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与法治

第一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与法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

5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交流有了前年未有的快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各国争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既然经济全球化能带来益处，其它领域是否也存在全球化的可能？比如环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恐怖组织犯罪这些跨国问题，单靠一国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和配合。针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大量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使其不再是一国内政，随着调整这些领域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法律全球化呼声再起。

法律能否全球化，各国学者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主权的体现，作为主权象征的法律是不可能全球化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切实可行，法律全球化是西方霸权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而应是政治多元化、法律多样化。罗豪才甚至发表《警惕法律全球化理论》，对此全面否定。

与我国一些学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法律全球化的激进主义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女法学家马蒂甚至提出了令人向往的世界法，在其代表作《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世界法美景。在世界法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年轻学者也认为对法律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客观对待，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需要有法律全球化的框架，法律全球化有利于人们实现自由交往，苏州大学苏永坤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甚至提出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

法律能否全球化不在于人们的争论，而在于世界各国法律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应是各国普遍尊重、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法律所接受，以此原则来影响各国的立法进展，使各国法律尽可能体现这一原则，而并非要求各国法律一样，尽管各国法律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法律影响，法律原则是相同的，这也就是法律的全球化。

世界各国法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是法律全球化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世界法理论的实现虽然遥远，但他们真的找到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从自然法学派提出“天赋人权”开始，各家各派对人权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说，但不管怎样，一个现代开明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人权的呼声，体现人权的价值，现在的法律中，人权一直居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因为人权是现代国家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实现人权，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有最高的地位。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不讲人权，只是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我国对人权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对话了，1998年，我国就加入了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加上已经发表的12份有关人权现状的白皮书，我们融入人权国际大家庭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要求法律体现人权，表现人权精神，追求法的终极价值。如果只将人权口号写在公约上，人权只不过是一张廉价的标签，人权要想在生活中存在并实现，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人权的存在离不开法治，人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法治的主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要求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具有共同性，法律保护人权的特性也要求法律倡导法治、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加入WTO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提出了挑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保障，而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应是一个充分保障人们行使权利，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美好社会，从这一点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离不开人权，也不应离开人权。

依法治国注入人权的内核并非在为世界法鸣锣开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应忌讳讲人权，也不能回避人权。人权、法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欧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久的将来将是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我们应看到在环境保护、经济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律全球化已深入开展，并大有向其它领域扩展之势。诚然，世界法的美景离人类太遥远，但人权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天天存在，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同时，关注法律全球化、研究人权作为世界性话题的存在合理性，以此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是当前我国法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权不仅是美好字眼，也是我们权利的核心，我们对全球化下的人权不应躲躲闪闪，与其让别人时不时拿起人权大棒敲打一下，还不如在人权论战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人权，以人权作为的内核，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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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优势，于是苏联解体形成的权力真空使尼克松时期一度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

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遂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尽管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最初提出的“十四点”宣言，如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的确是基于威尔逊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 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苏联在列宁执政的后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外交政策目标迅速转向扩张苏联的国家利益，此后，自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则完全因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对被奴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从属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追求。因此，美苏冷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在道义上证明自己站在历史正义面的工具。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

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freeeconomic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

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

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

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并以意识形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

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of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

“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8。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的军事强

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24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10。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24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

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2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

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1][2][3]下一页，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强了岛内的

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15，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

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臵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levelplaying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臵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

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0。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ofcompliance）”21。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4。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

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5，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西方跨国公司究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对于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获得垄断性利益增强了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对西方跨国公司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27。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经济和政治意识

形态，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华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

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臵，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

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 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

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31。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22。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

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尤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华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全文共计15,350字）

1Williams,TheTragedyofAmericanDiplomacy,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版。

3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nbs上一页[1][2][3]下一页

p;4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5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24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24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24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安。

10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4.11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4.13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24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24年第3期P56。

14DavidLague,“Taiwan,GoodbyetotheMainland”,FarEasternEconomicReview(online),Issuecover-datedFebruary07,2024.15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

