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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调查

    栏目:六号文库 来源:网络 作者:紫陌红颜 时间:2024-10-12 06:23:39 下载.docx文档

    第一篇: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调查

    访谈提纲

    1、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人口数,人口结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婚姻状况

    2、家庭劳动力基本情况:

    劳动力数量,外出务工人口数,外出务工人口结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外出打工相关情况(打工地点、待遇)

    3、家庭资源情况:

    拥有土地亩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口在当地企业工厂就业情况,家庭中人口受教育程度

    4、生产、生活陈本情况:

    日常生活支出(数额,有无上升),家庭年总收入(数额,有无上升),农产品价格,土地投资成本(上升还是下降?数额),近年来家庭经济支出最大的项目

    5、政策支持情况:

    国家“三农政策”在当地的施行状况,当地政府推行的惠农政策(有无?施行状况)

    6、预设结论: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长;

    家庭中劳动力数量在家庭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越高,家庭收入增长越快; 家庭拥有资源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有可能增长;

    家庭中非农业收入(外出务工,当地企业工厂工作收入)越多,家庭收入越有可能快速增长;

    第二篇:破除制约因素增加农民收入

    破除制约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

    如何促进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快速增长;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好农民“钱往哪里来、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对永兴县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制约因素进行粗浅分析,以期从中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一、永兴县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

    199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172元,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84元,占7.2%。来自一产的收入809元,占69.0%;来自二三产的收入363元,占31.0%。202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314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4元),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1413元,占42.6%。来自一产的收入1118元,占33.7%;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2196元,占66.3%。通过上述数字不难看出,经过十年的发展,永兴县农民收入的“主体财源”和“中坚力量”已由一产转移到二三产。目前,永兴县广大农民基本形成了“吃饭靠农业(种植业)、用钱靠工业(打工和二三产业)”的收入格局。

    (一)二三产业正在取代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原有支柱地位。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且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种趋势仍在延续,以致农民宁肯抛荒而不愿耕田种地。在农业逐步淡出农民收入主舞台的同时,二三产业渐次走向前台,充当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角,从而保持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永兴县连年遭受旱涝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却未波及影响到农民收入,关键是因为永兴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突出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壮大了一大批二三产业项目,为农民增加二三产业收入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农民增收的幅度和效果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果存在一定差距。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的增收,但带动的效应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相称,与农民的愿望还有相当差距。从增速角度看,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1172元增加到2024年的3314元,年均增长10.9%;GDP从1993年的6.3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33.6亿元,年均增长13.4%(GDP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剔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增收幅度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从GDP角度看,2024年,永兴县48.71万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4元,14.59万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20元,那么,全县人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4元,而全县人均GDP为5720元,差距达1606元,这表明永兴县农村居民尚不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打工经济”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具活力的因素。据笔者走访,所到之处的农村,基本看不到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本地务农转移到外地务工。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永兴县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打工收入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永兴县加快城镇化建设,扩大劳动就业,为农民到城市就业、“打工”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四)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家庭经营是农村的传统经营方式,1993年,农民从家庭经营中取得的收入为1008元,占86%;从社会化生产中取得的收入为164元,占14%。到2024年,从家庭经营中取得的收入为1793元,占54%;从社会化生产中取得的收入却增加到1521元。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刺激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模式正逐步融入社会化生产中。

    二、制约永兴县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体制因素外,还有下面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增收渠道比较单一。目前,永兴县农民对市场信息掌握不足、了解不够,难以培育对接市场需求的特色农业,难以创造农业规模化经营所产生的经营效益,依然徘徊在粗放农业经营的水平线上。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和市场观念,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农民只能以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致不是生产成本太高,就是农产品没有销路,结果是费时费力收入又低。

    (二)非农产业化程度较低,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民增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2024年,永兴县外出务工人员8.2人,占29.9万农村劳动力的27.4%。这说明,留守农民仍是主流。如果这部分农民在农闲时间不能得到充分就业,不能在农闲时间创造农业生产以外的收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标就会落空。

