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第一篇：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人口流动四大态势分析

作为国家人口计生委2024年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部分调研成果——《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4》于近日在北京举行的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上首发。《报告》指出，2024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未来二三十年，人口流动将呈现四大基本态势。这四大态势是：1.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2.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3.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4.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针对这四大态势我将对其原因进行逐一分析。

一．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但整体逐渐放缓。2024年我国人口流动数量达到2.11亿，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超出了许多国家人口的总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原因主要是：1.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人口流动政策发生了转变，特别是户籍政策的改变为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提供了政策基础与前提条件。这一政策的转变可以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2.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民工的流动构成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3.我国人口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迅速且较为持续。我国人口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一直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才使得我国的人口流动数量的增长得以持续。同时经济发展迅速持续，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据报告统计到2024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左右。但每年新增流动人口由近600万逐步下降到2024年的300万左右，这也就说明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整体逐渐放缓。我国的人口流动的主体是民工，随着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多数城市的工作需求呈现饱和状态，特别是经济发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其表现的更为明显。同时许多民工选择定居工作所在的城市，从某方面来说对于人口的流动规模的减缓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2024年全球爆发了一次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大量的企业倒闭，城市对于劳动力需求减弱，长距离人口流动减少，短期内沿海地区人口集聚趋势有所弱化，出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流动态势，但流动人口继续向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引自（报告））。虽然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活压力仍旧会选择迈向城市，不过他们选择的城市将会以就近城市为主，例如一些省会城市以及一些二线城市。这使得长距离人口流动减少，在短时间内沿海地区人口的聚集趋势将会有所减弱，这和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关联。不过人口向经济发展地区的流动这一大的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经济的发展程度与速度对于人口的流动有着密切关系。

三．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像上文提到一样，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动的方向的影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东

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一直都是人口流入的重点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分布的重心。同时随着我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我国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例如西安、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在近几年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入中西部地区，这使得这些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强，大量劳动力开始转向流入中西部中心城市。这便形成了未来我国的人口流动分布格局——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但我们必须还要认识到，虽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可是东部地区仍旧是我国人口流入的重点地区，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发生改变。

四．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的流动主要是生存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开始涌入城市，他们的工作地和长期定居地是分开的，在城市主要是为了工作，为了生计。他们的长期居住地仍旧是农村地区。最近几年我国人口流动的类型开始发生了转变，逐步有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年龄结构趋于成年化，性别结构逐步均衡，举家迁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长期定居倾向明显。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最为明显的就是我国的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目的不再是简简单单为了生存，提高其生活水平开始占据了主要地位和目的。大量的外来人口开始定居城市，成为所谓的城市人，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人口流动类型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对其转变起到了决定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一转变使得我国的我国的流动人口的民生问题和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压力增大。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定居城市，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子女受教育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人口流动仍旧会保持在2亿以上，以市场为主导方式，以发展为目的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将会是影响我国未来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参考资料《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4》

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数字

社会0801黄永彬学号 0820300101

第二篇：当代中国教师流动问题略析

当代中国教师合理流动问题略析

当代中国教师合理流动问题略析

（东北师范大学选修课作业，仅供参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规模前所未有，大量的劳动资源在区域间流动频繁。我国的教师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种之一，理所当然也是这支流动大军的成员之一。而教师的流动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元的，但是这种流动不尽是合理的，一种合理的流动的建立则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教师合理流动发展必然面临问题

当前，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是我们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这也是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我们应该可以说，人才流动是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哪里需要人才，人才就到哪里去，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鲜明的标志，而教师的流动更是大势所趋。

“教师合理流动, 有利于教师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从而有助于促进师资队伍整体质量的提高。然而,目前教师不合理的流动,已给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不小的危害,特别是严重危害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①。所以我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合理的教师流动，而非盲目趋流的流动，下面我就对我国教师，尤其是我国中小学基层教师的合理流动的必要性和现在存在的问题予以简要分析。②