府，因此，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24年1-2月号，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24年第3期P55。

17BeginningtheJourney:China,theUnitedStates,andtheWTO---ReportofanIndependentTaskForceSponsoredby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前言。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19同注18。

20同注17，P20。

21同注17，P23、24。

22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规则丧失兴趣。

23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曾在2024年1-2月号《外交季刊》中撰文“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

24同注17，P21。

25AndrewMurray,“ChallengeintheEast---TheUSisusingthewaragainstterrortoestablishnewbasesaroundChina,itsemergingrivalinAsia”,TheGuardian,January30,2024.26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三网合一》P69-70，P136，中国审计出版社2024年1月第1版。

27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迄今仍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十分警惕。见StanleyHoffmann,“Class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HubertVedrineExplainsFrench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Jul/Aug,2024.28BenjaminSchwarz,“WhyAmericaThinksItHastoRuntheWorld”,TheAtlanticMonthly:June1996.29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0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24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为7.92%，是中国的1/3。比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31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内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独霸、并竭力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杠杆。

32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地，并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33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臵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对维护国家利益如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

34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转向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35由于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的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那样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只能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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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推荐]

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

开放

评阅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姓

名 学

号 所学专业 所在院系

经济理论专题 2024—2024学年第二学期

乔桂香 李娇娇 201511231001

伦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2024年8月5日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之一。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全球化深深地影响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本质，由竞争到合作，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提供各自的优势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劳动力、消费市场等，整个国际市场形成一个整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也迅速从一个国家影响到全球各地。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大影响。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功地走过来30年的辉煌历程。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再到建设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以及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经济危机之下，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挑战及是机遇，后危机时代，中国应该把握发展机遇，坚持科技创新与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企业改革与产业转型，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关键词：全球化；对外开放；经济危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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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basic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n the world today.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ffects deeply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rade, from competition to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closer together.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ir advantages, including technology, resources, labor, consumption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a whole.With the constantly advancing and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economy closely linked together, it makes an economic crisis is also rapidly impact from one country to the world.08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serious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in today's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s economy also suffer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financial crisis.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successfully came over 30 years of glorious history.From introduction to go out to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all-rou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arefull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us to adhere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urther, opening wider to the outside area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n and form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new advantages, it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Clearly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to the party's 18th,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improve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multiple balanc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open economy system”, “focus on cultivating new advantages of open economy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open economy.Under the economic crisis, still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the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the post-crisis era, China should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dhere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open economy.Key Words: globalization;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economic crisis;inno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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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言.....................................................................4 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4 3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5 4 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6 5 经济危机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7 6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8 7结语......................................................................9 致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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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引 言

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的建立，对外贸易的扩张，经济开始全球化的步伐，伴随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战后重建困难重重，全球化的合作是唯一出路，随着世界性的组织和机构的建立，世界贸易加速发展。和平与发展是战后世界的主旋律，中国把握这一发展大势，进行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好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体系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繁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08年开始于西方国家的金融次贷危机突然爆发，全世界经济陷入泥潭，中国也受到严重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中国该如何有效面对这一挑战，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路该怎么走，将对未来中国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全球化与对外开放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探索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相关的研究非常丰富，也取得很多的学术成果，被各国政府所采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也不例外，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对改革开放重要意义的探讨到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发展，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然而，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场噩梦，各国都面临经济复苏的巨大压力，新的世界环境下，中国该如何面对?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且现有的一些研究都是从具体的某一角度出发，没有对全球化这一发展过程有整体的把握。本文从全球化的内涵着手，综述全球化的深刻意义，然后整体性、历史性的角度出发回顾中国全球化及对外开放的进程，简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国在面临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找寻新的发展出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这是本文研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向。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之一。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全球化深深地影响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本质，由竞争到合作，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提供各自的优势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劳动力、消费市场等，整个国际市场形成一个整体。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如何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内涵，国内外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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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学者考证，“全球化”这个词最早由美国学者Theodore Levitt于1985年提出，用来形容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巨大的发展变化。他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的各个领域在世界扩散。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依赖性增强。目前，国际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来自世界经合组织1993年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货物、劳务、贸易、资本和技术均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流动与转移，国家之间生产和市场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另有学者从全球化的影响来阐述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改变收入分配状况，并且经济全球化会对世界政治的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于全球化的概念也存在不同观点和看法。程恩富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通过各国经济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调整世界经济，使之趋向于整体化。史世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首先由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推动下形成的一种客观趋势。国际市场越来越统一，世界经济将越来越一体化，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和国内市场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大市场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文化交流将越来越强。吴易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占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产业进行的结构调整。

