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品牌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篇：发挥品牌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今的时代已经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名牌产品和品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形象，是该地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象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必须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名牌产品、品牌企业，不断将其做大做强，以此带动整个地

区企业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品牌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品牌企业，尤其是大型品牌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他们的优势体现在：

一是品牌企业带动作用强。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适销对路，市场信誉度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而这是众多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的。

二是品牌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品牌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品牌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从而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三是大型品牌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品牌企业经过发展，组建成大型品牌企业集团，并形成本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品牌企业的人员、技术、管理和产品优势通过其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传递到关联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迅速提高经营效益，为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动力。

四是品牌企业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大型品牌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品牌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品牌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品牌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的效果。

五是品牌企业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在品牌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常频繁地进行兼并收购活动。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品牌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产业间形成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合理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大量的低质产品长期存在。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依赖性仍较强。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已经呈现出一些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与企业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人民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颇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要的就是培养一大批品牌企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一万多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要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更多。产业技术水平低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削弱，必须加快发展具有自我知识产权和较高科技水平的名牌产品及品牌企业。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断加大对“三农”经济的支持力度，但农业仍然是国

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从工业来看，对资源的依赖过重，结构失衡严重，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而第三产业的内部发展也不平稳，仍然是传统产业居于主要

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因此，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要大力推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尤其要注重对品牌企业的支持。

（四）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也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不断增加社会的就业压力。而失业率上升又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因而，企业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处于“两难”境地。而品牌企业由于其处于不断扩张、壮大的趋势中，能够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

三、充分发挥品牌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大力支持名牌产品，大力发展品牌企业，增强品牌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品牌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

（一）明确品牌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尤其是品牌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快的发展速度，如能将其优势与产业政策有机结合，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成为大型或超大型企业（集团），进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型品牌企业的产权多元化特征，使多元投资主体有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的经营者，使企业进一步发展强大。而市场优胜劣汰的压力会使企业经营者真正做到行为长期化，狠抓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动技术体系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品牌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仅能够带动产业升级，而且能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通过品牌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是产业关联的本因，技术体系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体系的升级换代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一定意义上看，人才和资金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如果资金投入低、技术人员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那么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企业的利润率低，进而企业的资金投入再度减少，技术人才加速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没有依靠。反之，则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而品牌企业由于其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实力比较雄厚，在技术创新上占有相对的优势，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也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尽快发展成为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并通过其技术进步形成技术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三）以品牌企业的发展，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有很多途径，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外部扩张的方式，其中以资产为纽带的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这在品牌企业身上表现更为明显。如我国海尔、联想等企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进行资产重组。而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要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为目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企业集团的过程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企业的资产重组是产权转移的过程，而产权转移又涉及生产诸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通过优势企业对被并购企业生产诸要素的重组，逐步实现生产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品牌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成以本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来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结构，将生产资源进行再一次优化配置。同时，按市场经济原则组建企业集团，加强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兼并、控股等活动，通过企业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国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能够打破地区、部门分割，修正地方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各地区和部门原来分散的矛盾和利益变为集中和统一的利益，促使地区和部门对企业的管理真正向间接管理转化。

（四）以品牌企业的发展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相应配套条件。品牌企业和企业集团都是以其主导产品为基础的多元化经营和以广泛深入的横向联合为重要特征的集团经济，它能够打破城乡界限、行业界限、部门界限和职能界限，增加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渗透，促使生产力要素在地区间的优化组合，增强城乡信息、技术、人才的流动，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格局的演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品牌企业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本来就能救活一部分企业，使企业集团能够安置更多的人员就业，再加上对农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可以不断为政府分担就业压力，从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摩擦，并增加更多的可供利用的资源。