一、教师的合理流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

第一，教师的合理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然结果。“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国家统一调配, 为单向选择。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双向选择, 既满足了社会用人的需求, 又为每个人提供了自主择业的机会。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 市场经济体制为具有某些方面专长的人提供更为广阔的施展才华的领域和空间。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才资源是最重要最特殊的资源, 人尽其才是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②。而教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建设者之一，他们的合理流动，理所应当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第二，教师的合理流动，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流动是我国目前学校教育发展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教师流动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使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才能使教师队伍保持结构合理，使他们业务水平高，教学质量优，科研能力强。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区域之间的教育差异是很大的，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需要优秀师资的，而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的师资资源是相对充沛的，如果没有教师资源的流动，我们又何谈教育公平呢？可以说，教师的合理流动是有很大自由度的。因此，他们的流动是我们教育发展现状的正常的表现。

二、我国教师流动出现的问题

第一，教师外流严重。我们说教师的流动是有很大自由度的，但是这种流动往往是超出了这个“度“，我国目前的教师流动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转业了，这种情况让人担忧。“大量的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以种种方式离开教师队伍,去从事教师以外的其他工作。从时间上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突出,现在也不容乐观;从空间上看, 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教师流失比较严重。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失控的现象。除了部分教师调动到其他地区继续从教外,很大一部分教师改行从事其他的职业”③。大批适合从事教育事业，已经成长为骨干①汪 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11月，第11期 ②姜文义：《试论教师队伍稳定与教师合理流动》，《普教研究》 1997 年第2 期 ③汪 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11月，第11期

优秀教师人才的教师转业另从他业无疑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极大的损失，如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甘肃省2024年代课教师达32127人,基本分布在农村,占农村教师总数的28.2%。

③从全省范围看,这部分教师差不多承担了全省1 /3中小学生的教学任务”①。所以说这样的人才流失对于学校教学而言根本谈不上质量，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这可能会毁了一代学生的前途的。

第二，教师单向流动严重。“目前的中小学教师流动,主要是在趋利性引导下的单向上位流动,即由条件差的学校向条件好的学校流动。人们戏称之为“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亦即在教师特别是优质师资的流向上,主要是从农村到县镇,从县镇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中城市,从普通、薄弱学校到重点、示范学校,从西部流向东部,从西北流向东南” ②。有数据表明：“山东2024农村中学共调出专任教师6185人;县镇中学调入专任教师9245人,调出8159人;城市中学共调入6960人,调出3858人。农村小学共调出专任教师18259人,县镇小学调入专任教师1335人,调出5315人;城市小学调入专任教师4099人,调出4209人。农村中小学教师减少1.3万”③。这种教师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向城市、向重点学校集中,导致发达地区学校、城市学校、重点学校优秀教师人才济济,甚至严重超编，而普通薄弱学校和农村地区学校由于骨干教师大量单向流失,在教师使用上则捉襟见肘,直接给学校带来生存和发展的困难。我们目前这种盲目的单向的教师流动如任其肆意发展，势必加剧地区、城乡和校际之间师资力量的两极分化,使地区间、城乡间、校际间师资严重失衡,危及基础教育全面、健康地均衡发展。

三、我国教师流动必须合理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合理的教师流动。“教师的合理流动, 是指教师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而又适时分流富余的教师, 辞退不称职的教师, 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一旦形成, 教师队伍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④。正如我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教师的流动是大势所趋，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流动必须合理，目前教师流动不仅没有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配置,反而降低了教师队伍整体效能的发挥,危及整个基础教育健康、均衡发展。因而,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那么,目前,应该建立怎样的教师流动机制呢?我认为我们国家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提高教师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做好稳定教师队伍的工作，减少教师的转业和外流。我们必须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特别是近些年以来,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 教师的待遇有较大提高, 对稳定教师队伍, 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同某些行业、职业相比, 教师的待遇还是较低的。一部分教师为获取高收入、高待遇, 便放弃了教师职业”⑤。提高教师待遇不是口号，不是作秀，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的，让教师成为让人尊敬，让人瞧得起的，生活好的职业，教师队伍自然会稳定发展。

第二，要在政策和待遇上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以解决教师的单向流动问题，广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这种教育失衡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危及社会公平。我们必须给到中西部发达地区的教师以政策上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物质上的安慰，让这些落后地区可以留得住好老师。

第三，可以仿照西方建立教师定期流转制。让教师定期的(如2-3年内)在同一地区或跨地区的不同学校间流动,特别是在重点、示范学校与普通、薄弱学校之间轮换流动,这有利①汪 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11月，第11期 ②汪 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11月，第11期 ③邵学伦：《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山东教育科研》, 2024年

