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考书目

第一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考书目

《人类学研究方法》参考书目

肖峰：《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

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孝通：《行行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江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黄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1997年。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瞿铁鹏：《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福勤著、周济等译：《科学方法发展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英）奈杰尔·巴西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88年。

洪彦林：《论调查研究》，求实出版社1984年。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24年。

费孝通：《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黄树民著：《林村的故事》，素兰等译，三联书店2024年。

（美）郝瑞著，巴莫阿依等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

第二篇：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语言学方法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语言学方法

张振江

第一节 准备工作

采用语言学方法进行人类学调查，涉及众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中，有一部分与人类学调查的其他部分的准备工作相同，有些则是语言学所特别需要的。本节主要讲述涉及到语言学的若干主要准备工作。

一、语言学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准备

1．地方志文献中的人文、历史沿革、语言文献； 2．历史文献中的语言文献； 3．直接相关的语言学资料； 4．直接相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5．类似领域的语言学资料、研究成果；

二、语音器材准备

1．录音设备； 2．语音分析设备； 3．其他辅助设备；

三、编制语言调查大纲

1．最主要的语言调查准备工作之一。

2．根据具体调查目的，确定具体的调查大纲。在人类学调查中，这个大纲必须服从整个的人类学调查，而与单纯的语音学调查大纲可能不同。3．但是，无论是何种目的调查大纲，都必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绪论。概述本次调查的基本目的、意义、方法、程序等等；（2）语音学方面；（3）语法学方面；（4）词汇学；（5）句子与长篇语料

细致地编写调查大纲，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学诸目的。就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语 言学研究来说，一般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料等方面尤其重要，因此，尤其要周详。

四、选择语言调查合作人

1．语言调查合作人很大程度上决定调查的成败； 2．对合作人的语言能力方面的要求； 3．对合作人地方性知识的要求 4．对合作人身体等其他方面的要求；

5．语言调查非常辛苦，必须尽可能地为合作人提供便利，掌握调查节奏，以达到最好的结果。

第二节

记音

一、记音

不论对语言学调查来说还是对人类学调查来说，记音都是最基础的工作。记音工作如果

不扎实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将对以后的工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人类学调查中常用的记音方法

许多人类学家并不是语言学家，掌握的记音手段可能多种多样，下面是常见的几种。

1。使用汉语拼音方案

优点是通行面广，缺点是适用面窄。它是基于普通话而设计的，通常也仅仅适合于普通话。因此，不能广泛用于精确记录其他语音系统。2。使用具体语言或者方言的拼音方案

许多语言、方言另有专门的拼音方案，例如壮语、水语、汉族的粤方言等等。

一般来说，通行都受限制。3。汉字拟音

这是很常见的方法。

原因：一方面与纪录者不能很好地掌握其他记音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实有关。

根本上说，熟练掌握国际音标的人非常稀少，因此，不能指望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可以在广大的人群中通行。

这就决定了最终多数要用汉字拟音，尤其是某些特定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使之流传、为多数人掌握。例如：外国的名字都是有相应的汉字拟音形式，所以才可以流传开来。如果是国际音标形式，则必定不能。

但是，在调查中，不能强调使用这种方法。最根本的缺陷有二：（1）。记音不准确。例如： “娼妓到啦”（change dollar）

《无师自通广州话》多此类。

（2）。容易望文生义。4。使用国际音标

国际音标是通用的、最准确、最方便的语音描写工具，应该尽可能地使用。而在实际的调查的初始阶段，尤其要使用国际音标。

三、国际音标复习（略）

第三节

词语和语料分析

一、词语和语料分析分析的意义

对人类学中的语言学来说，记音是基础，而词汇学、语料等方面尤其重要。后二者常常是理解地方文化或者该民族文化的关键所在。

二、词语的搜集和分析 1。词与语词

词。

语词。

2。需要强调的是，分析的一定要根据根据所得语词的语音形式，而不是该语词的汉字或者、方言、民族语言的书写形式，以避免错误。

例1：无锡、瑶族、婪

例2吧

酒吧、网吧

卡

贺卡、卡车 3。溯源。

通过语词溯源，常常可以：

（1）。发现得名之由，找出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化的痕迹。

这种工作非常多见。

（2）。由语言探寻文化接触。例1：南方和东南亚诸民族语言的数词

民族固有词VS汉语借词

例2：讹误词源。

从语言学上说，讹误词源（或者称为俗词源）意义不大，但是，对于人类学来说，常常可以借此了解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4。语义网络与语义网络对比

（1）语义网络。

例：客家话中的“砍”，根据具体对象不同而使

用不同的词语。

（2）语义网络对比

例：普通话和广州话

“肥”

“饮”

三、语料分析（会话分析，CA)1。人类学所得的语料；会话。

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是访谈，而通过访谈可以获得各种语料，例如故事、问答、长篇语料等等。这些常常统称为访谈资料。

对访谈资料，人类学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种分析、处理方法，这在教学中已经多有讲授。

把访谈资料看成是一种会话，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是一种较新、而且极为有用的方法，所得结果常常是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2．会话材料。（1）。收录技巧。（2）。转写。3。会话结构

4（1）。话轮。（2）。话轮交接。（3）。会话的开头。（4）。会话的结尾。4。会话分析

（1）。话轮构成因素。（2）。话轮分配因素。（3）。纠偏。（4）。有序结构

5。通过会话分析社会结构、权力意识、地方性知识。

例1：Duranti, “From grammar to politics”.例2：Geertz, “After the fact”.

第三篇：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思考

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思考

田野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段内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工作。田野调查最早使用于人类学研究, 并随人类学研究的深入, 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地位和价值逐渐显现。它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 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只有进行了充分完备的田野调查，才能真正了解他者文化，才能完成人类学课题的研究。主要介绍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阶段要点及注意事项，给大家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借鉴。

现实中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应该进一步融合好经验论研究方式与唯理论研究方式, 同时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在关注领域上应该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才能凸显田野调查对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作用。人们认为田野训练造就了真正的人类学家，真正的人类学只是都来自于田野调查，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调查。

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人类学，人类学是以叙事书写为特征的一个学科，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田野研究途径是人类学研究者个人自觉的实践、理解与反思的结合，不可复制，更不能复印。其具体研究方法不是一套可以传授的操作程序，不限于一个场所，一段时间，一种职业。

民族学传入中国后, 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 即“把整体内的各个部分视为有意义、有功能、有目的的元素。人类诸文化的各种习俗、制度、行为、活动, 都是服务于整体的, 有功能的事项, 而不是割裂的、残缺的遗存。”功能主义者认为: 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非是求索“野蛮人”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 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 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所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的理由。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 是研究它的全部社会生活,专注于这个现实的民族志社区中的各种制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 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把资料组织成理论假设,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去验证。马林诺斯基指出田野调查应尊重整体论原则, 他主张田野调查不能只是猎奇, 或仅仅研究某一个方面, 而是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

中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在学科发展不成熟、物质条件有限、专业研究队伍不完整的历史背景下, 田野调查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为今天 从事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在与以往社会极为不同的今天, 我们的田野工作似乎缺少了更多的成功, 而向50 年代那种详实完整的田野调查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在新世纪, 回顾中华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积极反思, 有助于中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学科的建设。

回顾历史，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丰富多彩，上个实际二三十年代，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 在介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同时, 田野工作也逐步开展,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四十年代，受中国抗日战争和时间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在困境中继续发展，但在田野调查方面仍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五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先后组织并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 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民族识别工作一直延续到1979 年, 识别出中国的第55 个少数民族, 才基本结束。八十年代后, 中国的民族学得到恢复, 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以及民族学意，此时，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回顾中华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 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肯定, 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调查实践和成果促成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 而且许多成果成为今天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具有举。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潜，哲学原理表明，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即使民族人类学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这段田野调查的历史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调查人员是否接受过严格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 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一项成功的田野调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是具有遵循学科基本原则的田野调查过程, 二是完成全面记述田野调查内容并具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志论著。只有遵循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才能获取深入、丰富、细致的民族志资料, 为理论的升华提供基础。

