血的教训教会了美国人该怎么办，太平洋舰队紧急行动起来。为了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太平洋舰队出动了它的几乎全部家当--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35艘潜艇。飞机，依然是这次决战制胜的筹码。美国海军航空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架架B-

17、B-25轰炸机改装成火力强大的鱼雷攻击机。还有一批刚到的歼击战斗机进入最后的检查，飞机呼啸着发出一阵阵轰鸣。日本航母全军覆灭 原来，南云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攻击波打击，将舰上原准备攻击美舰的飞机全部撤掉攻舰鱼雷而换装炸弹。现在，炸弹换得差不多了，南云又犹豫了。因为炸弹攻击军舰远没有鱼雷威力大。于是，他又命令，撤掉炸弹，再换鱼雷。南云反反复复地发布命令，气坏了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一边骂骂咧咧的拆换，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拆下的炸弹胡乱地堆在甲板上。B25从企业号起飞 这时，美国企业号和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支俯冲轰炸机大队一前一后出现在日本舰队上空。深蓝色的俯冲轰炸机排成倾斜的两行，朝着南云所在的旗舰赤城号和加贺号俯冲而下。也许是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南云的意料，几乎没有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攻击和舰载飞机的拦截，透过剧烈颤动的轰炸瞄准镜，印在航空母舰正中的太阳徽成了耀眼的靶标。先是赤城号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慢慢沉下去。紧接着，3.8万余吨级的加贺号在两声天崩地裂的大爆炸后，舰体迅速倾斜，倒扣着沉入洋底。10时25分，伴随着加贺号下沉的同时，17架从美国约克敦号起飞的轰炸机将3颗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了 1.59万吨级的苍龙号航空母舰。夜幕慢慢垂下，日本舰队拼命向北撤退。南云在仅存的飞龙号上给山本五十六大将发去的电报，击碎了山本引诱美军航空母舰决战的梦想。飞龙也没有能够跑掉，美军从企业号上起飞的24架轰炸机竭尽全力向日舰飞龙号发起最后攻击。有6枚重达半吨的炸弹击中了指挥台，浓烟烈火吞没了舰体。8时20分，飞龙号指挥官山口少将自己绑在舰桥上，一同沉入冰冷的大洋之中 中途岛之战以日本人的惨败告终。山本五十六大将看到败局已定，只好下令总退却，坐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上，在茫茫黑夜中仓皇逃跑，从而把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斯大林格勒战役

这次会战历时200天之久。德军在会战中被打死、打伤、被俘和失踪的官兵约150万人，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结局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这次会战，对争得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是战胜德军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苏军展开总攻和把德国侵略者从沦陷的国土上大批驱逐出去的条件业已具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国际威望，是进一步巩固反希特勒同盟的决定性因素。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失败，对整个德国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严重震撼，动摇了它的国际政治地位，破坏了仆从国对它的信任。日本被迫暂时放弃了加紧反苏的计划。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间，尽管受到德国的压力，但保持中立的愿望益趋强烈。

斯大林格勒的辉煌胜利，显示了苏军业已增强的威力及其高度军事学术水平。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为围歼德军重兵集团，先后出色地实施了方面军群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战役。苏军的防御在斯大林格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防御的特点是：在大纵深预先建立数道构筑完善的防御地区，并以军队及时占领，具有高度积极性。斯大林格勒成了巷战学校。正确选定主要突击方向和军队转入反攻的时机，善于建立军队的进攻集团，隐蔽进行战役准备，军队在进攻过程中巧妙行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密切协同，同时而迅速地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对外正面，在对外正面发展反攻等等，这些都决定了苏军反攻的胜利。在斯大林格勒反攻过程中，炮兵进攻在战争中第一次得到了充分运用，而航空兵行动则第一次采取了航空兵进攻样式。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中建立了巨大功勋，它们培养了军人具有在防御中坚忍不拔，在进攻中锐不可当的高度精神-战斗素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其军事上的丰要原因是：战略企图与实力相脱节，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兵力部署分散，形不成进攻重点；后勤供应困难等。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淮南煤矿

淮南煤矿矿区地处华东腹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1938年6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淮南煤矿，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策略，立即开始了对淮南煤矿的疯狂掠夺。

1938年8月25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和三菱调查班等对淮南煤矿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详细调查；9月21日，确定由三菱饭冢炭矿经营大通煤矿，由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淮南煤矿局（九龙岗矿）。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受侵华日军军部控制。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大通矿长井上诚，九龙岗矿长藤义魂。

为加速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以满足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制定了增产计划，规定：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1939年的年产21.5万吨，增加到1946年的235.2万吨。

为加强对淮南煤矿的控制和掠夺，日本侵略者在煤矿推行的是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想掠夺煤炭，却又不增加设备、改革开采技术，而是企图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加大对煤炭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的罪行，是其在侵华期间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一个缩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影响

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根本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世界格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欧洲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并处于美国和苏联的控制之下。19世纪欧洲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的不断衰落同步进行的是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的步步后退以及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得以完成。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变化。

与欧洲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这一过程同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美苏对峙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取代了西欧列强主宰全球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二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产物，雅尔塔体系反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现实，并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它对战后的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留给冷战后的世界的宝贵遗产。

首先，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

其次，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不仅如此，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也蕴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雅尔塔体系下，衰落的欧洲通过西欧的联合而走向复兴。这一联合进程使西欧成长为相对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级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在战败的日本逐渐发展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当中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并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实际运作而导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蕴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蕴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蕴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然而，50多年来世界无大战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用世界大战的手段对自己生活家园的一遍又一遍洗劫，人类本身制约世界大战的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双方调动一切经济力量赢得战争，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战后的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重新起飞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际合作也成为绝对必须之事。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了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种从至今最惨烈的战争中产生出的对战争自身的否定力量，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大大发展，并成功地抑制了二战后一系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扩大。今天，以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更多地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缓和与结束，妥协方式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规手段。今天，妥协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意味着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