④姜文义：《试论教师队伍稳定与教师合理流动》，《普教研究》 1997 年第2 期 ⑤姜文义：《试论教师队伍稳定与教师合理流动》，《普教研究》 1997 年第2 期

于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优秀骨干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引领、带动更多教师快速成长。这对缩小校际间师资差距,促进师资均衡发展, 整体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无疑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小结

教师流动是人才流动的一部分，对待教师流动必须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流动是必要的，流动才能使我国的教育“活”起来，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需要。但是教师必须形成合理的流动，否则会给个人、学校、甚至整个教育事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是十分可怕的，我们必须注意的，要通过树立动态的教师管理理念、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法律、创新激励机制等策略以实现教师的合理流动。首先在物质上要确保教师合理流动，真正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达到优化组合，促进学校发展，这需要一套完备的激励机制，要加大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资金的投入，增加教师工资和提高教师福利待遇，注意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公正性，帮助教师解决住房、保险等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在精神上要激励，主要体现在教师聘任上、目标管理、教师评价等方面。尤其是对教师的评价，惟有客观、全面、公平、公正的评价才能使教师积极主动的工作、努力地工作，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汪 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4年11月，第11期；

2、姜文义：《试论教师队伍稳定与教师合理流动》，《普教研究》 1997 年第2 期；

3、邵学伦：《关于中小学教师流动问题的思考》，《山东教育科研》, 2024年；

4、李 森、杨正强：《关于教师流动的理性认识与管理策略》，宁波 大 学 学 报，2024 年4 月；

第三篇：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曹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室）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迅速发展

从纯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以常驻地是否改变为唯一标志，将流动人口定义为 暂时离开住地而非迁居的各种移动人口。然而，在中国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 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人口，即是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 力”的作用下，采取直接或间接转移形式，按照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贫 穷地区向发达地区、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律不断流动的人口。当代中国的流动人 口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人口有其共同之处，都是以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的“向心式”流动为其最显著的特征的。从流动人口滞留的时间长短来看，可以 把其划分为长期流动人口和短期流动人口。从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和原因来看，可以把其分为公务型流动人口、文化型流动人口、社会型流动人口、经济型流动 人口、盲流型流动人口和中转型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因其自身特点对 中国的经济、社会起着不同的影响。但对中国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市 场经济影响最大的则是长期性的经济型流动人口。这类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业剩 余劳动力，其流动的显著特点是以谋生和就业为目的。这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流 动人口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农村承包

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对外开放的实行，中国农村三级 所有制和产业结构开始解体，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特别是东部、中部人口较 多的地区农业劳动力有很大的剩余。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力量也有了 剩余。这样，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便冲破了城乡隔离的藩篱，从土地分离转移出 来。他们除了在本地从事工副业生产外，有了进了当地的乡镇企业，有的走向外 省市，从事建筑、修补、运输、家庭服务等等工作。而城市的科技人才，也走向 农村，为乡镇企业服务，为施展自己的才干寻找广阔的天地。从而启动了新的历 史时期人口流动的序幕。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流动人口也进入了一个流动特征纷繁变化的重要时 期。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日趋活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 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迁移与流动的流向和形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续数百 年的向北方的人口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流动；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小城镇得 到迅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的集聚性流动，即 由外延扩展型迁移转变为内涵发展型流动；人口流动类型与机制发生变化，计划 迁移的比重下降，自发流动的比重上升；工业和第三产业流动人口占据主导地 位。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口流动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转型揭开了人口流动与城镇 化发展的新篇章。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又出现了大规模、跨区域、长距离的引 人注目的现象。与八十年代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出现在城乡 之间，而且出现于省区之间。具体来说，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东部地区的 大、中城市流动，形成了规模性和浪潮式的冲击。

从整体上看，中国流动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据1982年“三普”调查，全国

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657万人，到1990年“四普”时便上升到2135万人，增

长2.25倍。1993年12月10日，上海市进行了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

果，每天有外来的流动人口331万，比1988年10月20日第四次调查的193万增加了 138万，年递增率为11.4%[1]。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也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抽

样调查，调查结果，当天外来的流动人口为329.5万，接近于户籍人口1062.8万人 的1/3，比1980年净增加300万，大约增长1.5倍。[2]据有关部门估计，1995年中