第二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把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施品牌大省和质量强省战略，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深入实施500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改善耕地质量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力争建成5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强粮食流通能力建设，充实粮食储备，扩大粮食产销合作，确保粮食安全。积极开展100个现代农业综合区、200个主导产业示范区、500个特色农业精品园创建，力争建成400万亩现代农业园区，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做强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加快农业科技和农作制度创新，积极发展现代种业，大力推广粮经复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等先进适用技术和模式。加快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减少和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壮大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中药材、食用菌、花卉苗木、蚕桑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力争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0%以上，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以上，加快构建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形成以家庭承包农户为基础，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骨干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培育形成500家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形成1000家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加强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培养，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培育20万名以上拥有绿色证书的新型农民。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县乡两级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开展各类专业化服务，积极推进农业服务外包。大力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和鲜活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发展农产品直销、连锁配送等现代流通业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深入实施百万农民信箱工程，组建现代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汽车、装备、医药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择优发展石化、船舶、钢铁等现代临港工业，着力引进和组织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有选择地改造提升纺织、轻工、建材、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移过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加工制造环节。推广应用集成制造、柔性制造、精密制造、清洁生产、虚拟制造等先进制造模式，不断提升我省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运用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新设备，提升建筑企业技术水平，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我省由建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跨越。

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集群。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六六工程”，促进块状经济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以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园区)和乡镇功能区为主要依托，加快完善研发、物流、检测、信息、培训等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专业化配套协作，完善创新体系，提升集群品牌，形成若干个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突出重点区域发展。优化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积极引导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中心城市和地级市城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增强服务业集聚和辐射功能，推动特大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鼓励经济强县大力培育发展特色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中心镇在城乡服务业体系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城镇服务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快发展。

突出重点平台建设。科学引导服务业集聚发展，创建发展100个左右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完善管理机制，加大支持力度。构筑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重点建设一批跨区联动、资源共享、层次较高的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积极推进一批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建立和完善动态管理的服务业项目库，加强服务业重大项目的要素保障。

突出重点企业培育。培育100家以上省服务业重点企业，加大并购重组和资源整合力度，加快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用明显的服务业大企业、大集团，促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小型巨人”服务企业。积极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坚持分离与外包、分离与整合相结合，壮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积极为中小型服务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鼓励做大做强。推进服务业企业加快“走出去”。

突出体制政策创新。积极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加强行业监管，加快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社会化改革。推进税收、财政、融资、用地、人才等方面政策创新，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进杭州、宁波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深化金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服务业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推进品牌化和标准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健全统计和监测分析制度，增强服务业综合管理能力。

(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继续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发展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新兴、新能源汽车和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人才、技术、资金、土地等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集聚，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形成若干个千亿产值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强化政府引导和扶持，组织实施若干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加强重点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省内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对接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建立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合作联盟，设立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构建民营企业公平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环境。

(五)着力建设产业集聚区

合理布局产业集聚区。在提升发展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的基础上，加快建设杭州大江东、杭州城西科创、宁波杭州湾、宁波梅山国际物流、温州瓯江口、湖州南太湖、嘉兴现代服务业、绍兴滨海、金华新兴产业、衢州绿色产业、舟山海洋产业、台州湾循环经济、丽水生态产业、义乌商贸服务业等产业集聚区，加强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使之成为集产业、科技、人才为一体，一、二、三产业相融合，人与自然相协调，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相结合的示范区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先行区。

推进高水平开发建设。按照“优、新、高、特”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先进制造业和高效生态农业，加快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积极探索低碳技术和绿色生产，带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按照建设城市功能区要求，优化中心城市空间和功能，推动都市圈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带动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引智力度，有效集聚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力争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并取得突破，成为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体制创新的重要载体。

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建立完善产业集聚区建设协调机制和管理体制。优化科技要素分配激励机制，鼓励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建成高效、灵活的产业集聚区创新体系。重点保障

产业集聚区建设用地需求，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批后监管工作。加大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合理配置环境容量指标，加强污染物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调整。推进区域交通运输、能源、水利、信息、环境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集聚区发展支撑能力。