其次，田野调查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 单一的民族理论指导思想, 容易导致调查内容的单一，要想取得田野调查的成功, 不仅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 还要有丰富的理论, 只有带着多种理论进入田野, 才能在调查中对民族文化现象作出全面、客观的观察、描述和分析, 撰写出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民族志著作, 也才能在理论与方法上作出反思。

最重要的是，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学的发展可谓曲折、坎坷。中华民族学从无到有, 从资产阶级学科到重新恢复, 再到今天的冷清和新的繁荣。虽然中华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是极为不顺的, 但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始终得以成立, 并日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四篇：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24）。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24）。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24）。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24）。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24）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24）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24）。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2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24），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24）。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24）。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24），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24）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24）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24）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24）。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24）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24）。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24）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24）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24）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24）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24）。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24）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24）。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24）。“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24）。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24）。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24）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24）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24）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24）。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24）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24）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24）。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24）。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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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术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载于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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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于建嵘：《农村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是“强县”》，《农民日报》2024年7月25日。

〔48〕杨雪冬：《论“县”：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载于陈明明（主编）：《权力、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9〕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

〔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24）。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24）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24）和周庆智（2024）等。

文章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6期。

第五篇：第一章 人类学方法

《人类学方法论》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田野工作: 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参与观察: 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

3．跨文化比较: 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4．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 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是193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在人类学家默多克的领导下，先后收集了800多个不同时期人类社会有关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志资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区，进行项目分类，并制成档案，于1949年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

5．主位研究：即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6．客位研究：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7．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调查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它的宗旨是要通过外来者的协调作用，鼓励唤醒当地社会的参与意识，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促使他们加深对自身、社区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于实施。

8．“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提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

9．实验民族志把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作为民族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注重对文化的阐释；珍视民族志的文学性，注重修辞、讲究文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写取向技法。马库斯、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

二、填空题

三、选择题

四、应用题

五、简答题

1．人类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田野调查、非正式访谈、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客位研究、文化残存法、PRA调查法

2．田野调查的技术有哪些？ 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调查座谈会、问卷调查、文献文物收集法、概率抽样、谱系调查、定点跟踪调查

3．简要评述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优点是为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缺点是社会现象太复杂，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

4．田野资料整理的原则有哪些？ 取舍原则、关系原则、妥善保存原则

5．简述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1.自发、业余 2训练、专业 3反思

6．简述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詹姆斯和乔治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六、论述题

1．人类学田野作业中“文献”的意义何在？ 帮助我们了解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参考、帮助写提纲

2．人类学家在研究自己民族和他民族时各有什么优缺点？

3．论述民族志的研究过程。1资料整理概述 2归类 3技巧 4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 5思考与小结

第一章 人类学方法 第一节 什么是人类学 第二节 人类学的领域

第三节 人类学学科观

第四节 人类学研究方法

第四节 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法 人类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之上。人类学材料，主要不是来自现成书本，也不是取自官方的文件，也不像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得于实验。它的基本来源只有一个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基辛说：“田野工作是对一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的研究，从许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田野工作被看作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工作可以粗略地划分出以下几种研究角度：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指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

（二）访谈 1．正式访谈

正式访谈是使用事先设计好的有意义的问卷，安排一定时间，按一定的计划程序来收集各种资料的访谈。正试访谈前，人类学家必须先对调查地的文化有总体性的认识或接触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正式访谈最好是调查者在当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与当地人已经比较熟悉且关系融洽时再进行为好。正式访谈的优点是事先准备的问题都是经过筛选和实验的一套标准化的问题，答案比较规范，可以进行比较和评价，缺点是多数正式访谈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控制的，被访者自由发挥的余地太小。

2．非正式访谈

是指一般性的谈话和问答，即不规定访谈的问题，也未限定回答方式，更拘泥访谈地点的谈话。让被访问者的语言随着自己的思路发展，不受任何约束。此种访谈的优点是被访者所谈的都是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缺点是这些谈话并非答复标准化的问题，难以将各种回答进行比较和评价。访谈技巧：

（1）应该让报道人明白你的来意，并征得他的同意。

（2）访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访谈问题应该简单而准确，使报道人容易理解和回答。

（4）访谈问题可以先简后难，从简单的描述性问题入手，然后深入到解释性问题。

（5）访谈中尽可能鼓励并使用报道人自己的概念、术语或分类。

（6）在访谈尤其是深度访谈的过程中，访谈者应尽可能少提示，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向受访者表达自己的兴趣，鼓励受访者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里，针对访谈主题尽可能谈论自己的意见。

（7）在访谈中少说多倾听。（8）注意访谈时间，一次访谈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导致报道人产生厌倦情绪。

（9）访谈中语言、表情和态度都应处处表示出对报道人的尊重和关注，同时，注意访谈场合，尊重和遵守某些文化禁忌。

（三）概率抽样

概率抽样指从一个研究母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本，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母体的缩影。1．随机抽样 2．分层抽样 3．主观抽样

二、背景分析法

背景分析法，也称社区关系研究法。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就是产生民族志报告，但是人类学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和描述自己所研究社区的文化现象，还要在民族志报告中用背景构架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人类学家在解释某一独特群体的行为时，往往会把该行为与更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如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研究“库拉”交换制度时，把它与社会制度、巫术仪式、风俗信仰联系起来考察。

三、跨文化比较法

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人类学方法论的重心。跨文化比较研究，也称交叉文化研究、泛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研究等，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从进化论开始，人类学者以手头的民族学资料，广泛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和发展他们的理论。1871年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是第一部用比较方法研究亲属制度的专著。他不仅对易洛魁人、塞内卡人有关的习俗、宗教、政府、物质文化以及不同的亲属制度有所了解，而且旅行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苏里等州，北抵哈孙海湾，对70多个部落群体作了具体研究。

第二位学者是泰勒，他是首先试图建立起社会文化进化理论的方法论的。他于1889年在一篇题为《研究社会制度的一种方法》里边，应用统计方法就已经收集到世界350个不同群体的资料，以其文化特质作为统计分析的变项去观察其重复出现的、可以决定社会制度里边的某些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来说明文化进化遵循着由母系向父系发展重建各该群体社会行为的趋向。

美国历史特殊论派博厄斯发表了被称为连续性区域跨文化比较，即对北美印第安群体连续性区域内进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早期进化论倡导者的文化比较研究有三个缺点：1．文化类似或相同的程度与意义，不易评量；2．只从旅行游记或传教士的报告中抽出背景不同、首尾不贯的许多事来填入自己的计划系统内，不免有错误的危险；3．若欲充分明了文化的特征，不能不注意熟考其 实在的背景。

功能学派兴起后，尽管学者们仍喜欢用生物学的观念去看待文化现象，但是他们在强调田野工作重要性的同时重视比较方法在研究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可取的。布朗认为，比较的方法是惟一使我们可以找出人类社会的一般、根本性特质的归纳法。布朗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方法》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法，他甚至把社会人类学称之为比较社会学。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比较方法有新、旧之分。旧的比较方法就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以为这就是比较方法的应用；而且旧的比较方法从不同的文化中抽取孤立的元素来进行比较，充其量只能提出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新的比较方法的重点是比较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它的比较包括两方面，即“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前者是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后者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而且新的比较方法应就各个文化体系的全部来作比较。他说这种方法可以这样定义，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证实，一个具体现象或事件只是一般规律的例证，在研究一堆现象时我们的目的是发现存在于那群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因此，布朗在田野工作中侧重社会制度的系统性观察；从亲属制度与婚姻法则的知识入手；对社会制度本身，由比较建立分类，由分析去了解内容。