国流动人口数量约为八千万人，其中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4400万人。这

些暂住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流出的剩余劳动力。1984年中国约有农业剩余劳动

力9485万人，即接近1亿人，；1994年超过2亿人，到2024年将达3亿人。改革开放

以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非农生产，已经就地安排了1.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其

余的8000万左右就是外出谋生的较长期的流动人口。据测算，由于人口增长的作

用，到202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再度增加到2亿人，到那时，流动人口很可能再

增加1倍而达到1.5亿左右。[3]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是急剧增长的。这一支数量庞大的 流动人口大军，如何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小 康目标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重要问题。

二、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

（一）流动人口的流向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分布面较广，但流向比较稳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聚居区到少数民族自 治地方，到处都有流动人口的足迹。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凡是有 条件、能赚钱的地方，都有流动人口出现，这些流动人口大多是亲戚朋友介绍，或当地在外地已有就业门路的民工所带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流向。流向的稳定 性也表现为流出地与流入地具有相对集中性，且大多数是从农村流向大中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从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流向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既有一小部分直接流入 城市现代部门，但相当大的部分是流向城市传统产业部门。在农村内部，有一小 部分流入县城和县辖镇，绝大部分是就地转移。根据有关部门对19万多农业劳动

力的调查，转移劳动力70216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7%。在转移劳动力中，迁往乡

外农村的13181人占总转移人数的18.8%；乡内转移的43223万人，占61.6%；迁往

城市的8965人，占12.8%；迁往县城和其它建制镇和集镇的4673人，占6.7%；出国

劳力输出174人，占0.2%。[4]可见，绝大部分转移劳动力是转向农村传统的非农

产业部门。转向城市正式部门的是少数，转向农村较为现代的非农产业也是极少 数。

从以上分析的转移劳动力的流向可以看出，流向城镇地区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流向中小城市的最多。而流向城镇人口的部门流向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 部分以“农转非”的方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这里有一小部分是出生于农村的青 年学生，他们在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的训练后，进入城市的正式部门，给这些部 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小部分则是由国家根据特殊政策专控的“农转非”人 口。

一部分以暂时性流动人口的形式进入城镇非农产业部门。这又可以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类型的人口以自谋职业的方式进入城镇非正式部门，发挥着“拾遗补 缺”的作用，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如建筑工、清洁工、临时摊贩等。另 一类型的人口则流向城镇正式部门作为正式职工，从事正式职工不愿干的苦、脏、累的工作。这种暂时性流动人口虽然填补了城市缺员位置，但造成了城市正 式部门更高程度的“隐性失业”，使本来就存在着的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城市企业 的过剩劳动力状况更加严重。

对中国所有流动人口来说，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迁移和随家迁移是人 口迁流的主要原因。这四类原因引起的流动人口占中国总流动人口的71.2%，即三

分之二以上。这四类主要的原因中，务工经商比重最高，学习培训次之，婚姻迁 移又次之。这种顺序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动因变化的趋势。可 以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务工经商而引起的人口流动将越来越占 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和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内在要求，也会 使得学习培训类的流动者增加。

中国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的人口之所以占据很大比重，是因为大量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寻求就业机会这一宏观的背景。中国二元结构经济的存在，使 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业效益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推动效应”；城市就 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生活条件好，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拉动效应”；经 济发展和改革不平衡，也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比较发 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这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因。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打破了一系列体制藩篱，为人口流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性。改革开放也使人们的观念改变，广大农民逐步走出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的束 缚，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和流动意识逐渐加强。这些都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外 出务工经商的相关因素。

（二）流动人口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

中国流动人口在时间上的分布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人口流动的高峰期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期间，数 以千万计的民工、数百万放了寒假的学子、远在异地各条战线的人员都纷纷返 乡。春节过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又返回去。这样的周期性的“流动人口潮”一 年高过一年。此外，在“五一”、“十一”、暑假等重要节假日，社会型、文化 型流动人口也大量增加，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是流动人口在外滞留时间日趋延长，大有扎根趋势。上海市的流动人口 中，49%滞留已超过半年。北京市的暂住人口中，滞留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占 24%，3至6个月的占21%，半年至1年的占31%，1年至3年的占16%，3年以上的占