结合中西方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为满足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市场为纽带通过贸易手段与其他国家交换产品、劳务、原材料、技术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依赖加深，联系更加紧密。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和体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虽然全球化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提出，但是全球化这一过程开始的时间却要很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尤其在地中海沿岸贸易最为发达，13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16世纪，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内工人分工细致明确，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封建制度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无法满足资产阶级的野心，统治者们利用国家机器开始不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19世纪中期，英国利用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到19世纪60年代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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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国家都被拿着先进武器的资本主义者们所征服，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由此，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序幕。

二战结束之后，出于打破贸易保护主义，降低关税，加强国家间经济交流，解决经济争议的需要，联合国呼吁成立国际贸易组织，制定国际贸易政策，规范国际贸易行为。1947年10月30日，美国等23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前的过渡。冷战以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加速国内经济改革，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联系，促进本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截止到2024年，共有159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97%，被称为“经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以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经济发展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作为其基本原则。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其目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就业，消减关税，扩大生产和贸易等为宗旨。世界贸易组织在解决贸易争端中做出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处理国际贸易问题时更具有效性，这对于促进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推进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24年的金融危机可以作为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的另一个分界点。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其惊人的传导性，破坏性，广泛性给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破坏，欧元区宣布陷入负增长，日本、美国经济衰退，新兴国家出口骤降，企业倒闭，世界经济整体进入低迷期。2024年的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了冲击，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市场动力没有改变。生产要素、商品、服务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全球化的顺利扩展。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行没有改变，贸易投资自由化为跨国垄断资本提供了可能，这必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极力推行。全球各国间的各种协调机制，合作机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仍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此外，世界经济结构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动。虽然危机之后的经济恢复困难重重，但是危机同时带来企业改革，产业重组，孕育新的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又带来新的机遇。所以说，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改变，经济全球化仍将继续，并且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功地走过来30年的辉煌历程，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以及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对外开放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为依据，把我国对外开放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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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开放的探索阶段

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体制改革相似，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总体上也走得是一条“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渐进式”开放道路，采取的是梯度开发的战略。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式起步。此后，从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再到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开放区；从1990年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到1991年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个北部口岸，及至批准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中国的对外开放渐次有序的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即改变原来的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封闭式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机遇，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全面加速推进的时期。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经济策略。同时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瑞丽等13个沿边城市，进而开放太原、合肥、成都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2024年，国家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至此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同时中国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放宽对进口的限制，积极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其他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效率，特别是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实施出口优惠信贷政策，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税率，使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即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国内的经济发展。

三、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

以2024年11月中国政府在多哈正式签署了文件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即经济国际化阶段。加入WTO 之后，中国开始由局部性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包括电信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都在不断扩大。在贸易、分销、物流、金融、快递、旅游、运输、法律和建设等服务领域吸引外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度增长。同时，中国企业也积极“走出去”，中国进入了“双向开放”的新时期。至此中国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经济国际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总体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康”社会的梦想，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经济危机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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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2024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显著，但尚未造成毁灭性伤害。首当其冲的影响在于进出口贸易。2024年，我国进出口额持续增长，但与2024年相比，增长率明显下降。此外，经济危机对证券交易市场的影响也很明显，上证综指一路下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同时，在面对危机时，我国自身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显现，产业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一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集中爆发，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施加了很大压力。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都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矛盾和冲突，长短期矛盾继续凸显针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本文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一、坚持科技创新与人才强国战略