在解答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人类学家们又把比较研究法拓 展到国民性的探讨上来。他们在分析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的人 格特征及其特定民族的文化、制度、思想方式等的影响时，着力用 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人格和社会的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人类学 家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兹以本尼迪克特的《菊与 刀》加以分析。《菊与刀》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时情报机关，主持对日、德等国民 性的“遥远文化研究”，美军当局要求她运用人类学思想方法去处理 现代社会问题。当年她只能采取文件和访问的方式，用文学、电影 大众传播甚或与战俘或被驱逐者等交谈的方式对日本民族性作出全

面的考察和分析。她正是运用跨文化比较法站在美国的立场去观察 对比、理解日本人，通过对不同背景的逻辑分析来确定其文化模式。1940-1950年间，在探求人类文化之所以变异的理论研究上，以 美国学者为主的学者们，针对功能学派经常以分析一个社会的功能 论推展到全人类的社会这一缺失，起而提倡把人类学的理论用统计 的方式求之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发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更 有效地运用统计分析试图取得更具科学性的说服力。在这里，我们 不得不提及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他深信跨文化比较法对于人类行 为的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终生致力于发现、研究和比 较世界文明的成长信息。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 是193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在 人类学家默多克的领导下，先后收集了800多个不同时期人类社会 有关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志资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

区，进行项目分类，并制成档案，于1949年建立了¡°人类关系区 域档案¡±（HRAF）。人类学区域档案库，实际上是世界民族志的资 料中心。默多克认为，尽管多种文化互不相同，但存在一些相同的 发展模式，从世界许许多多的¡°样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中通 过比较分析，从中可发现不同族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文化特质，而族 体之间的变迁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默多克《世界文化大纲》就 世界6大地区（非洲、环地中海、东亚、太平洋岛屿、北美和南美）的群体分人类为88类617小类的文化资料输入了由电脑控制的HRAF 系统之中。截止1994年，HRAF共存储约4.5百万张微缩胶片，预计 今后每年递增2500张胶片。现在一个计算机终端便有一千多个社会 的人类学资料可用，从而使大规模的统计比较成为现实。研究者可 以通过这一系统取得所需的专题资料以便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不 少有价值的研究是借助于这一档案库储存的资料完成。如默多克本 人利用该档案资料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比特丽斯²怀廷利用该档案资

料对巫术的研究。默多克是现代研究亲属称谓制度的先驱。其名著 《社会结构》（1949）就是运用上述档案资料对250个社会群体的 家庭和亲属组织进行量化分析写成的。他提出夏威夷式、爱斯基摩 式、易洛魁式、奥马哈式、克劳式、苏丹式等6种亲属称谓图式已 为众多的研究者采用。美国女人类学家比特丽斯¡¤惠廷认为，在一 个社会里假如法律或权威对行为制裁的力量较强，则巫术出现的可 能性较小，反之，如行为规范或制裁的力量不强，则巫术出现的可 能性就大，因为巫术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使人不敢超越行为规范的一 种方式。1950年，她用50个社会的民族志材料来证明其假说。结果 发现，符合她上述假说的社会占了总数的84%。她的研究表明，在 一个无集权的社会中，巫术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现在¡°人 类关系区域档案¡±是人类学家进行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 巨大的资料库，同时也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利用。如社会

对于¡°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方法，优点是为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 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缺点是社会现象太复杂，技术上所 遇到的困难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多年实践，研究者利用 HRAF档案库应十分重视与原型不一致的文化社会标本的文化特质的 特殊背景所塑造的行为模式，否则，就很可能曲解具体文化的社会 含义。比如考古学资料已经证明，过去人们认为采集狩猎的生活 特点主要是平均主义的、流动性的和小规模的，但现在我们从澳大 利亚、亚非等地农业集群的史前生活了解到，当时人们过着大规模 的、半固定的生活方式，有基本的等级制度，一部人支配其他劳动、产品再分配和扩张居住地。至于狩猎社会的复杂性，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丘马什人中得到颇为充分的发展。这个社会包含了绘制本民 族群体杰出的从事工艺美术的人员。换言之，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跨 文化比较时，要特别注意某一文化特质的时代属性，同一社会性质，即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族体才能展开比较。如果掌握的资 料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案例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宜勉强进行。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族体与 世界范围内其他族体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和做法，因而有些人类学家 认为这是唯一能够找出人类社会一般性根本特质的归纳法。对于 HRAF的方法，优点是为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 基础，但这种方法存在着两大缺点：一是用于比较的资料，并非来 自人类学者自己的田野工作，调查资料的品质问题便是一个受到质 疑的问题；二是默多克重蹈了古典人类学将各要素与社会整体分离 并忽视要素间的脉络关系。因此，默多克的统计学的跨文化研究法 虽然看起来气势宏大，但始终没有发展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因为 社会现象太复杂了，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在进行跨文化比较 研究时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比较时要注意时代性，即同

一社会性质或同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群体，才可以进行比较； 二是如果所掌握的资料不宜或不能进行比较，则不可勉强从事；三 是比较中的参照系应当具备“全局性”，切入点还得是以深入的个案 研究为基础，若仅以一个简单的事例概括人类群体的某一行为具有 普遍性，或某一时段的东西视为适合过去、现在与未来，将是非科 学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志资料丰富多彩，成文的史料方志 之类数以千计，与上引HRAF档案库不同的倒是未经精心整理分散 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与教学单位而已。以亲属制度为例，距今 20年前有位名为李松生的学者研究鄂温克式亲属制与摩尔根列举的 类型不同，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从事原始社会史的民族学家与民族 语言学家通力合作，按专题注意收集、分类资料，深入比较研究，我们深信他们能够创建出的亲属称谓图式也许在摩尔根和默多克之 上。

四、主客位研究法

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派克将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emic）分 析法和语音（phonetic）分析法引入人类学领域，产生了主位

（emic）和客位（etic）研究方法。主位指被调查者自己对本事物的 看法、分类和解释；客位指调查者等外来人员对该事物的看法、分 类和解释。也有人将主位研究法称为“自观研究法”，即站在被调查 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客位研究法也 称为“他观研究法”，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 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对同一事物，两者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如印度南部喀拉拉帮一个 部落的牛群，雄性死亡率总是高于雌性。当地人认为“公牛生来体弱 ”，调查者发现是因为公牛出生不久，即不许停留在母牛旁吃奶所 致，实际上成为当地在不许杀牛禁忌下淘汰雄性保证雌性存活率

五、文化残存法

停留于现存文化中的那些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学上称为survival。这一专称在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遗俗、遗留、残余、长存、残存、历史遗留物、文化历史残余等，我们称之为“文化残存”。

Survival是借自生物学的术语，是泰勒于1887年把它应用于人类社 会文化的研究上。泰勒认为，残存是“仪式、习俗、观点等等，它们 被习惯势力从它们所属的社会阶段带入到一新的阶段，于是成为这 个新文化由之进化而来的较古老文化的证据。”这样，通过分析研究 这些残存物，就可以追溯发展的历史。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来说 明，摩尔根生活在印第易洛魁人中间，发现他们的亲属制度同他们 的实际家庭关系相矛盾。他用表格询问法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西伯利亚、外蒙古、澳洲、非洲、美洲、太平洋群岛等地作了广泛 的调查了解，发现了亲属称谓制度与婚姻家庭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 规律性的关系，即构成了亲属制度的称谓是家庭形态的记录，而且

六、PRA调查方法（参见李小云编：《参与式发展概论：理论²方法²工具》，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周大鸣编：《人类学导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62-72页。）

（一）概述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参与式农村评估这个名词是在1985年的可肯国际会议上以快速评估的7种形式之一而出现的。它的宗旨是要通过外来者的协调作用，鼓励唤醒当地社会的参与意识，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促使他们加深对自身、社区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于实施。PRA的应用起始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学者1988年分别在肯尼亚和印度的农村实践工作。其后，印度的许多政府和非政府人员都开始接受PRA的有关培训。同时，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传播对于PRA的普及与发展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坐落在伦敦的环境