    (三)资金积累不足,缺乏生产后劲。就农民而言,农民增收乏力的同时,又要承担建房、婚丧嫁聚、子女上学等大笔支出,根本无力扩大农业生产投入。就政府而言,财力相当有限,支农贷款也是杯水车薪,对农业的投入往往心有余而资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金来源,发展农业生产难免捉襟见肘、难有成效。(四)农民素质较低,农业技术匮乏。全县农村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9.3%,〖JP〗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0.1%。科学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占大多数,具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少之又少。总体来看,全县农民所受的基础教育相对较差,对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应用能力普遍较低,对市场经济还停留在肤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由此直接影响了自身增收能力。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对策

    当前我国政策理论界对解决“三农”问题大致有以下七种观点,即加快城市化、加强教育、推行民主、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政府搞工程让农民就业、搞合作组织和依靠科技。显然,仅靠以上单一的理论观点是不足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坚持多管齐下,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一)突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要解决永兴县的农业产业化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形成农业产业,其次是实施标准化生产,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而后致力于发展食品加工业,开拓农产品市场,培育壮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结合全县实际情况,永兴县必须努力打造五条产业带,强力发展特色农业,确保农业在农民增收中的基础地位。一是要建立S212沿线和便江两岸冰糖橙种植产业带,努力做大强做响“冰糖橙之乡”的品牌;二是充分挖掘水域潜力,建立便江、大布江、永乐江等水域的网箱养鱼产业带;三是充分利用鲤鱼塘、大布江、千冲、龙形市、七甲、柏林、樟树、太和等乡镇的山丘资源和草山草坡资源,建立草食动物养殖产业带,大量引进产肉量、产奶量高的牛羊品种和优质草种,逐步实行自行繁殖、自行种养;四是在交通便利的乡镇大力培育四黄鸡、牲猪养殖产业带;五是打造以马田、高亭、油市、湘阴渡、碧塘、城关、城郊、黄泥等乡镇为中心的特色蔬菜种植产业带,积极开拓东南沿海城市的蔬菜市场,力争成为粤港澳地区的“菜园子”。此

    外,永兴县的茶油、山苍籽、花卉、木材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应努力加以培育,使其逐渐步入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轨道。在形成特色农业、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还要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现代农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都是食品工业,而且牛肉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次于牛奶,居第二位。可以说没有畜牧业尤其是没有草食动物,就没有食品加工业;没有加工业,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要发展农业,在扩大草食动物养殖规模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引进食品加工项目,实施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走种、养、加一体化的农业发展路子。只有畜牧业和食品工业真正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才会有希望。

    (二)加大扶持力度,改革农业投入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全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计划、财政、金融等职能部门更应发挥自身作用,广泛招商引资,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和信贷计划,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确保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一是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财政支出中农业生产性支出的比例,抓好农业预算安排,确保支农资金均衡支出,保证农时需要,避免因年终突击支出而导致支农资金未适时、不到位、难见效的情况。二是要完善农业投入体制,切实做到财政支农专款专户核拨制度,减少资金流转环节,防止资金滞留,提高资金到位率。三是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彻底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同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四是要深化税费改革,加大农业补贴支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通过国家转移支付,进行农业补贴,是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大农业投入的一种间接方式。在这方面,永兴县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要进一步完善“费改税”和“收支两条线”制度,统一收费标准和方法,消除个别乡镇之间税费不一致的现象。

    (三)以经营城镇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就业。在当前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对农民增收的关注,必须从过去主要看重农产品的供给,转向更为重视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要靠非农产业化;解决农村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减少农民,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此,我们要加快城市化步伐,使农民尽可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一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尤其要发展能更多更好地吸纳农民充分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加快二三产业集聚步伐,发挥集聚效应,实现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向城镇聚集,为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打好基础。二是要发展劳务经济,建立城乡统一而规范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取消就业中的歧视性政策,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完完全全走向农民市民化的道路。同时要认真抓好劳务输出,使劳动力向县外转移,争取更大的增收空间。三要出台鼓励性和奖励性政策,激励本县外出打工的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通过“打工能人”的带动促进农民增收。