科技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全球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拉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后危机时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成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而高新产业的发展也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产业转型的压力，我国应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创新之路。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要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必须首先注重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未来我国教育逐步现代化，继续提高对教育的投入，坚持教育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

二、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企业转型升级是必然。本文认为四大产业最值得去关注和调整。

第一个是房地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将走向常态化，作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未来的产业贡献率会下降。第二个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主要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针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提了七个要点：一是新能源，非化学原料即是新能源。二是新材料，就是复合材料。三是信息技术。四是生命生物工程，包括对人们意识的剖析和基因研究。五是节能环保。六是新能源汽车，像电动汽车。七是高端装备制造。第三个产业是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重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服务的水平，既能决定国家产业结构的档次，也是吸纳就业的最重要的产业。第四个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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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个是传统制造业，另一个是轻工业和传统重化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急需解决，企业负债问题也需要扭转。

三、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面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首先，要放宽投资准入制度。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当前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自由贸易区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探索新的途径，积累新经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还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速度。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人力资源、文化环境等原因，开放水平一直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新的阶段，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东西部优势互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但要积极吸引外资，更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增强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达到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结语

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内涵，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策略。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停滞或者倒退，经济危机虽然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济危机也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也在全球经济规则中逐步加大了话语权。后危机时代，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我国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不断深化改革，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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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做为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做为一位本科不是伦理学专业的跨专业学生，这一年我收获很多，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悉心耐心的教导。学习伦理学一年多的时间，每天上课，与老师交流，向师兄师姐学习，这些使我从一个门外汉到今天对伦理学有了一点点认识与感悟。这里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这条路还很长，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继续前行。虽然这是一篇课程论文，但是对我来说有难度，更有意义，对我更是一次锻炼。无论是论文定题还是相关内容的启发，论文的完成中我得到了乔桂香老师很大的帮助，在这里对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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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24广东乡镇公务员考试申论：法治中国建设与人权保障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自去年始，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展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这次改革的重大内容和最显着的主题。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标志着各个领域分头推进的法治建设阶段已经结束，基于顶层设计的整体推进的法治建设新阶段开始，也标志着国家“全方位一体化”的法治观形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能力，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加快建设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个案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既清晰又务实，这一切都反映在了法治与人权保障机制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及时回应上。

立法是否科学，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好是坏，社会应有发言权。2024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实行了50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法治不健全、社会治理能力不高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人权发展环境的变化，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宪法法律权威，依法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顺应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大势。实行了4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对此项政策加以调整完善也是水到渠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依法作出决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随即响应，相继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确保此项政策依法落地。

执法是否严格，执法是为民还是谋私，是文明还是野蛮，社会公众自有公断。执法必严，执法为民，文明执法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就是让政府权力全天候接受阳光的照射。去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开始了一场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自我革命。大幅砍伐审批事项，权力清单制度快速建立，清单之外的审批一律不再实施。一年多的时间内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达400多项。“法无授权皆禁止”的行政执法原则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全面铺开，实现了从单纯量的精简到质的跨越。除了清权和减权，政府还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减少执法层级，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我们高兴地看到，各级政府正在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的问题，注重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尤其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内，努力做到程序上的步骤清楚、机会平等、方法得当、期限明确，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申辩权、公众参与权和救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通过指导、协商、教育等非强制性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严格杜绝执法简单化、粗暴化的倾向，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司法是否公正，所作的判决是曲是直，当事人需要感受到，社会需要看得到。如何在司法过程中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如何确保司法公平正义，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与创新，更需要严丝合缝的原则与规则体系的支撑。202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共548条，是最高人民法院条文最多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二审开庭、限制发回重审、严格上诉不加刑等保护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的原则与制度进一步规范细化。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以公开促公正成为司法部门的自觉，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除法定不予公开的以外均要求在互联网公布;各级各地法院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造阳光司法工程，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2024年的***案，广受社会关注，在济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庭审时，实现了微博全程直播，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性效果。