7.替代问卷调查

罗伯特²詹伯斯曾在其论著《关注谁的现实？》（1996）中，详 细论述过PRA方法较问卷调查的优越性。他通过许多发展学者的实 践说明PRA在深入分析、鉴别社会经济差异、监测与评价甚至统 计等方面都具有问卷调查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以上所列的领域只是目前发展学者正在实践和应用的范围，相 信一定还有许多工作未被包括进来。PRA的方法也一定会在更多的 领域被不断探索和应用。

（四）PRA工具

对于初来乍到的调查者或是调查时间极为有限的调查者，使用 PRA工具能够快速掌握传统调查方法往往需要十多天才能掌握的信 息，而且提供合适的机会，介绍自己以及自己调查的主题，获得当 地人的理解。

目前PRA工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8大类：

访谈类：具体包括半结构访谈中的个体访谈、主要知情人访谈、小组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非正式的对话访谈、提纲式访谈、标准

化的自由式回答和封闭式的定量化访谈。

分析类：主要包括优劣势—风险分析法（SWOT—斯沃特矩阵分 析法）和问题分析法（问题树/析因分析）。

排序类：主要包括简单排序、矩阵排序、富裕程度排序等。

展示类：主要包括展示板、壁画/墙画、法兰绒板、断续张贴 画、社区编导的静态影像资料、社区编录的录音磁带、社区编导的 录像资料。

记录类：主要包括农民记录本、农民记账本、农户每日活动图 和二手资料收集。

图示类：主要包括剖面图、历史演变图、季节历、机构关系图 和活动图。

会议类：包括召开农民大会和小组会议和集思广益法。

角色扮演与直接观察

第二章 田野工作方法 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历史 第二节 调查方法的学习第三节 田野工作的特点 第三节 田野工作的类型 第四节 田野工作的方法 第五节 田野调查技术

第四节 田野工作的类型

一、主位与客位

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派克将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emic）分 析法和语音（phonetic）分析法引入人类学领域，产生了主位

（emic）和客位（etic）研究方法。主位指被调查者自己对本事物的 看法、分类和解释；客位指调查者等外来人员对该事物的看法、分 类和解释。也有人将主位研究法称为“自观研究法”，即站在被调查 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客位研究法也 称为“他观研究法”，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 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二、宏观和微观

这是从调查的视野范围上划分出来的两种方法。宏观和微观是相对而言的。一般说来，比较大的区域性调查或跨区域调查都是宏观调查，如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彝族地区、傣族地区，怒江、澜沧江走廊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等。日本民族学界常提的“稻作文化

圈”、“照叶林文化”也属这一类型。微观调查，又称微型调查，就是 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微是 指深入到生活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的微型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通 过比较不同“型”，就能逐渐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一般以村镇为 单位的社区调查，属于微型调查。《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盘村瑶族》都是微型调查基础上写出来的著作。说得通俗一点，宏观调查是指“面”，微观调查是指“点”。只有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 对地方文化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

三、社区和个案

在微观范围内的调查，社区和个案是人类学的两种典型的调查方 法。社区调查是社会学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实地调查。但社区调查 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社区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 中产生的。社区是人类学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吴文藻先生

在实际的调查中，社区多是微型的，在其范围内容易进行直接观 察。人类学是以群体为研究目标，社区调查被重视是理所当然，但 这并不排斥个案调查法。个案法源自心理学，指搜集关于某人的家 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成就、健康条件等 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中探究其心理特性的形成与发展。人类学

借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化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通过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

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正因为如此，个案被界说为“一个整体”。个 案调查是社区调查的一个重要侧面。

四、定性和定量

定性（qualitative analysis）和定量（quantitative analysis）出自化学。定性分析的功能在于鉴定物质中含有哪些元素、离子或功能团等，但不能确定其含量。定量分析的功能是专门测定物质中各种成分的 含量。在人类学中，定性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性质，定量调查研究在

于确定数量。在以往的人类学调查中，定性和定量调查揉杂在一起，而定性的方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调查实例分析出本质特 征，是我们过去调查研究中典型的方法。在人文学科研究中，量化 十分困难，定性是十分重要的。重定性轻定量是人类学研究具有传 统性的倾向。这固然与与方法论的制约有关，但科学技术手段不足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定量调查是新技术带来的趋向，当代人类 学已开始注重定量分析，主要表现在把统计学广泛用于调查研究中，运用到建立假设和资料分析的全过程。

五、专题和综合

专题调查，就是选择某一方面具体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全面或 比较的调查研究。专题调查要求以深入细致去弥补以往调查资料的 不足，要求调查者深入到更多的实地，进入前人没有涉足的现场，获取属于自己的第一手资料，还要求调查者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 神，探寻那些前人没有发现或随时代变化出现的课题。

第五节 田野调查技术

人类学田野工作包括两含义。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从狭义上讲，它是一种具体的方法（method）。美国社会学家贝利认为，方法论与方法不同，后者是指研究的技术或收集资料的工具，前者是指研究过程的哲学。它包括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的各种假说和价值，以及研究者用以解释资料和得出研究结论的准绳或标准。（袁亚愚、徐晓禾编译 1976：9）人类学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以下所列的是最常用的调查方法。

一、参与观察

科学的田野工作是以参与观察作为重要标志。参与观察指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想法与处理状况，之后再审视那些相关资料并归纳出一些形式。作为人类学调查者，学会在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下快速谨慎地记录下 某些重点事件、情节和人物是非常重要且有用的。当然，调查者可 以使用摄像、摄影设备和录音机等作为调查辅助手段。但不同的社 会特性也会引发一些困难，因为不是每个民族的成员都能够或愿意 接受拍照、摄像或录音的，有些人甚至对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他的 话都会产生紧张或敏感。所以在不同背景下选择最适当的方式来精 确记录人们的陈述与行为是调查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这些 记录技巧我们会在第六章“田野资料与整理” 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二、个别访谈

人类学调查强调“直接”性，即深入实地，面对面地接触调查对象。个别访谈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个主要方法。访谈的对象以个人或 家庭为单位。内容既可以围绕访谈对象自身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其 他问题。访谈的对象一般有选择，或者有阅历，或者是知情人，或

三、调查座谈会

开调查座谈会这是国内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它是人类学田野 调查工作个别访谈的一个变异形式。开调查会应当争取当地主管部 门的支持与配合。开调查会前，应例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领导的介 绍，一是熟悉当地情况，二是取得地方领导的支持。调查会有多个 层次，如到一个县，首先可在县城召开有关工作人员的座谈会。这 类调查会可开得正规些。然后再到区乡村开不同背景人员的调查会。基层调查会到会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个人就可以了。调查者 要善于引导与会者，把话题集中在所调查的问题上，但要注意打断 或制止任何一个发言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每开一次调查会，都要 做详细记录，会后及时整理。

四、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本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为观察研究而采用的一种由调 查对象填写表格的方法，主要用于抽样调查。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

认为，人类学家在运用问卷调查时，所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家是不 同的。他说，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定好的调查表作为收集 材料的主要方法，偶尔使用也是把它作为补充方法来说明用别的方 法取得的资料。在多数情况下，人类学者并不采用填写问卷表的办 法，而是拟好提纲，由调查者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口头提问。问卷 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关心的程度、态度及心 理状态。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利用主要由封闭式问题组成的正式的结构式问卷收集样 本的信息。问卷调查表是由一系列与研究目标有关的问题组成的问 卷，用来研究事物特征的测量工具。规范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封面 信、问题、答案、编码和填表说明几个主要部分。用调查表收集资 料的方式可以是面对面的访谈、电话访谈和通过邮寄的信访，填写 答案的人可是调查者，也可以是被调查者。但需注意的是，调查方

