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一篇：仅靠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仅靠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难以应对人口老龄

化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

2024-4-14 6:04:39来源：《 人民日报 》（2024年04月14日 05 版）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关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不高，只要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因而存在缺陷。如果完全以此来指导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设计，难免会带来一些偏差。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当前人类社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老龄化现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这些方面的发展进步使人类社会的死亡率率先下降，继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从而使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逐渐凸显。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结果。当前，纵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多少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例如，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很高的德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没有解决它们所遭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反，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探寻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而绞尽脑汁、百般苦恼。因此可以说，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虽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然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通过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二是人口严重老化使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受阻。虽然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有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在一个人口严重老化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不断进步何以可能？众多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向纵深演进，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动力也会逐渐趋于衰竭。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动力本身也会出现老化倾向，而劳动力本身老化对劳动生产

率提高与科技创新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毕竟，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是不及年青人的。目前，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也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拖累，仅靠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愿望很容易落空。

三是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将导致为老服务成本上涨。在一个深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人力资源是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老年人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等属于传统的服务业，这一领域的很多工作主要依靠的是人的活劳动，不是通过使用机器就可以取代的。因此，为老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要远低于工业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依靠科技进步有效解决为老服务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老年人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等费用将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上涨。这一点，从近年来我国保姆市场价格迅速攀升中可见一斑。

第二篇：银行业应对人口老龄化

银行业应对人口老龄化

为纾缓银行流动性紧俏所带来的同业拆借利率高企、信贷紧缩甚至信贷利率走俏等问题，目前，半数上市银行正借助发行金融债来缓解流动性压力，仅交行等七家银行预发的金融债规模就达4476亿元，其中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因发债成本更低而备受青睐。

通过金融债等主动负债方式管理银行流动性，传导出了相当积极的市场信号。在当前通胀压力高企下，通过变通手段揽储既成本高企又成效有限。而金融债普遍属于到期偿付的主动负债品种，银行可主动发行不同年限的金融债而有效改善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等风险，并通过对主动负债产品的期限结构分析，从而提高流动性风险管控水平和效率。

与此同时，目前金融债在法律上不占用贷存比指标，也无需计提存款准备金。因此不论是综合负债成本还是流动性风险管控成本，相比被动负债的存款要低且易于识辨。另外，部分银行考虑去香港发行金融债，则不仅负债成本更低，而且有助于缓解银行互持金融债所潜藏的流动性风险串联问题。长期以来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普遍存在互持对方金融债等现象，即目前大约51%的次级债等为银行互持。

目前，监管层规定银行发行次级债等金融债规模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且银行互持次级债需从其资本金中扣除、并计提风险拨备，这意味着部分银行选择在香港市场发债，从动机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从发行金融债目的则倾向于补充附属资本，而非开展经营型主动负债业务。这客观上降低了银行积极开展主动负债运营的积极性。

当前，金融债等主动负债的低成本确实吸引银行发行金融债融资，但国内银行间市场中金融债利率普遍低于同期存款利率，源自于存贷款利率管制压低债券收益率，是利率非市场化的风险资产价格扭曲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目前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利率较低：一则源自香港市场人民币投资品种不足、人民币回流渠道逼仄，压低了利率；一则由于香港地区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基于利率平价定价法则，香港地区的人民币资产实际收益主要源自于人民币渐进、可控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收益，这客观上压低了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利率水平。

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推进和通胀压力，金融债利率将取决于风险资产的风险概率分布和发行银行的信用、风控能力等，国内银行金融债利率要么伴随市场风险升水而走高，要么以低利率金融债将面临有价无市格局。同时，香港市场的人民币低利率取决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水平和人民币金融债的市场流动性等，若人民币升值幅度有限、可预见性进一步下降以及香港市场流动性差，那么香港人民币债券利率必将走高，比如目前香港首只人民币IPO首次开盘就下跌7.8%，反映香港人民币市场更多是个投机逐利市场，其交易秩序尚无法承载资本类资产和长期债券品种。随着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高储蓄—高投资的资源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银行存贷业务模式的基础自然也将发生系统性改变。即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赡养率的提高必将使居民储蓄率呈持续下降之势，银行揽储成本持续走高，牵制基于存款的信贷业务发展规模。因此，构建主动负债性经营业务发展模式和机制，通过发行经营性金融债而非资本型金融债，开展负债管理型业务和中间业务是未来银行业务转型的主导方向。我们期待这次银行发行金融债缓解流动性压力，能为主动负债业务模式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三篇：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这种变化既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