第三篇：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

一、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

（一）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德国等国的在产业政策引导下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日本系统制定并落实产业政策。一是制定支持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二是建立审议会制度。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日本成立了“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成员分别由政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劳工界（工会代表）组成。通过审议会制度，发挥了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日本政府较多地运用了法律手段，如１９５６年《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出台后，有关部门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以保证贯彻实施。

2．德国注重市场作用，辅以政策引导。战后西德政府在贯彻产业政策时，强调以市场作用为基础，注重保证市场自由竞争，限制垄断。一是支持关键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为促进科技能力和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政府制定计划支持能源、航空、通讯、材料、电子、光学、生物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二是重视中小企业发展。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有力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和就业培训，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劳动者增强对产业结构变化而引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四是信息指导。经济研究机构定期向政府提供报告，分析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和可能出现的机会，从而为政府、产业界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信息资源。

（二）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国“赶超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台湾有选择地发展重要的产业带动产业优化升级。一是发展“策略性工业”与“高科技工业”。1973年开始的第六个4年经济建设计划中，把“加速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作为重点，并于1974年提出推进“十项建设计划”。到70年代末，“十项建设”工程相继完成。1978年，台湾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工业结构开始转变，有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从70年代末开始，台湾开始转向发展“策略性工业”与“高科技工业”。二是形成策略性工业发展标准。1981年底，台湾提出以信息与机械工业等为代表的策略性工业，逐步形成“二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度高）、“二大”（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发挥潜力大）、“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密集度低）的策略性工业发展标准。

2．新加坡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以外促内”。一是工业门类的配套和布局的集中。60年代初期，新加坡推进由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向进口替代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发展了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纺织成衣、食品木材加工等轻工业，完成了向进口替代工业阶段的过渡。从1979年起新加坡开始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目的在于把新加坡经济从劳动密集、低技术和低增值经济转变为资本集约、高技术和高增值经济。政府着重发展电子电脑、生物工程、信息处理、智力服务、医疗器械、自动控制装臵、工程技术等高技术行业。二是以外促内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1979年起，新加坡通过引进外资，从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建立起以电子电器、石油提炼、机械制造（主要是造船）为主体的制造业，实现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国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美国产业政策引导作用有所加强，积极推动信息网络化，重点推动制造业的振兴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克林顿执政后，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采取风险基金的建立、产学研结合且注重实效的研发体制、灵活的用人机制、敢冒风险的企业文化、重视教育与不惜一切招揽人才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全方位扶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成功地利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出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日本则未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又囿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落后的研发体制、陈旧的管理机制，尤其在风险基金问题上，不但资金少且使用不当，使日本创新型产业发展滞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

一是振兴制造业。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大震惊。为此，20世纪80年代，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掀起了一场深刻的以科技创新和改革管理为重点的革命，美国汽车行业一举扭转了被动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又趁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改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钢铁、汽车、半导体业都领先于其他国家，航空业、化工业、电子设备业、电子元件和计算机软件等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位臵。

二是以信息网络化提升产业能级。1995年4月，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商业化使网络的规模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互联网的应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美国进入了信息时代。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的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而信

息技术在制造业其他部门的应用又使它们实现了信息化，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效率。这样，美国的制造业就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重新巩固了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三是高技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美国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高技术服务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在 1988-2024年间，美国28个研究与开发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0万人，增幅近5%，而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0万人，减幅达10%。高技术制造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比重由原来的69.6%减少到 59.5%，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与此相反，高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呈现了较大的上升态势，由1988年的28%上升到2024年的近40%。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例也从9.5%上升到10.2%，从而使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到了技术密集型的阶段。

2．台湾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提高产业的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继续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1990年提出的“六年国建计划”中，台湾提出发展十大新兴工业的口号及八项关键性工业技术。“十大新兴工业”为通讯工业、资讯（信息）工业、消费性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精密器械与自动化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工业与制药工业、医疗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8项关键性工业技术”为：光电技术、软体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材料应用技术、高级感测技术、生物技术、资讯（信息）开发技术、能源节约技术。1997年，台湾“行政院”经济部推出了“2024年台湾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定资讯、通讯、半导体、精密机械、环保设备、生物制药和航太产业为跨世纪发展的最具潜力和发展远景的七大高科技产业。

