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报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论文

劳动报酬(Labor remuneration)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的对价，体现的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值。以下是范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提高劳动报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提高劳动报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文如下：

[摘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但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却长期存在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政府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等问题，再加上我国劳动报酬的长期偏低且在GDP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致使扩大内需乏力，为此，有必要建立有助于劳动报酬稳步提高的工资制度，改变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关键词] 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工资制度。

2024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的9项主要任务，首先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

一、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渐暴露，特别是2024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到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更加明显，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自202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缓慢企稳回升，但似乎好景不长，201 1年的欧债危机又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致使2024年的经济状况预期不容乐观。纵观金融危机从爆发至今，为什么脱困曙光总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最终却不能真正走出困境，虽然原因众多，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政府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等问题，应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

1、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不利于走出我国经济发展。

较大程度受制于国际市场的被动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我国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24年的39.6%，上升到2024年的66.9%。然而，也正是在出口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下，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中国形成了无论是产业结构、商品品牌、营销策略乃至技术都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增长速度较快，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传统的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商品货币循环被打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国际订单的减少，外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我国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24年下降到59.8%，2024年更下降到44.2%，2024年受国际经济企稳回升的影响，该比例又回升到了50.3%口J。

以上数据既反映了外贸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之时，世界经济增速可能长期低位徘徊，甚至面临下行的严重风险。要使我国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迅速走出谷底，单纯靠外需依赖型发展模式，寄希望于世界经济的尽快好转，显然是被动的，而且从目前看也是不切实际的。为此必须转向重视内需的发展模式，以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现象同样不容忽视。

2、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影响我国内需持续稳定的扩大。

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反观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不足。在经济发展正常时期，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从2024年到202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33.2%增加到52.2%，平均年增长3.17%。当2024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时，政府更是投入4万亿，从2024年到2024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57.5%、66%和69.3%，增长速度超过了2024--2024年的平均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率先表现出复苏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而反观居民消费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24年的46.2%下降到2024年的38%，而在更需要扩大内需来抵御危机的20082010年，这一比例反而下降为35.2%、35.5%和33.2%。见表1：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年鉴2024，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公布的各年度居民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所得，相关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24》第44、62页。

由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导致扩大内需的目标难以实现，因为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如果居民消费率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就会出现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由此将严重制约内需的扩大，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度地依赖外需，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危机，必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通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远之计。但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增加其有效需求，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却是依赖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市场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处于低水平并增长缓慢，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多数居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从而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二、劳动报酬偏低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提高劳动报酬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均衡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中国目前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

1.劳动报酬偏低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劳动报酬偏低并且其在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根据计算，1996～2024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3.39%下降到38.75%，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报酬占GDP比重却节节上扬，从1996年的20%提高到2024年的35.8%旧o。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下降导致最终消费对GDP拉动力的降低，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拉动为5.5个百分点，2024年下降到4.2，2024年更降到3.8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相对于危机前的2024年，2024--2024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除了投资对GDP的拉动在2024年因为政府大力投入达到8.4个百分点，高于2024年的6.1，2024年又回落到5.6，其余数据都明显下降，出口的拉动在2024年甚至为一3.6，2024年虽然回升，但仍低于2024年的水平。

表2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是居民和政府消费支出之和，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的逐年下降，那么，由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下降导致的居民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则更低。表2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单纯靠投资是难以完全走出困境并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因为保持年复一年的高投资是不现实的，2024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1.3%，只是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结果。为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作用都得到有效发挥，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但劳动报酬偏低，却严重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加剧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矛盾，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劳动报酬偏低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现之二，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

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在国际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依靠这一优势，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竞争模式，从而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低端市场赢碍了竞争，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大量的低端产业带来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另一方面在低成本竞争战略的支配下，我国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和贸易加工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想要技术创新则既缺乏资金又缺乏动力，因而在全球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当前，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劳动力价格呈上升趋势，加上政府和民间都对环境和资源保护越来越重视，致使高消耗、低成本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订单减少，加之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给中国企业低成本竞争战略也带来了巨大挑战H]。

3，劳动报酬长期偏低源于我国企业工资裁度没有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

对于我国劳动报酬偏低并逐年下降的状况，普遍认为是我国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竞争模式造成的，而低成本特别是低人工成本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主流观点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但从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压力明显减弱，且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就两次发生较大的民工荒，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过剩现象逐步得到缓解，但低工资、低人工成本的用工策略仍被大多数企业普遍采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致使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多数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乏力，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主要由买方确定的工资制度的结果。

自从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市场基础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督指导，然而对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解和落实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偏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片面地将企业自主分配理解为企业经营方单方面做主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思路的制度环境表现为企业一方处于强势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企业一方处于强势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企业与职工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工资协商机制，往往是企业单方面做出工资决策，成为事实上的工资制定者。工人只能被动接受，缺乏起码的讨价还价能力。再加上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政绩的追求，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职工收人的增长速度，因此客观上默认了企业单方面确定工资的机制。另一方面，忽视市场基础确定中协商作用的发挥。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协商，对此在商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上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并逐步建立起充分协商的国际国内的定价机制，供求双方都可以独立或联合争取定价话语权。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典型的协商不完善，劳动者一方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个体与企业讨论劳动报酬，协商中处于明显的实力不对等。

三、建立有助于劳动报酬稳步提高的工资制度。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4年主要任务第8部分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中提出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此，需要在企业实行新的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内容的工资确定机制。

首先，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特点之一是政府主导，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的作用，但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指令，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早在2024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现在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企业工资在真正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目前河北、江苏等省7个省份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地方法规，许多省份还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正是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到2024年底，全国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就达51.2万份，覆盖企业90.2万个，覆盖职工6177.6万人H J。而政府主导更重要的含义则是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首要工作是制定科学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保证标准的切实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督指导企业工资的最有约束力的手段，也是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最低起点，并且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和拉动消费具有直接影响。

2024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的目标j，相关目标的实现，必将对我国有效开展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提高劳动者收入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需要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确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资确定的思路。通过集体协商确定企业工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做法，早在我国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重视工资集体协商的地位和作用，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条款第18项甚至将多大程度上一国的工资水平是由劳资双方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作为判断是否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之一。我国企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国家至今不承认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我们的对外贸易和企业生产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虽然其中不乏政治原因，但我们自己的企业在诸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资协商等方面也授人以柄，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解决的，在企业建立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的工资确定机制就是必要的举措之一。

最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和提高协商代表的能力。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对两个能力的分析至关重要，一是雇主支付工资能力(Employer ability topay)，二是工会促使雇主支付的能力(Union a.

bility to make employers pay)o 7j。对企业支付工资的能力的分析，要在把握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前提下进行。当宏观经济形势遇到困难，此时大多数企业工资支付能力相应减弱，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预期目标就要相应降低。2024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2024年初进行的工资集体协商我国工会就降低工资期望值，转而采取了同企业共度难关的共同约定

行动。在国家经济正常发展时期，工会和协商代表则要从企业经济效益、职工劳动生产率、企业人工成本等方面判断企业支付能力，并依此提出自己的协商目标。而工会促使企业支付的能力则取决于工会的组织程度、工会代表的谈判水平和能力以及最后斗争手段等三方面。正常情况下，工会组织程度高低是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并有效开展工作，是工资集体协商顺利进行的制度保证;工会代表的谈判水平和能力需要工会通过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等措施，努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人才队伍;而最后斗争手段，需要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充分运用工会已有的资源和成功经验，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协商，力求最大限度地为职工谋得利益。

建立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底线(或起点)，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工资确定机制，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我国职工劳动报酬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实现经济增长中投资、外贸和内需的平衡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