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现状 1.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32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举足轻重。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如上所述，由于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

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24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4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24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4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因此

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益突出。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24年的1100万，到2024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一）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昕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

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诸如“活力”。

（二）人口老龄化考验社会养老保险机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在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24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3：1.预计到2024年，领取养老锦的退休者将超过1亿人，供养比例将达到2.5：1。

（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老龄人 老龄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息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然而，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尤为突出。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城市形成了不少“四二一”家庭结构，目前很多年轻人需赡养思维老年人，如果社会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养老场所，照顾老人将是年轻人的重负。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一）改变传统老龄观：从“健康老龄化”向“积极老龄化”转变

“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和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中若有较大比例属于健康老龄化，老年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到制约或缓解，则其老龄化过程或现象就可能是健康的老龄化或成功的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它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是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者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精神，超越健康老龄化这一较为传统的观念，实现向“积极老龄化”观念的转变。

（二）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十分推崇家庭养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非常典型地宣扬了养老责任高于个人发展的理念。多少年来，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养老模式，在促进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这一模式收到了挑战，但我们仍然坚持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还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使社会化养老成为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培育：

第一，积极培育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初步成长阶段，他们的发育需要国

家的法律和制度促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支生力军。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多向老龄事业投资，减轻国家公共资金的投入。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创新多种服务方式，推进社会化养老。老年产业可以把服务延伸到准老人，在保险、理财、住宅、保健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服务，让准老人做好进入老年期的各种准备。

第三，发挥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优势。我国社会力量养老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以社区为依托，推行居家养老，这是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举措。在社区养老能更有效地利用既有资源，老年人也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安度晚年。

（三）发展老年医学，延长“生活期望寿命” 我国自然人均期望寿命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但老年群体的生活期望寿命在世界上还比较低，即居民的健康生活时间较短。因疾病、伤残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沉重负担。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各项医疗费用的进一步增加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负担。解决医疗负担过重问题是解决一系列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实现医疗资源的平衡性，特别是要做好老年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为老年人

提供适当、及时的初级保健照顾。这主要包括疾病的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医疗管理和后期照顾等环节。发展老年医学是解决老龄化带来医疗费用增加问题的重要途径。因为越早发现疾病，就越容易治疗。如果保健系统错过了及时诊治老龄病的机会而造成了老龄病的增加与恶化，就会进一步增加社会负担，加大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四）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及老年人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保障。

（五）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利用老年人才 适时提高劳动年龄的上限，是劳动年龄人才比重和供养系数保持在有利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表明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养系数低，有利经济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低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和供养系数加大而制约经济发展。我国以59岁为劳动年龄上限，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确定的。5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0岁，如果退休年龄扔维持在50年前的水平，则对于劳动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应对都不利。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和产业，适当放宽推许年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开发和培训学习提高人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延缓退休年龄，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各地可以建立老年人才库，合理利用老年人才，使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例如教师、医生、律师、科技人员等重返职场，或者投入社区，加入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行列，缓解我国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压力。

第四篇：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近年来，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坚持以满足养老需求为目标，不断创新理念、思路和举措，不断优化养老模式、机制和服务方式，不断加大养老保障体系、服务体系和老年维权体系建设力度，在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效推动了全市老龄事业的全面发展。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在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加快的形势下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经验和做法为政府搭建了一个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桥梁，通过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引入社会力量，合理配置资源，创新了城市老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同时应当积极鼓励全社会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助推“民办公助” 这种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形式，政府可以花小钱办大事，这是我市今后机构养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并强调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应当加强服务与管理，要按照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制定服务标准，进一步提高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兰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省人口最多，最集中、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市。兰州市的发展与繁荣，在全省最具有示范带动效应。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把老龄事业发展作为党政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城市文明建设创建活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特别是城关区区委、区政府面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日趋严峻的形势，坚持科学发展，创新思维，积极探索适合兰州特点的社会养老服务新路子，率先在西北地区创办了由“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机构监管、老人受益”的虚拟养老院。虚拟养老院的创办，破解了当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诸多难题，开创了我国养老服务的先河。在全省和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得到国家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的充分肯定，并将其作为“城关模式”在全国推广。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推广养老服务经验、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打造养老服务精品、促进全市老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必将对全省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挥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