3．新加坡政府带头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并制定了制造业发展计划。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带头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并制定了制造业M2000计划，其关键领域是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化学制品、精密制造系统等。集中发展了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电子业，目前电子业已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又适时拟定了“二十一世纪工业计划”，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新加坡发展成为知识主导型工业的全球中枢。计划重点在于创造并开发各项经济活动的知识领域，致力发展电子、化学、工程、通讯与传媒、生物科学、保健、教育、企业总部与商业服务、后勤支持服务及发展具有潜力企业等10个部分。

4．发达国家通过跨国产业转移来优化产业布局。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和金属制品等产业和初级电子组装、测试活动，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转化。此外，对非股权参与的外包进行跨国布局。跨国公司把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乃至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都分别包给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去完成。

二、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

（一）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1．明确政府在产业调整中的主要作用。政府在产业调整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促进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更好地疏导而不是强制经济主体的行为，要在适应市场需求和发挥企业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更多地选择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产业政策手段。

2．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政府干预的范围更多地限于弥补市场缺陷和保证竞争有序进行，旨在充分调动民间竞争活力。而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在市场中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情况作出选择和自主安排，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

3．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应在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目标和实施构想，确定地方政府可控制资源的倾斜力度和方向。

（二）运用的政策和手段

1．明确产业政策实施的手段。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干预、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信息指导三大类。政府垄断经营、行政命令或审批等属于直接干预政策，而间接诱导政策主要包括差别化的税收、融资、关税等。另外，政府或行业协会通过发布中性的、不带偏见的信息，也能够起到引导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作用。

2．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全竞争法规，消除一些产品和服务存在行业或地区性的进入退出障碍以及不同程序的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

3．吸收各方意见。政府在作出产业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各集团利益并为之所广泛接受。

4．依法落实产业政策。应该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来推动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以推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约束政府的随意干预、过度干预甚至一些腐败行为，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三）布局的调整和优化

1．结合地方特点进行产业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条件、交通基础条件等，布局比较优势产业。

2．结合周边城市的产业进行产业错位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产业布局，形成错位竞争的态势，重点布局优势产业。

（四）其他相应配套措施

1．推动技术创新。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工作，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2．建立产业政策落实制度。建议建立产业政策审议委员会制度，由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产业政策草案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评议后，方可发布执行。同时，建议建立产业政策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制度。

第四篇：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应当走整体规划——产业培育——产业调整——整体优化的路径。

苏北各市已孵化出相对优势产业。2024 年，江苏政府作出苏北大发展、产业带（经济带）的具体规划，后又在陇海线开发战略和沿海开发战略中对各市产业发展做出明确规划。目前苏北各市已在30 个制造业中培育出相对（本市产业之间对比）优势产业：徐州的装备制造、新能源、食品加工，淮安的盐化工、新材料、IT、特钢，连云港的装备制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盐城的汽车、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机械装备和化工，宿迁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林木加工、机械电子等。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纺织、化工、机械电子在各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各市相对优势产业与其他城市相比很可能就不是优势产业（同一产业不同城市对比），随着竞争的加剧很可能使其优势地位不保，更谈不上升级为主导产业。

根据产业目标格局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十二五是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的有利时机。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用“错位发展”的思想解决产业同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错位和功能错位并行，垂直错位和水平错位同步，逐步形成各市异质产业结构，在借势发展过程中不断培育“错位”竞争优势。以开发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县域作扩张延伸。建设特色明显、适度集中的产业基地，将不同附加值的产业与生产环节在中心与周边地区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中心——腹地”、“开发区——基地”的圈型阶梯产业布局，并在不同圈层梯度深度分工，形成水平错位、垂直错位和功能错位。结合本土产业发展优势、潜力和资源禀赋，服从国家、长三角、江苏的整体区域的统筹规划，以产业结构高端化和轻型化为目标，立足现实又兼顾长远，发挥各地区的禀赋差异，做新传统产业、做强优势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同时注重带动关联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与他们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