五、谱系调查 谱系又称系谱或谱牒（Gennealogy or Family Trees），一般 指记述一个家族或氏族世系的重要史料。谱系分析指对调查对象的 家谱、族谱和亲属制度的调查分析，对于调查家庭制度、婚姻制度 以及民族迁徙等都有价值，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司马迁作史记传 一百三十，很多资料“取之谱牒”。谱牒法最早由传播论学派英籍人 类学里弗斯（W.H.R.Rivers）首创。自里弗斯1900年写出《搜集社 会与生命统计的谱牒法》专论后，一直受到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1951年，由许多著名人类学家合编的《人类学调查手册》第六版第 二部分社会人类学方法论方面，特别提到运用谱系法搜集资料的问 题。里弗斯被誉为人类学界第一位结构人口统计学者。那么里弗斯 是如何使用谱系法研究人口结构的呢？我们以他所研究的印度托达 人为例，看看他是如何使用谱系法去解答托达人人口结构中的组成六、定点跟踪调查

由于参与观察要求有一定跨度的时间，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充 足的时间，因而就有人采用定点跟踪的办法，有人称这种方法为“历 史追踪法”，即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 间隔性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上或局部上 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如我国老一

辈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林耀华先生“三上凉山”，即是以 定点跟踪来探索社区的变迁。作为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单位，应该建 立一两个固定的社区调查点，每隔一两年下去调查一次，经过多年 积累之后，再作比较分析。

七、文献文物收集法

（一）少数民族文献（参看包和平等：《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概 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24年。）

什么是少数民族文献？少数民族文献是记录有关少数民族在不同 时期、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社会实践的知识和经 验总结的所有载体。

从狭义观点上看，凡是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 化、风情、教育、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载体，都属于少数民族文献。从广义观点上看，凡是论述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史志、风 情、医药、教育、科技、人物、宗教等方面的知识载体，无论是国 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属于少数民族文献 的范畴。国外所存的少数民族文献很多，在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俄罗斯、日本、泰国、越南等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 着许多通过不正途径流失出去的珍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而这些

八、概率抽样

人类学家要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就存在一个如何选择对象 的问题。如果能够观察和访谈整个研究母体（指纳研究的所有研究 对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然而，一旦母体庞大，结构复杂，想要 逐个逐个地进行观察和访谈似乎没有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于 是，为了避免资料的收集过程和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人类学家一般 都会运用概率抽样（probability sampling）的方法来选择自己的研究 样本或对象。这种方法指从一个研究母体中科学地筛选出一部分样 本，将这部分样本视为整个研究母体的缩影。概率抽样可以分为三 种形式：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和主观抽样（judgement sampling）。

（一）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是指出整个母体中抽取一群有意义数量的人作为研究 对象，母体中所有成员被选中的机会均等，而且筛选的过程应尽可

能地随意且无任何偏颇。这种随机取样法最适合用于同质性较高、分布范围较广的母体。社会学家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最多，也最普 遍。

（二）分层抽样

分类抽样是先进行一个粗略的普查，根据调查的问题进行人口 分类，确定每一类人口在调查中所需的比例，然后再按比例进行随 机抽样。当一个母体内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小团体时，研究者可希望 能够分别收集到每个小团体的资料，此时，他便应运用分层抽样法。如研究一个村落中农村人口及其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可将村民分为 干部、教师、外出打工者、包工头、运输专业户、个体企业家、养 殖和种植专业户、工匠、商人和一般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等若干类 进行取样研究。又如要了解我国藏族的社会现状时，既要了解牧区 的藏民，也要了解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藏民的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 总体结论。至于样本数量的多少，一般来说在时间、资金和精力允 许的情况下是越多越好，但至少样本的比例不应少于所调查地区人 口总比的5%，样品数不少于30个。

（三）主观抽样

在一些特定的研究计划中，像试图以口述资料重建某个民族的历 史，或专门的宗教世家和宗教专家的研究等，就可运用主观抽样。因为它并非与研究母体中每个人或随机抽样得来的对象有直接关 系，即这些都是专门家的事，非一般常人所能叙述或能叙述得清 楚，需要与这些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长谈以获取资料。这此资料提 供者的筛选是以对该研究而言相当重要的某些准则为依据的，如年 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验或阅历、可信赖程度、身份、社会 地位以及在某地居住时间的长短等。在人类学研究中，主观抽样方 法运用得很多，而且许多有血有肉的民族志材料就是通过主观抽样，与被调查者进行长时间的专访得来的。

第三节 预料困难

人类学者顺利地进入田野调查点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顺利地展 开调查活动了。许多客观的自身的问题仍然会随时困扰着人类学者。这些问题包括吃什么、语言交流的困难、地方疾病流行、如何适 应生活习惯的改变等。

一、生存问题

人类学者前往的调查点有的险路连绵、瘴疠流行；有的匪贼出 没、战事不断。人类学者因此会陷入危险境地。如费孝通与妻子王 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做调查时，费孝通受伤，王同惠则不幸遇难。即 便是在都市社区从事田野调查，有时也存在危险。如凯泽对维斯— 雷人的调查中，他预见在该黑人社区中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因 而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才得以幸免。

凯泽写道：“我住在一幢公寓里，这座公寓虽然昏暗，但有冷热 自来水、洗澡间、炉灶和电冰箱。然而，如果按我的标准，还是有

些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经常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哥拉斯在选 择公寓的时候有所防备，选择了一座进口和门道光线较好的房屋。我放了一支四五手枪和几根棍子在公寓里。哥拉斯经常在我们离开 之前放下一把柴火在门的侧柱上，使他可以判断我们在外时，是否 有人强行开了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藏在公寓里。晚上，他放一 些木板和空盒子在窗子和门的前面，如果有人要闯进来，就会发出 很大的响声，我们就醒来了。这是些有脑筋的人采取的防备措施。经证明，这些措施使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麻烦和伤害。一天清早，一个男人从窗户强行闯入我的公寓。他踢翻了我们放的木板，把我 吵醒了。我拿着四二手枪严阵以待（那天晚上，哥拉斯和他的女朋 友在一起，拿走了四五手枪）。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转过身从窗 子出去了。”

显然，凯泽在调查时面临的问题并非是恶劣的生活条件，而是身 处异境时的安全问题。有时，研究者会因为不了解异文化的处事规

则，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凯泽刚开始对维斯—雷德人调 查时，遇到一个自称是罗马圣教徒的男青年来到维斯—雷德人社区 挑衅。当男青年愤然离开时，其他维斯—雷德人也随之纷纷离开，凯泽只身一人站在大街上浑然不知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再如我同 学在西藏三岩被暴打的经历。

二、生活问题

人类学者从生活、工作环境比较优越的现代社会进入自然条件、生活环境较差的边远地区，食物短缺、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时刻考验 着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有时，人类学者虽然可以携带一些食物到调 查点，但这又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人类学家查格农在南美的雅诺 玛莫进行田野调查时这样描述道：“一天吃三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解决的办法是一天一餐，用一两个容器来做饭„„从另一个方面 而言，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对雅诺玛莫人而言，分享食物是表示 友好的重要方式。‘我肚子饿了’几乎成了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我带 的食物不可能供应全村人的需要，可是他们好像并不能了解这点。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不愿意跟大家分享食物。”

当然，大部分的田野调查都不会身处食物严重匮乏的困境之中。但饮食习惯差异却是调查者经常会遇见的问题。如博厄斯首次调查 爱斯基摩人时，有一次被冰雪困在一个小岛几乎冻死，第一次吃爱 斯基摩人的饭后大量呕吐。此外，人类学者还可能会遭遇当地恶劣 的卫生条件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这时就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降 低地方疾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人类学家黄淑娉1979年带领她的研究生到当时仍很少有外人进入 的云南西双版纳游耕山区腹地，当地向导身佩猎枪，以防野兽，穿 越密林时曾用长刀砍路，可见行路艰辛。他们在山里吃过蚂蚁卵、蝌蚪、山间溪水中的小螃蟹、攀缘藤植物、野菜和老鼠干，因为是 煮食，所以并无太大问题。

人类学者在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下做调查时，除了生存和生活方面 的困难之外，其身体、心理和情绪上也会出现种种不适应的现象。这种不适应通常表现为孤独、压抑、逃避、焦虑等，尤其是单独一 个人在异地调查时更是如此。人类学把这种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而 导致的精神压力称为“文化震憾”。

