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才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一篇：促进人才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坚持人才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把人才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人才资源开发宏观调控体系。认真贯彻落实《决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是要使人才工作和人才资源开发，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人才资源的规划、开发、调配和利用，一定要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点建设项目、重要攻关课题和重要工作布局紧密配合，使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概括起来说，就是要重点抓好几项工作。一是要紧紧围绕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部署，制定相应的人才资源规划，优化人才资源配置。要着眼于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认真研究和分析所需人才资源的数量、素质和结构，主动把人才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抓好抓实，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二是要注意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整合人才资源，形成人才资源的整体合力，集中力量攻克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三是要紧紧围绕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有针对性的吸引、调配和补充紧缺人才和重点人才，以保证重大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西部千名学科带头人工程”、“院士专家西部行”、东西部干部交流和对口支援等活动，既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宝贵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又使许多青年人才在艰苦环境中得到锻炼。要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努力使党和国家的每一项重大发展决策都能获得人才资源的充分配合和有力支持，都能为人才锻炼成长提供舞台。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打破部门和区域垄断，加强宏观调控，盘活现有人才资源。尤其要制定鼓励和吸引人才到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农村工作提供服务的优惠政策，引导人才向中小城市流动，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同人才匮乏地区和单位之间的人才流动，推动应用性科技人才自主创业和向企业流动，鼓励农业技术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基层创业，逐步解决人才积压和人才短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人才资源的潜能。人才支撑发展，发展孕育人才。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项目的实施，为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舞台。要鼓励各级各类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胸怀大志、不畏艰险，自觉投身西部大开发、扶贫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伟大事业，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在社会实践中成长为各项事业的骨干。

第二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

胡锦涛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相协调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３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２３日下午就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落实节约优先战略，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持各类建设少占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促进区域、城乡、产业用地结构优化；坚持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提高土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刘守英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林坚副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管理事业快速发展，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框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我国土地管理仍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发展，既要考虑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空间。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持节约集

约用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是造福子孙后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紧紧围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土地资源节约和管理工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协调。

胡锦涛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４方面工作。第一，切实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度，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第二，切实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时序，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完善土地使用标准。第三，切实维护群众土地合法权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加大土地督察和执法力度，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第四，切实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土地行政管理能力建设。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土地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责任考核体系，严格土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不断提高土地管理工作水平，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依法管地用地。要深入进行土地资源国情和土地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普及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基本知

识，使全社会都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保护耕地的重大意义，使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广泛形成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三篇：让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让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发布时间：2024年08月13日 15:00

来源：《求是》期号：2024.6作者：宁越敏 李健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

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

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

总体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为使城市化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

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

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１９８０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早在１９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国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

倡导城市的集约型增长。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于１９世纪末，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其他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国波特兰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ＬＵＴＲＡＱ计划，目的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强调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

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作者：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健，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第四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农业方面：立足于促进农民增收，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稳步推进“特色种植业、水生蔬菜产业、畜禽产业、水产业、特色农业旅游”五大产业工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生态化进程。保障措施：

1、政策扶农，改善农业发展环境;

2、项目强农，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3、科技兴农，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4、依法护农，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龙头壮农，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工业方面：一是以招商引资为主抓手，实施项目工程，培植工业经济发展增长点；二是以骨干企业群为主核心，实施强体工程，抢占工业经济发展制高点；三是以村镇工业集中区为主载体，实施创业工程，打造工业经济发展闪光点。

个体私营经济：坚持能放则放，能宽则宽，能活则活的原则，防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十一五”期间，我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立足实际，真抓实干，国民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业绩，较好地完成了“十一五”计划的各项目标。2024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7.05亿，比上年增长16.4%；工业生产总值17.12亿元，完成“十一五”计划目标的180.2%，比2024年增长80.2%，平均年递增率12.5%。农业经济稳步发展。2024年末农业生产总值4.85亿元，平均年递增率5.5%，2024年末粮食总产量达到61834吨，亩产479公斤，林牧渔生产持续增长；大力发展畜牧养殖，扩大四季鹅养殖，2024年四季鹅杨亮达80万只，加快发展肉鸡产业，年出栏500万只。工业经济增长较快。工业主导地位日益突出，2024年末全镇工业生产总值12.27亿元，年递增11.2%。

第五篇：抓好目标管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王建荣在全市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会议上要求 抓好目标管

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１月１０日下午，全市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会议在市政大厦报告厅召开。市委副书记王建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崔朵主持会议。会议对２００５全市党政机关目标考核工作和２００６全市党政机关目标管理考核工作进行了部署。

王建荣在讲话中指出，我市自２００３年全面推行新的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以来，运行良好，成效显著。尤其是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把目标管理工作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不断创新思路，强化措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成就。

所有这些和我们实施科学完善的目标考核工作是分不开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研究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不断推动我市目标管理和“三个体系”建设的深入开展。

王建荣强调，要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一要扎实搞好目标考核。各级各部门、市直各分口考核组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各项工作考实、考细、考准，真正考出成绩来，考出干劲来。二要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工作目标。突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这个中心，围绕全市重大决策、重要工作任务来量化工作目标，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要不断创新考核奖励机制。加大对目标管理和“四强”竞赛考核奖惩力度，积极探索考核结果与干部能力考察和干部使用挂钩、与评先树优挂钩、与个人收入挂钩的政策体系，对优秀区（市）、部门、个人给予重奖。四要切实加大督查落实力度，推动目标管理考核工作深入开展。

王建荣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对目标管理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摆上位置，列入重要日程，确保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要严格按照“两办”通知规定时限和程序完成各自承担的目标制定工作，确保目标制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实效性；要精心组织，持之

以恒，常抓不懈，不断把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引向深入，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