7%，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是没有北京市户口的“老北京”了，在一些流动 人口的聚集点，甚至已形成了他们的自成系统的多功能小区。[5]据部分城市调 查，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滞留195天，其中从事家庭服务业（保姆）为 307天，从事建筑施工的为297天，其它雇工的为236天，从事小商小贩的为225 天，从事各项修理业的为207天，这五类人相加，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些

人是常年流动在外，只在节假日才回家休整和团聚。[6]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如前所述面比较广，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 空间分布有着自己较为明显的特点。

第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层次性。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层次 是就地转向非农产业。这一层次的人口包括村办工业、家庭工业、新经济联合体 等村级及村以下范围内劳动者联合兴办的不由镇上的非农企业吸收的农业人口。这是一种“恋窝型”的人口流动方式。流动的第二层次带有初步的集聚性，农 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职业发生变化，而且就业场所也由农村转到小城镇。流动到第 二层次的农业人口与第一层次一样，具有流动性和兼业性，但和第一层次的人口 相比，流动性更大，他们往返于农村与小城镇之间，流动范围由一个村扩大到一 个乡、镇。这是一种“钟摆型”的人口流动方式。流动的第三个层次是向县城 以上的城镇流动。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职业和和工作场所发生变化，而且居 住场所也由单一的农村变为城镇与农村并重，形成明显的“双栖型”人口流动 现象。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即是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也即由人口流动向 人口迁移转变。

第二，跨区域流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区域分布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特点。跨区域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的区域分布比重是：总体来讲，42%左右在县内，28%左

右在县外省内，流到省外的超过了30%。不同地区间存有差别，东部地区的农业 劳动力主要在省内流动，占82%；中部地区主要在省外，占45%以上；西部地区流

向省外的比例也比较高，为27%。流向区域就城市和农村而言，以城市为主，占 70%以上。[7]

（三）流动人口的构成

首先，从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来看，一般说流动人口以男性居多，但在不同 类型的流动人口中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据“四普”统计，在2135万一年以上 常住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性别比为122.2，比普通登记的总人口

106.6的性别比高出15个百分比。1994年11月10日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调查中，男 性占63.5%，女性占36.5%，性别比为173.62，远高于常住人口性别比107.02的水

平。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中，不同职业对吸引不同性别的务工对象有着明 显的区别，但对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并未形成多大影响。仍以北京市为例，在建 筑工地上的流动人口，男性占98.4%；在各类市场的流动人口，男性占58%；而居

住在家庭户中的流动人口，女性占63.6%。[8]在非经济活动的流动人口中，主 要指探亲寄养、求医治病、旅游观光等民间往来人口，据成都市1989年9月的抽

样调查，这类人口只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6.7%，分性别看，男性占52.57%，女性占

47.43%，两者相差无几。[9]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一般呈“两头 小，中间大”的状态。而且，今天的流动人口与过去相比，则表现为“两头更 小，中间更大”的状态。过去暂住人口老人、小孩（指14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 口）的比重一般合计在30%以上，现在大多降为20%以下。进一步看，在劳动适龄

人口中，按5岁年龄组统计，流动人口又主要集中在15至34岁四个年龄段。据浙江

“四普”资料，这四个年龄段的人数占适龄人口的76.46%。同样，北京郊区占 82.82%，武汉近郊占71.1%。[10]

第三，从流动人口的就业范围、产业领域与职业分布来看，在中国8000万流

动人口中，“农民工”是主要部分，占3/4，达6000多万。[11]总体而言，外出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范围首先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占近1/5；其次是城市私营企业，占13%左右；再次是个体工商户，占12%左右。在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事业单位 就业和独立或合作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比重大体相当，都接近10%。外出农业劳动 力就业的产业领域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二者合计超过了50%；在饮食服务业就 业的劳动力也较多，约占15%。虽然外出劳动力中也有一部分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和技术工作，但大多数外出劳动力从事的是一般性劳务，即所谓“打工”，比 重接近70%；约有10%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12]就业层次是比较低的。

第四，从流动人口的文化构成来看，由于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其平均文化素质偏低，以初中、小学文化水平者为主。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中，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学分别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

占9.1%。但在农民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于非流动人口，1992年，中国农

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为22.2%，小学文化程度者比例为45.1%，合计为67.3%，而流动人口中这一部分仅占35.6%，[13]大批农村人才外流。（