进入2024年，浙江张辉、张高平强奸案等数起冤假错案相继曝光，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司法实务部门做出了快速高效的反应，依法予以改判并予以国家赔偿，同时启动对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调查与追究程序。在此同时，司法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更具体、更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保障人权的规定，探索启动了一系列设计更严密、执行更高效、结果更公平的保障人权的措施。各级司法实务部门相继建立健全了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要求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首次明

确提出要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规定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公正司法的进步，也为司法改革的全方位推进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五篇：中国监狱人权保障

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

半个世纪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性文献。监狱的人权保障，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程度，是整个人权事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５０周年时，研究监狱人权保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究监狱人权保障，首先要解决采取什么样的视角问题。就是说，不能只着眼于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应当同时肯定，国家依法惩罚犯罪分子，是对广大公众人权的有力保障。人权，首要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不能只是站在罪犯的角度来谈监狱的人权保障，而应在强调保障罪犯权利的同时，更要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害人的角度，明确认识到，依法惩罚罪犯，正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纪。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惩罚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当然，惩罚也绝不是为了报复，而是要在惩罚的前提下，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切实实施有效的改造。

中国政府历来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有希望，对他有帮助，当然也要有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罪犯虽因犯罪被判处刑罚，但他仍然是“人”，是中国公民，这正是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的出发点。罪犯是人，监狱就应保障他作为一个人所必须享有的权利；罪犯还是公民，监狱就应保障他作为一个公民理应享有的由宪法规定而又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公民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根据我国一贯注重人道主义的行刑思想，结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时代要求，对罪犯的权利作出广泛而具体的规定。《监狱法》共７８条，直接或间接涉及罪犯权利的就有３３条，并且把罪犯处于监禁状态下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权利写进了法的总则。法律规定的罪犯权利计有：人格不受侮辱权，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合法财产享有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权，检举权；入监时有携带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入监后有获知监狱是否通知其家属的权利；释放后获得当地政府帮助安置权，依照条件获得救济权，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通信权，会见权，依照规定接受物品和钱款的权利，获得包括衣、食、住、医疗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权利；获得行政或物质奖励的权利，依法获得减刑权，假释权，离监探亲权，受教育权，参加体育文娱活动权；劳动权，休息权，参加劳动的罪犯依照规定获得劳动报酬权，获得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权；享有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包括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享有选举权。此外，对女犯、未成年犯和少数民族罪犯，还规定一些特殊的权利。有些权利，虽然《监狱法》 未作规定，但实际是予以保障的，如宗教信仰自由、财产继承、专利申请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既有法律、诉讼方面的，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经济方面的；既有基础性的物质生活，又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既有服刑期间的权利，又有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权利。可见，中国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法律在规定罪犯享有广泛权利的同时，还规定了他们必须严格履行的义务。中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罪犯作为被判处刑罚的公民，更应严格履行特定的义务。《监狱法》不仅保障罪犯个人的权利，也要保障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的权利，强调罪犯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在法的总则中也规定了罪犯的主要义务，即“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在其他条款中，还规定了罪犯的相应义务。众所周知，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享有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基础，履行义务是实观权利的保障。罪犯只有严格履行义务，才能保证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如果不认真履行义务，而是胡作非为，甚至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权利，那么自己的权利也就很难得到保证，甚至可能会受到部分的限制或剥夺。

中国法律不仅规定罪犯享有的权利，还规定了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和手段，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为了保障罪犯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侮辱罪犯的人格”、“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等九种禁止性行为，并且规定，监狱人民警察如有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中国的《刑法》也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等，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为了保障罪犯的申诉、控告等权利，《监狱法》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对于罪犯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为了保障罪犯的生活，《监狱法》规定，罪犯生活费“列入国家预算”，“罪犯生活费标准按实物量计算，由国家规定”，“罪犯的被服由国家统一配 发”，“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为了保障罪犯依法获得减刑、假释权，《监狱法》列举罪犯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等六项重大立功表观的，作出“应当减刑”的法律规定，并且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或假释）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 月”。为了健全监督机制，《监狱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中国所有的监狱，都有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还建立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视察、监督制度，以及监狱内部的监督体系。事实表明，将罪犯的权利以及对侵犯权利者的追究，以法律形式昭告于天下，不仅世人知道，而且罪犯及其亲属也清楚，充分体观了中国对罪犯权利保障的真实性，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正是有力量的表观。