这种在异文化调查时产生的种种焦虑和困扰“症状”会因调查者适 应能力的差异有所不同，并随着调查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而逐 步减轻。但是从田野调查的初始阶段，调查者就需要有意识地克服 孤独、压抑、生活乏味等心理障碍，否则，调查者很难完全融入当 地人的生活之中。

三、文化禁忌

不同社会的文化禁忌有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人类学观察者的活动。如某些仪式活动禁止外来者旁观或参加；禁止妇女在场的情况下谈 论某些话题。这种文化禁忌会对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产生难以估计 的负面影响。如墨菲和他妻子在蒙德鲁库人的田野研究中发现当地

人对于死者的名字的禁忌，以及对收集当地人的家谱和整个村落的 世系群工作的消极影响。当地一男子激怒地对墨菲说：“你以为我们 就像你们白人那样信口开河谈论死者的名字吗？”而且墨菲夫妇在田 野工作不久就发现由于蒙德鲁库人两性间的划分非常严格，以至于 墨菲只能在男人中开展调查，而他妻子则在妇女中进行调查。再如 查格侬在南美雅诺玛莫印第安人中调查时，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来收 集了解当地人的姓氏宗谱。刚开始，他只发现当地人若称呼活人的 姓名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对死者地姓名也有着严格的禁忌，但是 他后来才知道当地人所提供的全部姓氏宗谱都是假的，他的全部努 力几乎白费，只得从头做起。因此，作为一个外来的人类学调查者，应该了解并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化习俗和规定。即便是研究主题涉 及这方面内容，调查者也应谨慎从事。

第六章 田野中的访谈与询问 第一节 访谈的现代学术见解 第二节 人类学访谈类型 第三节 访谈中的技巧 第四节 问卷调查

个重要方式，就是受主观民族志理论指导的个人访谈艺术——DRS（Developmental Research Sequence）方法。

DRS是一个受主观民族志理论指导的访谈方法。第二节 人类学访谈类型

由于社会规则与现实行为存在着差异，调查者通过访谈了解当 地人的观念和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而且，很多发生过或不便参 与的事件也是观察法所无法获知的。因此，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 除了通过观察获取民族志资料外，也常用访谈法。

访谈就是通过向研究对象提问或与之交谈的方式来获取资料。人类学中通常把访谈对象称为报道人。所谓报道人是人类学者在田 野调查中结识的能帮他们了解当地文化的当地人。尽管理论上研究 对象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报道人，但实际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 为田野工作中的关键报道人。关键报道人是人类学者研究文化的某 方面专家，他能够帮助人类学者深入了解并学习当地的文化。通常的则是针对某个报道人进行全面深入的采访。人类学访谈可以分为 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两大类。其中正式访谈又分为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和个人深度访谈。

一、非正式访谈

是指人类学者通过非正式谈话和闲聊获取信息和资料的方式。这 种访谈是一般性的谈话和问答，即不规定访谈的问题，也未限定回 答方式，更不拘泥访谈地点的谈话。让被访问者的语言随着自己的 思路发展，不受任何约束。此种访谈的优点是被访者所谈的都是他 们认为重要的材料，缺点是这些谈话并非答复标准化的问题，难以 将各种回答进行比较和评价。

二、正式访谈

与非正式访谈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不同，正式访谈通常是在人类学 者的筹划和设计下，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通过访问收集信息与资料。正式访谈通常包括以下几种：

（一）结构性访谈

结构性访谈是指人类学者根据研究主题事先设计好具体问题，系 统地访谈研究对象。人类学者可以针对某一感兴趣问题采用结构性 访谈方式采访所有的研究对象，从而评价所获资料的有效性。人类 学者在设定结构性访谈的问题时，需要听取报道人的意见。

（二）半结构性访谈

半结构性访谈是指在一次访谈中同时容纳要求报道人回答的封闭 式问题和允许报道人自由阐述的开放性问题。半结构性访谈同时具 备了非结构性和结构性访谈的部分特点，从而可以使研究者获得预 期答案的同时得到报道人看待问题的视角。

除了以上分类外，根据访谈的对象，访谈还可分为与个人进行的 访谈和与小组进行的访谈。如个体访谈、主要报道人访谈、小组访 谈、焦点小组访谈或讨论。个体访谈是以访谈目标群体中的一个样 本来获取代表性的信息；主要报道人访谈的目的是获取特定的知识

和信息，一般来说，主要报道人是那些了解与调查主题相关的知识 的人；小组访谈则是访谈一群人来了解社区的情况；焦点小组访谈 或讨论的目的在于详细讨论一个特定的题目。第三节 访谈中的技巧

以上的访谈形式在实际应用中会重叠和混合，然而不管是何种 形式的访谈，在访谈中需要依靠一些个人技巧，调查者都要注意遵 守以下的经验原则：

（1）应该让报道人明白你的来意，并征得他的同意。

（2）访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访谈问题应该简单而准确，使报道人容易理解和回答。

（4）访谈问题可以先简后难，从简单的描述性问题入手，然 后深入到解释性问题。

（5）访谈中尽可能鼓励并使用报道人自己的概念、术语或分 类。

（6）在访谈尤其是深度访谈的过程中，访谈者应尽可能少提 示，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向受访者表达自己的兴趣，鼓励受访者在一 个没有限制的环境里，针对访谈主题尽可能谈论自己的意见。

（7）在访谈中少说多倾听。

（8）注意访谈时间，一次访谈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导致 报道人产生厌倦情绪。

（9）访谈中语言、表情和态度都应处处表示出对报道人的尊 重和关注，同时，注意访谈场合，尊重和遵守某些文化禁忌。

（10）若在访问时间采取了某种记录方式，访问结束后应立即 把这种记录方式无法记录的要点全部写下来（如录音机无法记录资 料提供者具有特殊意义的面部表情）。若在访问时没有记录，应在 访问结束后尽快记录，不要拖延。访谈笔记上要注明访谈的日期、时间、地点，受访者的身份，访谈场景，并编上页码。第七章 资料与整理 第一节 田野资料的类型 第二节 田野资料的记录 第三节 田野资料的核实 第四节 田野笔记的组织 第五节 田野成果的形式 第六节 资料整理的原则

第一节 田野资料的类型

无论是观察或访谈，田野资料的记录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这些 记录便是日后人类学研究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者在田野调 查工作中取得的田野资料可分成田野笔记、田野日记两大类。

一、田野笔记

田野笔记（field notes）是指在访谈过程中或参与观察中当场记录 下来或及时补充完善的资料，偏重当地人的观点。田野笔记可以为 日后撰写调查报告时提供每日的经验、实际状况及问题等资料。在 田野调查中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典型的田野资料类型：

（一）访谈记录

对报道人的访谈、交谈所做的笔记或录音。有时报道人的印象和 现场场景的描述也记录其中，同时还包括录音/记录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的详细记录。

（二）观察记录

不仅包括人及其行为过程的观察记录，还包括关于实物的测绘记 录，即对有关现场或物体的实地测量，或者建筑、工具、日用品的 简图或描图。

（三）拍摄记录

“一张相片抵上一千字。”早期人类学家已知尽量使用照相。对于 记录生态、生产生活、工具制造和使用等，相机的效果绝非文字记 录所比拟。现在除了照相机外，又有了摄像机，以拍摄宗教仪式、节庆活动、舞蹈和游戏等活动场面。

在田野现场，通过摄像、摄影等手段收集到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是田野调查资料中不可缺少的图像资料来源。现在照相多用幻灯 片，既便于向公众展示调查成果；又可以直接制版，作为报告或书 籍的插图。

照相及录像都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中国有的少数民族认为，照 相会摄去灵魂，因此拒绝照相。如果未经对方同意擅自拍照，可能 会引发不愉快的事件。