借此机会，我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是要充分认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满足广大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多种需求，已是摆在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面前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根据全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最新统计，截止至2024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5万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210.58万人，分别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2.32%和8.23%，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我省人口老龄化具有来势猛、增长快、“未富先老”等特点，又存在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空巢老人”、高龄和失能老人不断增多，要求提供社会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而我省的老年福利设施总量少、功能单一，远不能满足广大老年人的需求。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十分紧迫，刻不容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老有所养”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增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建设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要坚持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建设。我国养老服务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由于我省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级政府应切实履行在规划指导、政策扶持、市场培育、服务示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责，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建立专项资金，制定专项计划，扶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对社区（村）养老服务中心（站）的建立或运营给予补助，或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奖励。同时，采取购买服务、提供场所等扶持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家政服务企业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要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通过税费优惠、资金补贴等扶持政策，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民间组织、保险公司及个人等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兴办养老机构，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服务需求。

三是要加强指导，建立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工作机制。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是养老服务事业工作机制的创新，是民政工作“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具体行动。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指导，研究制定老年人服务机构建设、护理服务、设施管理、机构运营等各项服务标准和管理制度，做到管理有办法，建筑设计有标准，检查监督有依据。各级老龄部门要认真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协助民政部门抓好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工作，推广居家养老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协调有关部门参与谋划，积极扶持，重点抓好公益性岗位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日间照料室设置和空巢老人日常服务，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探索为老服务的形式、办法和途径，规范管理，多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协调有关部门抓好社会化养老养老机构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促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良性发展。

四是要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是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有效方式。城关区创办的虚拟养老院，为全省树立了榜样，为社会养老服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提高和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大家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学习借鉴城关区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深化养老示范活动，创新养老服务方式，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提升养老服务能力，把示范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同志们，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功在当代、造福老人、惠及子孙的大事，也是为我们的明天创造更好的养老条件。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为己任，努力工作，勇于创新，为加快我省养老服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努力。

第五篇：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一、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我国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变所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密切相关。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2024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出，如果我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那么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从2024年到2024年期间将会达到高峰，其后将会转为负增长，但10亿以上规模的高峰平台将一直持续到2024年左右。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如果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停止后，我国很快就会面临劳动力的数量短缺问题。

（二）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

老年人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事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关系民生和国民健康素质。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加速度和GDP的增加速度。2024～2024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平均每4年翻一番。2024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1.23%。预计到2024年将占到1.41%，2024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2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24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

（三）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远远大于城镇

目前和未来几十年，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过城镇，面临的压力也超过城镇，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我国流动人口的80%以上来自农村，80%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但这部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又来到了城镇，凸显了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加大了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的难度。

家庭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农村过快增长的老龄化问题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除比较完善的“五保”供养制度外，养老保险、低保、计划生育户奖励扶助、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为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缓慢，难以满足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与城镇老年人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当前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调整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治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进而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扩大就业基地、人口红利最大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因为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虽然现在已经经过了那场下岗的风潮，但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仍旧处于失业之中，甚至还会有一些永久被劳动力市场所拒绝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他们或许因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但这只是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负担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评估出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83.1%降到了2024年的68.6%，并且因为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业培训以及信息服务，一部分劳动者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好人口红利，以至于劳动力的短缺都不容易解决失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还存在自然下岗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见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就业的扩大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府效率和社会就业服务的提高。

（二）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基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之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高效的教育系统也是一条连接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渠道。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学习领域的扩大以及教育，长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所花费的时间关系到中国进修教育的发展。至于健康，我们应该识别并把握住提升对公共卫生质量重要的领域，包括青少年的健康，女性生殖健康，劳动者的健康以及工伤保险等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形成效率。此外，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为人力资本提供正确的回报，并鼓励和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另外，市场应该配置准确的劳动补偿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三）转变养老金支付方式

把我国的养老金支付方式，从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过渡到一个完全资助的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处于现金支付的基础模型阶段.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来扶持。然而，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这种模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支付危机。另外，完全自主的个人储蓄养老基金以及支付系统可以鼓励人们为其退休再建立一个托管的个人账户。在这种系统的帮助下，可以同通过资本市场投资来保留和增加养老金的价值。在市场，参与者就要承担所有的风险，而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市场选择来提升资金的管理与治理。鉴于人口转变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在老龄化到来的时期准备好退休保证金，并建立一个中国独特的可持续的退休金制度.我们现在应该确定从现收支付的基础系统到全面资助模式的方向转变，同时制定相关的过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