    (四)依靠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收入的差距,实质是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技术的差距和能力的差距,归根到底是素质的差距。目前,永兴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直接影响了农民农业技术的提升、就业渠道的拓展、经营观念的转变等等。因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和农民素质问题。广泛开展读书活动、“五下乡”活动等,培育新一代学习型农民,引导农民彻底摆脱“小农”思想观念的束缚、抛弃狭隘的职业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广大农民从思想观念上、生产方式上全面对接现代化农业的需要。采取培训、上门指导等方式,加紧建设一支有一定的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科技水准的农民队伍,努力使农

    村人口资源逐步转化为人才资源,增强农民的自我增收能力。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的引进、发明和推广。加强对农业实用技术人才的宣传和表彰力度,形成重视技术、尊重创造的导向,激发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的热情。加强与科研院校的联系,畅通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渠道,用较短的时间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含量的大幅提升。完善农村科技推广、咨询和信息网络,及时传递和推广应用先进实用农业科技成果,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出率,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篇:农民收入增长

    农民收入增长“九连快”是如何实现的

    董峻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908元,同比增长10.4%,增幅比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速快3.3个百分点。农业部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确保今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到7.5%以上。

    新闻分析:农民收入增长“九连快”是如何实现的 ——访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

    新华网北京1月19日电(记者董峻)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7917元,实际增长10.7%,这意味着农民收入已连续九年较快增长,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19日,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也逐步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例继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比例继续提高。张红宇说,2012年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43.5%,提高1.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收入占34.4%,下降1.7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占8.7%,提高0.6个百分点。

    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连续三年下降,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3.10∶1。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为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农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2012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5%,增速高于城镇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908元,同比增长10.4%,增幅比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速快3.3个百分点。

    据张红宇分析,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4方面因素:

    一是主要农产品产量增、价格好。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791亿斤,比上年增加367亿斤,增长3.2%,实现了“九连增”。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连续两年全面增产。国家还不断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市场粮价总体呈上涨趋势。

    二是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工资涨。2012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6336万人,同比增长3.0%。18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随之水涨船高。年末外出务工劳动力月收入2290元,同比增长11.8%。

    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大、含金量高。2012年中央财政支出总量中“三农”支出达12280亿元,占19.2%,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农业部门启动实施了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良法补助、种粮大户补贴试点等多项补贴补助项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筹资标准、报销比例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这些因素都带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

    四是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全国农户家庭承包土地流转比例达到20%。推动完善农村征地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深化农民负担重点治理,减轻农民负担5.9亿元。支持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股金红利收入。

    张红宇表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农业部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确保今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到7.5%以上。

    第四篇: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收入的三个阶段

    1978—2024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16.7倍。其间农产品供需格局从短缺为主向过剩为主过渡,农民收入增长从依靠家庭经营为主到依靠劳务经济为主。随着我国加入WTO及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对中国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2年间,从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

    农村联产承包变革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实际上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是分配格局调整的结果。此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递增18.2%。

    (二)1983—1993年间,市场从短缺向过剩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格局的转变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

    (三)1994—2024年间,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循环时期的农村经济。1994—2024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93.8%,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2024年的1.9%,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2024年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农民家庭经营和农业收入开始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幅度达到4.79%。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202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2024年的165.8%。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农民家庭特征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剔除了经营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数据,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实行家庭经营以来的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同时,我们分别测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24年两个阶段的收入影响因素。