摄像的地点、时间、被拍摄对象的基本情况等应有详细的记录。

（四）音响记录

报道人的重要谈话，老人讲述的故事，歌手的唱歌或对歌，巫师 的念咒或祷祝等，均应录音，以保证材料的完整、准确，并有利于 长期保存。

人类学者在做田野笔记时需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1.细致、忠于原则。即田野记录尽可能事无巨细地用报道人的概 念、术语、分类方式记录，便于今后的研究分析。

2.快速、准确原则。尽可能在现场完全记录报道人所叙述的内容。实在记录不下时，力求使用准确反映报道人观点的关键词或借助录 音、录像等手段。

3.知情同意原则。录音、录像的目的，以及今后如何使用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需取得报道人或当事人的同意。

4.及时记录原则。对于田野资料，即使生病或有其他事故，当天

获知的事实也应当天整理完毕，应该使记录每天的田野笔记成为日 常工作之一。

5.核对原则。田野记录资料需要反复进行前后对照和核实。

二、田野日记

田野日记（field diary）是记录田野工作期间研究者自己的 个人经历、想法、恐惧、迷惑、突破，以及在田野工作中的问题等 内容。它主要是对记录者在田野现场的看法、立场或心情进行描述。这些较为主观和感性的记录，日后可以直接转化成游记或文学作 品。同时，田野日记这种田野工作的内省性记录也可以促使研究者 认真考虑个人偏见和感受及其对研究的影响。马凌诺斯基的田野日 记，在他去世后由他夫人发现并出版。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作 为一个欧洲人，他在特洛布里恩德德岛上生活期间遭受的个人心理 困扰和对于当地土著的厌恶之情。人们通常认为，田野笔记是公开 的、客观的资料，田野日记则是私人的、主观的资料。然而，不论

第六节 资料整理的原则

一、取舍原则 在做田野工作时，人类学者可能会将所有感兴趣的所见所闻如实 记录下来，但在整理写作时，则要按照某个准则来重新选择材料。这个准则是研究者信奉的人类学理论和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如一个 进化论者和一个功能主义者对于同样的田野资料取舍肯定是不同的。同样地，某些作品的表达习惯和要求也会影响田野资料的使用。一 个论说式的民族志作品和小说体民族志作品在资料的选择和编排上 往往相距甚远。因此，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应该尽可能使用多种作品 的形式使得田野资料能够物尽其用。

二、关系原则

田野资料整理中的关系原则是处理田野事实资料与理论叙述之间 的关系的原则。人类学者可以通过田野研究资料来形成某种理论观

点，但他需要处理好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 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要求人类学者不能将事实和理论混杂，观察者如果要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理论的建构，应在陈述事实后再进 行。好的调查报告或民族志著作，都是这么做的，故具有长久的学 术价值。如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调查记录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

“夸富宴”习俗，马凌诺斯基调查记录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贸易制度，尽管当代人类学家不再同意他们的解释，但今天只谈及这方面问 题，仍得援引他们的报告和报道，因为其中充满了具体翔实的材料。而中华民族调查材料最大的缺点，即在于一切为了证明既定的理 论框架，而忽视报道生动的事实。以上原则的意义在于即便民族志 作品在理论上存在着偏颇，但其事实仍然可以被其他人类学研究者 所引用。

三、妥善保存原则

民族志作品完成后，各种原始资料（如影视的、音响的、文字的）

以及实物标本，应当按科学方法存档，防止田野调查资料的流失，以备自己或他人日后查考或研究。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成果记录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原始资料会由于岁月流浙 与人为因素而流失或损毁。这是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者无法逃避的现 实问题。如田野记录中的相片、底片、幻灯片或是影音资料的录像 带、录音带等容易受自然气候和保存条件的限制，时间一久会有化 学性的氧化、褪色和发霉；录像带、录音带亦会出现受潮、消磁等 情形。因此，如何将这些珍贵的资料转换成耐久性的材质是田野研 究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可以将这些资料转成数字存储格式 保存。另外，在存档之前，对原有的调查资料应按一定的方法进行 分类编号，存放卷宗或档案柜上要注明调查者、调查地点、调查日 期及类别、内容等，并且要备存多份，防止人为丢失以及方便检索。存档的房屋要求能防火、防水、防虫及防止日光照射，保持恒温（16-24℃）及恒湿（40-50%）；在存放照相底片、录像带、录音

带的地方，需要较低的温度（17-20℃）及湿度（30-40%）。实物 标本最好送博物馆保存，那里有技术专家和专门设施，利于搜集品 的长期保存。

关于人类学各种调查资料的存档及保存方法，M.A.Kenworthyt 等人著的Preserving Field Records: Archival Techniques for Archae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保存田野记录：考古学 家和人类学家的档案技术》，1985）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并介绍 一些运用自然科学的新的保存手段，可参看。第九章 民族志撰写 第一节 什么是民族志

第二节 民族志撰写的多种形式 第三节 民族志著述的规范

第二节 民族志撰写的多种形式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 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 百态，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 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 代。

一、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 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可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 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期对异族的描述 多有想像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 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像，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

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 行的见闻，如《马可²波罗行记》，是地理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 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 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其中一 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的关注，如库克船长在 1768—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 学者所重视，如赫恩（1745—1792）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 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他描 写了他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 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 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 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

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 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 广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 资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 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 常生活的多个方面。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 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²泰勒撰写《原始文化》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 时候，他应该感到了已有民族志记录的缺隐。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 《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1874年初版），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 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大纲，以便 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这是

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事件。这个指导性的 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 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第二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

先有民族志很久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 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 规范支撑起“科学”的时代。西方国家是从1840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 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 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 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去影响他人 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 学教授乌瑞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 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从1874年到1912年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 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

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 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 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 居住在土著人之中”。在这个期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 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 人物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 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 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 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凌诺斯基是带 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 学方法的反面教材，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 一边参考该手册的。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凌诺斯基的个人际遇《西

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凌诺斯基于1884年4月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 夫，在1902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 子。190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 数学。他在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 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 年，塞利格曼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等人正好要到 澳大利亚开会，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起航。学术会议结束后，他开始去做 实地调查，这时是1914年9月12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当 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 友汉特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写了许多信给有关人士为 马凌诺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凌诺斯基的谣言兴起

时，为他说话。他在1914至1918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 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 一次的调查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 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的基础以及他 1920-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 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 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 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 上的分离或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凌诺斯基在自 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 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年，哈登率领里弗斯塞利格曼等人在托雷 斯海峡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 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过于简略

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 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里弗斯在1906年出版 《托达人》。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 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 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 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 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 员和研究员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 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 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 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 全然不同的。“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 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凌诺斯 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径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

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采用土著人的语言工作，开 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 下来。随着自己语言知识的进步，他记平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 句子，直到最后，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 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厄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没有做到的，也是布朗在做 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马凌诺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 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 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 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

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 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 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

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民族志 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 事，拉比诺的这本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 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 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 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 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 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的混混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 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 用他。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 后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后蔚为风 气，相继出版了杜蒙（1978）的《头人与我》、克拉潘扎诺（1980）的《图哈姆》、杜外尔（1982）的《摩洛哥对话》都在尝试怎么在

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 他们在1984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 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 各种创新。

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 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 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方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 合的方式，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如旅游读物、小说、历 史记叙）的边界互动，社会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 主义的风格，如《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98）是 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 政治和策略等，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这两部著作的出版 影响极为深远，是人类学思潮的一个分水岭，它们使人类学家更深 刻地认识到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并进而关注这样一个事 实：人类学似乎已经不再能够完成其传统任务，提供“异文化”生活的整体、客观描述。这无疑把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 威放在了被质疑的位置，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人类学者应当 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以及为什么描述。《写文化》是民族志进入新 时代的标志，也昭示着人类学反思时代的最后确立。以后，一些人 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上只是提出问题，却没有提供答案，于 1998年结集出版《写文化之后：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试 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但结果并不理想。