第四篇：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对这个主旋律的理论关注和理论阐释, 构成所谓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我国, 严格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起步于80 年代, 兴盛于90 年代, 至今方兴未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迅猛推进, 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注入了深厚的现实根据和丰富的经验材料, 使其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实践性特征

发展问题是20 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急迫任

务, 也是发达国家亟待重视的严峻现实。国际范围的社会发展研究, 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确立和繁荣起来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不久, 各国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寻求经济社会复兴之路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的强烈现实性和极端紧迫性, 诱导许多学者热心于这些问题的探索, 以便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观点、战略方案和政策建议等。六十年代初,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爆炸等引发的全球问题, 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 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启动和推进密切相关的,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从此, 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最突出、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并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向人们展示了发展之对于中国社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个“硬”字, 既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的严峻现实, 也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矢志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毅力。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就是发展不足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就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只要确认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 就必须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是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理论课题。

从国际范围看,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 主要探讨了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则是探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全球背景阐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关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和相关实践问题。我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等问题的研究, 它通过追踪时代轨迹, 把握时代脉博, 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来体现自己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它将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从理论上给予科学地求解, 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的跨世纪转换, 提供理论支点。

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特征

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 社会发展表现为生态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全面发展, 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凸现出其协调性和整体性趋向。当代社会是以“自然——社会——人”作为宏观背景系统的, 它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追求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协调互动、共同进步。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是诸多理论学科共同关注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社会学, 它侧重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分化、城市化、人的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的变革等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经济学, 它侧重研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模式及战略等问题;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 形成发展哲学, 它侧重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基础和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等等。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总体性范畴, 带有多维性质, 社会发展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其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在社会发展研究中, 把某一学科视界独断化、绝对化是片面的, 应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对话”机制, 实现融合。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 是处在支离破碎的分隔状态之中的, 不仅各学科未能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 而且各学科内部的各个派别, 也未能达到对本领域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发展整体性特征日趋明显, 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并非所有社会发展理论都应对全部社会发展问题给出总括性回答, 但是, 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即便是关于某一个别领域的社会发展理论, 都应把思考的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中加以考察, 如此才能对自己所涉及的问题, 做出具体而正确的回答。

过去, 人们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 认为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值的提高, 相信经济发展了, 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 到20 纪纪60 年代, 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 社会二元结构基本未变,甚至出现局部强化的趋势;人口的增长抵消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出现了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等等。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引起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发展观, 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美国学者伊利奇曼和巴加瓦指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提出的那些主要战略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才有实用价值。而且, 这种环境并不是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的。它们还决

定于重大的政治、社会和行政因素。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是有政治家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转引自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50 页)美国学者迈克尔·托达罗论证了发展是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重组在内的多维过程;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认为, 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是社会发的三个最基本目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发展应包括五大目标, 即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形成和传播, 国际社会兴起了落实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 较为著名的有:“增长加公平战略”、“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自觉地创造社会历史的阶段, 人们正在对社会发展做出更加完整而又系统的总体设计。

中国目前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 面临着社会的全面转型, 遇到的问题众多, 存在的矛盾错综复杂, 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仅凭某一学科视界的求解是不可能的。必须超越学科域限,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中进行整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 它要求必须把一般性理论研究与具体的问题研究统一起来, 把分学科或分领域的研究与整体的综合研究统一起来, 把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统一起来, 把实证分析与逻辑推论统一起来。我国是后发展国家, 我们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也有可吸取的成功范例, 我们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更易达成共识。

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民族性特征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

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 它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抉择性。相对于欧美等国自