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监狱重视罪犯的物质生活保障。监舍力求坚固透光，通风保暖，整洁有序；监区环境力求绿化、美化、净化。据１９９７年统计，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１０２元，实际消耗粮食２１．９６公斤，食油０．７２公斤，蔬菜２５．０９公斤，肉食１．９公斤，鱼、畜、蛋、豆类１．４２公斤，每人每日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为３３４３千卡。近几年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放开，为了保证罪犯生活水平不下降，许多监狱为罪犯食堂划出菜地，建立禽圈，发展“自种、自养、自加工”，产品扣除种籽（幼畜）、化肥、饲料等必要的成本后，全部提供罪犯食用。为了维护罪犯的身体健康，中国监狱系统形成了由省监狱局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基层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防疫网络。１９９７年，罪犯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３．７人，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１２．７６张，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一个还有５０００万人口没有脱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罪犯物质生活能保障到这样的程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如此，中国监狱还规定了保外就医制度，对身患严重疾病、监狱医院难以治愈的罪犯，经监狱当局批准，予以保外就医。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三年中，全国有３５００余名保外就医罪犯经社会医院治疗得以痊愈或基本恢复健康。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尚有保外就医罪犯２．７万余名，约占在押犯总数的２％。

中国监狱不仅保障罪犯的生存权，而且更为重视罪犯的发展权。监狱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合格的劳动者，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归宿。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监狱在依法实行严格、文明、科学管理的同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的教育。中国监狱当局认为，监狱不应只是惩罚机关，更应当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学校。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监狱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办特殊学校”活动，对罪犯进行比较系统、正规的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受教育不仅是罪犯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思想教育以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教育为主要内容，约９５％以上的罪犯接受这类教育。文化教育以普及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为主，１９９７年全国监狱共开设各级文化班１．２６万余个，５３万余人入学。自办学以来，经考试，累计已有２２２．４万余人次获得教育部门颁发的从脱盲到大专的学业证书，其中获脱盲证书的达７０．６万余人次。技术教育根据 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需要统筹安排，１９９７年全国监狱共开设各类技术培训班１．３３万余个，７５．２余万人入学，经考试、考核，累计有２１３．２余万人次获得劳动部门颁发的各类、各级技术等级证书。全国监狱共配备各类教师６．４万余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具备教学资格的罪犯担任文化、技术教师。监狱系统的办学活动，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称誉为“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一条特殊渠道”。

中国监狱还十分重规罪犯的精神生活，各监狱普遍建立图书馆、阅览室，举办墙报、黑板报，组织歌咏队、文艺演出队，开展各类体育比赛，大力加强监区文化建设，让罪犯生活在一个健康活跃、积极向上的氛围中。

第二，实行劳动改造制度。法律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组织罪犯劳动，不是为了折磨他们，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引导他们养成劳动习惯，树立劳动观念，矫正犯罪恶习，强化组织纪律性，学会生产技能，掌握谋生手段。监狱根据罪犯体力和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劳动，实行与社会职工同样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执行国家规定的劳动工时制度，保证罪犯享有法定节日和休息日的休息权利。许多罪犯正是通过劳动实践和技术培训，成为熟练的劳动者，有的还成为技术专家和业务能手。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罪犯获国家专利１２９项，获地、市以上政府组织的科技评比奖８５９项，（其中国家级１１３项），完成发明创造项目４８８项，完成技术革新８９０４项。监狱给６８９６名罪犯评定内部技术职称，并发给相应的技术津贴。许多罪犯正是由于在监狱内学会了技术专长，释放后被社会企业聘为技术员、工程师，有的还当上了厂长、经理，被推选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从而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自立于社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实行感化政策，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考虑到罪犯中３５岁以下的占８０％左右，中国监狱要求监狱人民警察象父母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罪犯有病，工作人员亲自照料；逢年过节，工作人员与他们共度节日；罪犯思想有波动，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谈心；改造表现好的，允许他们回家探亲，或与配偶同居，等等。使他们看到希望，感到有出路，有前途。近几年，罪犯受到表扬、记功、物质奖励的，每年都占在押犯总数的一半以上。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罪犯获减刑、假释奖励的，分别占在押犯总数的２３．６４％，２３．５９％和２４．６５％。