三人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个时 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时 间短，语言又不通，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除了若干 直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像。第二个时代好 似和亲远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婚后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 为的事实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媳妇回娘家，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 都是相信的，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 复杂得多，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不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 “科学”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民 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实，得出 的结论是科学，那么，读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不相 信民族志。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 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 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

二、民族志撰写的三种模式

（一）“传送带”——现实主义民族志

源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有人把早期的纪实作品比作知识 传送带式的模式是十分形象的。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写实性民族志透过部落 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制度、宗教仪

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形貌。因为他们“到过那儿”（being there），并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人们一直 认为这样的的作品是真实可信的。马库斯、库斯曼在《作为文本的 民族志》（1982）的一本小册子，把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称为“现实 主义民族志”，并论述了它撰写的9个方面的特点：

1．民族志的叙述结构是全貌的民族志，逐一考察文化的组成 部分或社会组织，提供关于地理、亲属关系、经济、政治和宗教等 方面的详细图表；

2．民族志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权 威叙述者在叙述客观的事实；

3．个人的存在通常被埋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一个规范 的角色模型；

4．提供地图、图表和照片作为“真的到过那里”的象征物； 5．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事件，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的细节； 6．提供资料，并忠实地表述当地人的观点；

7．写作风格趋于一般性描述，而不是对个别事实进行细致的 探讨，被研究的个别事项（仪式、婚姻、政治组织等）很少具有个 性，而是具有典型性（典型的仪式、典型的婚姻等）； 8．使用专业术语；

9．对土著的概念加以注释。

（二）“深描”——解释人类学民族志

20世纪60年代，对民族志方法的挑战和质疑，以及人类学反思 意识的兴起，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空前的危机。马凌诺斯基田野日记 在1967年的公开出版，也使得民族志的学术声誉受到根本性的怀 疑，有人从根本上怀疑民族志的可信度。这给人类学以致命的打击。

为拯救人类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异军突

起，他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 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出于 拯救民族志的目的，格尔兹借用赖尔的“深描”这一术语，开创了自 己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深描”式显微研究法。

格尔兹认为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深描”将任何一种人类行为 和文化现象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进而揭示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

“文化语法”。而他所谓“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 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提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 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在格尔兹看来，文化分析是探求 意义的的解释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关于“如何著述一 种文化”，格尔兹强调文化记述和叙述之间的“深入浅出”。深入，反 映在深描，即记述一个文化上，他与地方或特定场景下行为者的共 识；浅出，则表现在他深描之后的解释上，即与读者之间易于理解 的表达方式。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 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 关系，而“民族志就是深描”——对社会活动进行具有丰富意义的、全貌的描述。阐释人类学民族志书写模式的确立，使文化书写的技 巧从堆砌事实转化为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和交流。利奇描述了这 种转变，认为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列，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

术；就像小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个情节。格尔兹的 《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习俗的记述》就是他为我们提供的 阐释人类学“深描”文化撰写的一个经典文本。

（三）“多声道”——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以往的文化撰写模式进行 了反思，确立了被称为“实验民族志”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特征鲜明 的倾向和主张，主要有：把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作为民族 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 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注重对文化的阐释；珍视民族志的文学性，注重修辞、讲究文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 写取向技法。

马库斯、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 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 主义实验文本。现代主义民族志是最具有实验精神的民族志，前两

种实验类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面向对象本身，朝对象纵深处开掘或 剥离对象上附着的杂质以“提纯”为对象，这与传统民族志表达的是 同一方向的努力，是对象取向。而现代主义民族志体现出实验者努 力摆脱这种研究及表述的单向度，从对象那里抽身出来，反观自 身，是互动取向和自我取向。现代主义民族志有四种修辞策略：对 话、话语、合作文本和超现实主义。

对话文本的共同点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人类学者和报道人的对 话上，从而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认识论问题，如爱 伦诺²博文《重返笑声》，描绘她在田野工作中的伦理困境，让²布 里吉的《永不生气》再现作者如何克制田野工作中油然而起的恼怒、敌对情绪，又如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杜蒙的《头人 与我》，以及卡斯塔尼达的《唐望的教诲》等文本。另一个共同点 是大量采用民族志作者的田野记录和日记，其中布满个人回忆、情 绪、感受甚至梦幻，如《唐望的教诲》讲述“我”与萨满唐望的精神

交流，其间萨满的通灵术和致幻剂引发幻觉发生信念与心态的转变

而“土著化”，谢泼德的《爱之叶》写“我”进入喀麦隆南部雨林的恩图 穆部落收集解释他们的格言并从中提炼出用以反思西文化的智慧。特别是柯文²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它一部略加编辑的访谈录，有意不事修饰，以暴露现民族志如何通过对田野原始记录进行“干净 利落”的文本“深加工”，从而掩饰其异文化表达的真正目的，也显示 了田野工作者貌似权威的论述实际上依赖的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可靠 的资料掌握。

利用话语来实施的修辞策略是指“按照语言互动的修辞魔力和创造 性来建构文本”，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 种主动性”。法弗雷特—萨达的《致命的语言：博卡吉人的巫术》写 “我”亲身卷入一场法国农村的巫术话语交锋中，以“我”的切身体验来 修正其本文化读者的错误“先见”。

合作文本是指由报道人和人类学者共同创作的文本。传统民族

志中报道人为人类学者提供信息，人类学者进行概括文饰，报道人

只是“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声音”，他的声音被人类学 者“滥用”，他的“生命”被概括成人类学者的“事实”。合作文本的一个 突出特征是文本的编织运用类似于音乐织体法中的复调形式，让不 同的声音、观点在民族志文本中平行展开。这样的文本如伊安²马伊 耐波、拉尔夫²布尔麦尔的《我的卡兰乡村鸟》。

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实验可举文森特的²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 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为例，这是现代主义实验中“最具挑战性”的 一个文本。它提出一个难题，如何表述和解读个人的内心体验。

三、民族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

（一）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从民族志的整个知识生产流程来说，这部书代表的普通的民族 志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的对象。

（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把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的对象。

（三）贝特森的《纳文》

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的对象。

《人类学方法论》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田野工作: 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参与观察: 研究者生活于研究对象中间，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形貌及其内部深层次的理由。为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同生活、同劳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透过参与观察，研究者得以观察研究者对象是否“言为心声”。

3．跨文化比较: 指的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志报告中抽样，把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藉以说明或验证假说，探究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及文化差异性，并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通则。

4．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 他从1930年起从事跨文化比较研究，并于是193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在人类学家默多克的领导下，先后收集了800多个不同时期人类社会有关地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民族志资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区，进行项目分类，并制成档案，于1949年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

5．主位研究：即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6．客位研究：即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7．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调查方法：是一套快速收集村庄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农户意愿，并评估其发展途径的田野调查工具。它的宗旨是要通过外来者的协调作用，鼓励唤醒当地社会的参与意识，把发言权、分析权、决策权交给当地人，促使他们加深对自身、社区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与发展工作者一道制定出合适的行动计划并付诸于实施。

8．“深描”，就是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着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提示其多层内涵，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9．实验民族志把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作为民族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注重对文化的阐释；珍视民族志的文学性，注重修辞、讲究文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写取向技法。马库斯、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

二、填空题

三、选择题

四、应用题

五、简答题

1．人类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田野调查、非正式访谈、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客位研究、文化残存法、PRA调查法

2．田野调查的技术有哪些？ 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调查座谈会、问卷调查、文献文物收集法、概率抽样、谱系调查、定点跟踪调查

3．简要评述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优点是为文化人类学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打下了基础，缺点是社会现象太复杂，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太多。

4．田野资料整理的原则有哪些？ 取舍原则、关系原则、妥善保存原则 5．简述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1.自发、业余 2训练、专业 3反思 6．简述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詹姆斯和乔治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六、论述题

1．人类学田野作业中“文献”的意义何在？ 帮助我们了解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参考、帮助写提纲

2．人类学家在研究自己民族和他民族时各有什么优缺点？ 3．论述民族志的研究过程。1资料整理概述 2归类 3技巧 4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 5思考与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