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有人把“外发型”现代化归结为“被现代化”。事实上,“被现代化”仅具有发生学意义之上“外发”的意义, 决不意味着后来者的现代化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适应过程。一般地说,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少不了三大要素, 一是地理环境, 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二是人类自身, 这是社会发展的能动主体;三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从这个意义讲, 中国的现代化又不是纯后发——外生型的, 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 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嫁接成长起来的, 它不能不具有这种嫁接后的中外融合的变异特性, 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实际上, 任何“外发型”现代化, 只有在由异质文化的外来刺激转化出传统内部的创造活力时, 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比如, 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由于中国“外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 这个问题在中国转换成了“中西文化”问题的特殊形式, 不论人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都难以抹煞其民族性色彩。“传统”是民族性的, 中国的传统从文化学意义讲, 表现为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 它已经积淀为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素质,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不以传统文化为其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之一, 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之一。超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 走一条符合中华民族特点和文化理想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 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中国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要有中国特色, 归为一点, 就是中国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当代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一体化特征愈益明朗。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社会、政治与文化疆界, 并因此将全球日益连接成一个网络化的整体的过程。我们倡导对外开放, 是对社会发展的这种全球化趋向的一个回应。但是,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向,并不意味着其民族性特征的消逝, 恰恰相反, 全球化趋向给我们显示的仍然是一个民族性的课题, 这就是: 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没有深厚的民族特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 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国际社会, 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民族性特征, 首先体现在, 它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次, 它是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民族性问题”为基本内容的。我国是后发展国家, 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点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条件, 也是所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在现代化的征途上, 我们会遇到诸多世界性的问题, 但更多遇到的, 将是民族性的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比如, 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从内部发生现代化过程,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低度发展”何以出现, 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建构, 等等,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重大的“民族性”课题, 值得研究和求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要在全球化浪潮中, 谋求自己的发展, 就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第五篇：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

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

研究背景:

所谓人口老龄化, 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 岁或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超过10%和7%, 即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1.原因

①人均寿命的延长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之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有了较大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必然趋势。这是老龄化社会形成、发展以及成熟的一大原因。

.②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近几十年来，我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从而少儿人口及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则相对上升。在这方面分析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是客观事实。

③经济的发展和伴随的人口流动、迁移的经常化，使老龄人在某个地区集中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就造成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老化。权威部门预测，未来五至十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五百万的速度增长，2024年将达到一亿三千万，2024年接近一亿六千万。许多农村家庭成为所谓的“空巢家庭”。

3．影响

不利影响

①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②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

④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⑤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24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有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在刚进入初期时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有利的影响——就是“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红利”即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24年末我市人口总抚养比为46.1％，比1990年的53.7％下降了7.6个百分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这段时间，加速经济发展。

4.措施

①立和完善老年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 老年福利服务、生活照料、医疗保健、体育健身、文化教育和法律服 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

③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6章50条

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安老、养老安全网 家庭保障安全网 社区养老服务安全网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政策安全网 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机制⑤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营造健康老龄化的环境

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

⑦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欢不欢迎，都客观的存在。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的态度，也不能一提人口老龄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我们应该站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因此，科学、客观、理性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认清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演变的发展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都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正确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具体措施。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对人口老龄化人类社会是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因势利导，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当然，对策的选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在21世纪的漫长过程中，对策也要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创新。目前的主要对策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社会养老负担相对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应对今后进一步老龄化做好各项准备。

在政治层面上，要大力提高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职责和责任。在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中，政府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职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都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现象和问题，在改革中创新，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用产业化、社会化的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需求，逐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经济层面上，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以较短的时间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预计下一个世纪我国老年人在2024年前后达到2亿，在下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将在4亿以上，占全国人口的1/4，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估计为下世纪中叶)在8000万—1亿，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1/5以上。下世纪前半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即或能占到世界10%，但仍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物质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困难仍是很大的，应未雨绸缪，早作筹划。

在社会层面上，要大力弘扬中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我国众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目前我们还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量力择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来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养老回归家庭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重礼节、讲孝道的民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儿女绕膝、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24-05-11 10:32 解决策略？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24-05-11 10:32

4、在人口层面上，在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实行更加符合实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人口结构中不尽合理的现象。坚持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处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始终坚持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在人口加速走向老龄化态势下寻求可持续发展，可以有多种思路。其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坚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探讨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准则。具体而言，坚持可持续发展，应将满足老年人口需要纳入科学发展的宗旨之中，同时着眼于对全部资源的有效和科学利用，重视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在产业层面上，要注意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适应人口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将越来越大。而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感悟

人口老龄化是个渐进的、有规律发展的过程。当一个地区老年人占总人口数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时，这个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个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是由这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老龄化是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尽管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差异，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程度和时机也不一样，但一旦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

同时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辩证地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既不能不承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也不能悲观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滞发展。过分看轻影响和过度看重影响都是不科学的。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比如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物质财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