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税务听证的四方面区别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听证有两种，其一为行政机关主动举行听证。如《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其二为行政机关应申请举行听证。《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均为此类。

因此，税务部门的听证类型也有两种，一为税务机关主动举行听证，二为税务机关依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而举行的听证。前者主要法律依据有《行政处罚法》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后者主要法律依据为《行政许可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务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24〕73号，以下简称《通知》）。从相关法规规定来看，两种听证有几方面的区别：

一、适用范围不同。《办法》第三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已经查明的违法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拟将给予的行政处罚，并告知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是对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听证申请范围的基本规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依申请而举行听证的范围为被处予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公民和被处予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关期的限规定不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对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有关期限的问题，《办法》有进一步的明确，第四条规定：要求听证的当事人，应当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后三日内向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听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第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十五日内举行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主持人的姓名及有关事项。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第四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是予以公告。

也就是说，对于行政处罚事项（罚款）的听证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知晓后的三日内提出听证申请（对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提出听证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五日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是否准许，由组织听证的税务机关决定），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十五日内举行听证；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要求，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在知晓后的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二十日内举行听证。而对于告知听证时间、地点等事项的期限规定，两者是一致的，均为举行前的七日。

三、举行听证方式的不同。《行政处罚法》和《办法》均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听证不公开进行。而《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听证应当公开举行”。也就是说，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法律排除了不公开进行听证的方式。

《行政许可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而公开是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应当公开举行，把听证过程对社会公众开放，接受社会监督，有利于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也就是说行政许可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如果对这些事项举行听证，按《行政许可法》规定应公开举行，是否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因此，对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只能公开举行，似有疏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四、听证笔录的效力。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之规定，《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听证的全部活动，应当由记录员写成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名后，封卷上交税务机关负责人审阅。听证笔录应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本案调查人员、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阅读或者向他们宣读，他们认为有遗漏或者有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他们在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字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这些规定表面看来很重视听证程序及听证笔录，但至于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应起何种作用，从条文中无法得知。《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而第三十八条是关于如何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或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的规定。《行政处罚法》颁布后，许多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相继规定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但绝大多数实施办法对听证笔录的有关规定都是沿袭《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关规定。对听证笔录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未作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听证笔录在处罚决定中的作用也未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要求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听证笔录中认定的事实作出决定。对应当听证的行政许可，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拒绝行政许可的决定，都必须以听证中所展示并经过对质得以认证的、确有证明力的证据作为事实依据，而这些事实依据又必须是听证记录中有记载的。

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这在奥地利、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行政程序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均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奥地利《普通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听证笔录对听证过程与标的有充分的证据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听证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所谓正式听证即法律要求的必须在听证会之后，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第 554条）。此时，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是作出裁决的唯一案卷（第556条）。

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我们能否认为我国也主张“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从法律条文来看，并不是很明显。汪永清（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 年版）第146页对我国关于听证笔录效力的问题有一段描述——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许可法草案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听证笔录，并自听证结束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许可法草案时，有些委员提出，“充分考虑”一词主观性太强，容易使听证笔录变成可有可无的会议记录，不能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产生拘束力，不能有效避免听证后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随意性，操作性也较差。为防止听证流于形式，应当规定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惟一依据。行政许可法采纳了委员们的审议意见，规定通过听证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因此，从立法过程来看，我国在行政许可法的范围内还是主张“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