    我们分别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YC)、工资性收入(YG)、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YN)、家庭经营非农业纯收入(YF)为因变量;家庭经营户均劳动力(XL)、职工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LZB)、乡镇企业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员比重(LWB)、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XG)、人均生产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经营生产费用(XJ)、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XN)、非农业生产费用(XF)为自变量。

    为了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统一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对纯收入进行了价格调整。即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人均纯收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工资性收入,以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第一产业纯收入,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非农业纯收入,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家庭经营费用及其农业和非农业生产费用;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当年固定资产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变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而将价值指标调整为不变价格数据。

    我们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对1983—2024年全国农民收入及其家户特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检验,并且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下面分别研究各种因素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

    (一)农民纯收入

    农民纯收入是综合性指标,是多种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换,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同。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收入有一定影响。户均劳动力数量受家庭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两个因素影响。全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85年间家庭承包经营使得户均劳动力数量增加0.68人,此间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相当,但仍以负担系数的12全文查看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及增长状况调查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及增长状况调查

    班级:电子信息工程2024级02班 姓名:蒙清新 指导老师:邓李林 学号:20100342048

    摘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如今改革开放的航船已驶过三十几个春秋,中国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本文在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内江市的农民收入现状及增长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了内江市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制约内江市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及成因,充分说明农民工收入状况造成的严重影响及需要迫切解决的紧迫感。我们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收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关键词:农民工收入情况 增长 问题 影响 改变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着郯城人民的命运。30年前,人们住的都是土房,房顶连瓦片都没有,下雨天,人们可就遭殃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有时墙壁也会掉土。还不时听见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野菜,穿的都是粗布衣,补丁罗补丁,家里孩子多的,大的穿小了,二的穿,二的穿小了,老三穿,一直穿到实在不能穿了,一年都穿不上一件新衣,还有许多孩子因为家穷,念不起书,都没有上过学校。即便上了学校,一两年也就辍学了。交通工具就更没有了,出门全是步行。小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收割机,播种机,全部是人工,每当农忙时节,你便会看到地里忙忙碌碌的,大人小孩,手操镰刀,弯着腰一把一把的收割,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冒着炎炎烈日,时间就是生命啊,若遇上大雨那一年的功夫就化为泡影了,那时完全是靠天吃饭。现如今,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在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生活环境也不断优化。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拼搏,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今天,在衣、食、住、行、用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则直接反映了我国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以来,我国提出的农民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跨入小康社会,而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和农民生活不断改善

    一直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关于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我们看到好的方面的同时,也必需注意到随之带来的一些问题,正确的处理问题,才能使我们更好地发展,是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美好。

    实际上,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主要在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生产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村生产力。第二阶段1985-1996年,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在此期间,政府部门连续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农民收入继续增长。第三阶段1997-2024年,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致使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第四阶段2024-2024年是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农业“四项补贴”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当前,支撑农民增收的两个主要来源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农民外出就业困难、工资水平降低;另一方面,国内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致使农民靠务农增收的形势严峻。农民的收入增长又遇到新的挑战。1、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和困难

    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只能靠朴实的辛勤劳动获得收入,每个农民的手里的土地也有限,影响了收入的多少及增长。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2024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24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4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

    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通过对内江市调查,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这样的问题。只有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

    2、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时给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使农民无所适从,组织生产难,进入市场难。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原因是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差,其结果是科技人员得不到实践,农民得不到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关于农民增收的政策和建议

    首先,确立实现农民稳定增收的工作思路。总的工作思路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结构调整为基础,以科技为动力,以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为途径,以减少农业人口为关键,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生态农业和特色品牌农业。

    其次,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克服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因素。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土地流转要坚持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健全制度,按规范的程序进行。

    再次,政府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农民增收。合理增加财政投入,支农资金应重点用于扶贫、农业基础建设、开发研究、推广农业适用技术和绿色环保生态农业方面,落实农业补贴政策。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中突出发展中小银行,发展农村贷款担保公司。

    总之,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应该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合理增加财政投入;抓好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就业,从而拉动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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