第四，动员社会力量，搞好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改造罪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靠监狱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支持。社会参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助监狱搞好对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从国家领导人、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到罪犯亲属和在社会上作出显著成绩的刑满释放人员，都经常给罪犯做报告，讲形势，送温暖，提希望，使他们感到 社会的关怀，家庭的期待，从而进一步稳定情绪，树立信心，提高责任感。二是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监狱法》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目前，全国有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人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帮教工作协调小组，积极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解决生活、就业、婚姻、学习等实际问题，并在思想上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提高他们的“免疫力”，防止走回头路。

中国监狱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一批又一批目无法纪，道德低下、精神空虚、愚昧无知、游手好闲的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纪、讲道德、有文化、会劳动、懂技术的人，成为无害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人，从而真正实现做人的尊严，自身的权利也最终得到全部恢复。西方有些人往往对中国改造罪犯工作不以为然，指责中国监狱强迫“洗脑”，强制劳动，是“侵犯人权”。我们不否认改造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强制性，我们同时强调引导罪犯由被强制到半自觉直到自觉地改造自己。这就如同医生治疗病人一样，医生的根本职责是确保病人恢复健康，但在治疗过程中，有时也必须采取诸如隔离、绝对卧床、禁食或忌食直至施行手术等强制措施，当然谁也不会因此而指责医生。同样的道理，中国监狱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使罪犯以一个守法公民的身份回归社会，这对于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以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怎么能说这是“侵犯人权”呢？倒是在有些发达国家的监狱里，罪犯长年无所事事，可以不学习，也可以不劳动，逍遥自在，甚至是随心所欲，看起来似乎享有了充分的“权利”，但回归社会后不久又重蹈覆辙，不得不再一次回到监狱，形成囚禁——释放——再囚禁的恶性循环，让可贵的生命白白地消耗在狱内，既给公众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又给自身的权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由此，我们想起了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应当说，这才是对“人道主义”最精辟的阐述，最准确的界定。

中国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保障，从总体上讲，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也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基本要求。但勿庸讳言，由于中国是一个基础比较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一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法律意识、人权意识不强，政策、业务水平不高，在罪犯权利保障方面，确实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诸如：有些监狱罪犯生活较差，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有些罪犯的申诉、控告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少数监狱劳动条件较差，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个别监狱警察违法乱纪，打骂罪犯，甚至致死、致残。对此，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客观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监管工作人员与罪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监管工作人员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世界各国几乎普遍存在，中国也在所难免。如何评价这个问题，关键看三条：一是国家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二是发生案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三是一旦发生这类案件，国家是如何处理的。按照这三条来评估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如果不抱偏见，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罪犯享有广泛的权利，明令禁止一切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并在法律上作出准确无误的规定；在中国，侵犯罪犯权利，虐待罪犯的案件年年都有发生，但数量不多，而一旦发生，中国政府都一一严肃查处。我们从不掩饰存在的问题，但西方某些人士所描绘的中国监狱酷刑充斥，黑暗一片，绝对是无中生有的蓄意歪曲。

监狱管理历来是国家的内政，体现着国家的主权。监狱人权保障理所当然也应属于国家的主权，罪犯的权利由国家依法作出规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也由国家作出处理，毋需别人指手画脚，妄加评论。我们在实践中还体会到，罪犯权利保障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割断历史，而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尽管现阶段中国监狱人权保障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行刑思想，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也必将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转载自《中国人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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