第五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文献综述》论文纲要

论文纲要

题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理论综述

张晨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2024级世界经济研究生）

学号：20100210018

一、文章主要内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战略举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始于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研究，目前，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之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缺乏动态性研究，优化升级基准与指标体系不相匹配等问题凸显出来，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现状与方法进行回顾、整理、归纳、分析。以期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归纳以后，我们认为进行基础理论再研究，开展优化升级，进行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和培育支持体系研究，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二、研究背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根据产业结构的特征，结合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优化升级出最佳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积极、主动、有效的战略行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各地区在“十一五”规划中，都纷纷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各自的龙头产业。尤其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重点研究课题，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回顾，查找出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分析，从而促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进一步研究。

三、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发展回顾

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主要是以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在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华尔特.特曼.罗斯托(Walt Whit man Bristow ,1916 — 2024)曾经出版过《经济成长的阶段》。他通过研究各国经济发展效率之中存在的差异，发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行业部门，在每个阶段，甚至在一个比较成熟并继续成长的发展阶段中，都存在一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结构发展的部门，并称这些部门为行业领头羊，从而描绘出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与部门依次变化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罗斯托同时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正是这些在产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迅速扩大的结果。

（二）美国人赫希曼(A.O.Hir schman)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也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资源的稀缺性，企业家缺乏和平衡增长的不可行性等原因，从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重点发展一部分拳头品牌产业，并以此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结构的投资，带动其他产 业的发展。

（三）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华尔特.特曼罗斯托在对发达国家与政府的各个经济成长阶段进行研究时，发现产业结构的存在，并对产业结构的特征和作用进行了论述，指出了优化

升级产业结构的必要性，实质上是一种总结。

（四）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为实现赶超战略梦想，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编撰了《产业结构论》一书，首次对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进行了研究，明确提出了二个基准条件“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和基准”。日本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在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内容基准与环境基准，环境基准是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要防止布局过密而造成环境污染和人口过于密集而影响社会发展，在不影响环境与社会的同时让拳头产业优先发展。

（五）结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的形成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准的提出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更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践证明了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也就成为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回顾

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目前国内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我国10多年有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较为重视实证研究，反映在文献方面，就是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后，针对具体的省、市、县级层面的研究。

（二）优化升级基准研究

专家学者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准研究已比较成熟，如已经归纳出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关联度、增长率、扩散效应和生产率上升率等基准以及日本的环境、劳动内容基准，形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典基准体系。

（三）优化升级指标体系研究

优化升级基准确立以后，许多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确立的基准，并进行定性方面的分析，优化升级出本地的产业结构，但定性分析的主观性太强，优化升级结果的准确率不高，缺乏说服力。

（四）优化升级评价方法研究

鉴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在产业结构按规律演进和协调化过程中，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化实现过程，因此，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应当把系统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一过程中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评价。

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运用产业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围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若干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的实施做了大量的论证，为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从国家角度转向基层做了开拓性工作。可以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具体的创新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创新

第一，采用系统理论的研究思路，设计了将多种理论有机结合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思路。

第二，将系统原理和生产力经济理论的有关原理有机结合，提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

程就是产业系统功能不断强化的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在一定环境中运行的产业系统的优化原则使产业系统功能的描述建立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基础上。

第三，将平衡增长理论和非平衡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既考虑到产业系统的协调性，又顾及到产业系统关联效应的差异性，将灰色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结合，采用灰关联方法，提出依照子系统对系统总体贡献的大小，以及子系统之间关联效应的强弱，对产业部门进行综合排序，形成产业发展的优势序列。

第四，综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效果，运用技术创新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设计了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不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升级基准指标体系存在理想化。

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乏有针对的动态性。

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据缺乏连续性。

第四，缺少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