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时代任务，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需要，是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担当的时代责任。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时代需要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应对当前三期叠加的复杂经济形势，面临着完成以下三大任务的严峻挑战。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一是从经济总量来看，到2024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24年翻一番。为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6.5%以上，实现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稳增长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二是从经济质量来看，全面小康一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这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实现这一目标的任务更为艰巨，如我国2024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73倍;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中西部地区的1.7-1.8倍;我国现行标准下还有7 000多万人口尚未脱贫;还要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的内容上，从以往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同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就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改革的方式上，从以往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顶层设计和发挥人民群众创造性相结合，顶层设计需要上下形成共识。在改革的目标上，到2024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信心。

第三，全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 92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经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非常不幸的是，据统计，二次大战以来，全世界先后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到2024年为止，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大概率事件。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经验来看，他们都表现出了以下共同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上，如马来西亚长期过度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发展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等产业，忽略发展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上，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均未获得充足发展;在技术进步上，如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阿根廷1996年仅为0.4%，墨西哥为0.3%，马来西亚为0.2%，而且从1996-2024年的10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0.4%-0.6%之间，墨西哥徘徊在0.3%-0.4%之间，马来西亚徘徊在0.2%-0.7%之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在收入差距上，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年)，墨西哥为0.531(1998年)，智利为0.571(2024年)，巴西为0.553(2024年)。我国目前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以上发展特征，因而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直言，我国陷入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各占一半。可见形势之严峻。

以上三大任务集中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系统性。每一项任务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有总量问题，更多的是结构问题;有经济问题，还要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有增长数量问题，还有增长质量、效率和公平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二是战略性。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标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0.6%，标志着我国已经完成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进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跃升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经济发展将面临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实践，就呼唤新理念的引领和新理论的科学指导。

第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理论加以指导。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以往的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也要从单一理论转向系统理论，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新学说，构建新体系。例如，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面对国民经济的落后和几亿人没有解决温饱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一理念引领下，我国克服了底子薄，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等难题，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虽然还要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仅仅要GDP规模的扩张，而且还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就需要根据新阶段、新形势、新特点，推进发展理念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一个五大理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有机发展理念体系，引领我国决战全面小康社会。在这个发展理念体系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条件、发展机制提供了全的系统引领。

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实践需要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遵循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就意味着在三期叠加的极其复杂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加以指导。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状态过渡到工业化、现代化状态的经典理论模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就遵循了这一理论模式，如把农民工工资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借助人口红利加速推进工业化等。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以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我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面临的经济转型等难题，就失去或部分失去了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也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及时推进经济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

这就需要构建能够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理论体系，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是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二是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协调;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天花板制约;四是从注重引进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是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增加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现实可能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常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学说、新体系，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一，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基本理论元素。构建新的理论学说和体系，首先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面对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新的概念、范畴、理论，并揭示出不同概念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概念、范畴、理论系统化为理论学说和体系。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济建设、制度创新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丰富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已经总结提炼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理论新观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新型工业化理论、新型城镇化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发展，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奠定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制度基础和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明确了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运行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理论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可见，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或学说的条件，从而可以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上新的境界。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制度优越性和道路正确性。回顾中国经济近20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由强变弱又由弱变强的V型发展进程。在1800年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超过3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肯尼迪估算了1750-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中国在1800年所占比重高达33.3%，超过整个欧洲，到1830年还为29.8%，远高于英国的9.5%、美国的2.4%、日本的2.8%和法国的5.2%。麦迪森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高居世界首位，而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GDP分别占世界GDP总量的5.2%、3.1%和1.8%。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进入了百年屈辱，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下降通道。1820-1870年的50年间年均下降0.37%，1913-1949年的36年间年均下降0.02%，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总量到1949年也迅速下降到5%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到2024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GDP总量进入10万美元俱乐部，是日本的2倍。中国GDP总额占世界GDP的比重2024年达到14%以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在如此之长的时间中实现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

这一方面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比其他制度和体制更高的生产力和发展速度，使我们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理论学说和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新体系注入了坚定信念和理论勇气。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理应孕育着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系。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与之相匹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有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学。我国作为一个成功发展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孕育着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范式，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但毕竟他们身处发达国家，缺少发展中国家的亲身体验和感受，提出的理论难免会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学人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大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又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和吸收，理应创造出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系，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这个贡献，显示中国经济学的软实力。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达到30%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按照十三五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年均6.5%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4年GDP总量将从2024年的67.7万亿增加到93万亿左右，达到美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如果再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5年左右，我国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人均GDP到2024年将会从目前的8 000美元上升到12 000美元左右，达到目前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完善，但它已经成为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难题最科学的理论。有了这一科学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界定范畴，规范概念，创新方法，优化表达，构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和得到国际认可的话语体系，获取经济学世界的中国话语权。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首先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以形成其基本理论框架。第一，研究对象。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但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所以必须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其实，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这一时代任务所决定的。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它不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在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就成为硬道理，成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成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因此，中国经济学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在仅仅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就不够了，需要依据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与时俱进地加以扩展，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中，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重要了。这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联系生产关系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解放生产力，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这就是改革生产关系。由于我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揭示制度转型的规律是中国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研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不是指生产力的技术方面，而是生产力的社会方面，如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等。第二，研究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就需要找到贯穿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主线。我认为这个主线应该是发展，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由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党的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我国经过60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主线，既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和要求，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的首要任务，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二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能够使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发展生产力包含了三方面的要求：

(1)要创造出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要快的发展速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学发展;

(3)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三是由中国经验总结提升的中国理论性质决定的。中国经验的最大特色或最大亮点在于实现了成功的发展，因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不是一个地域或国家的概念，而是用中国来标志我们所创立的经济学是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世界贡献。第三，研究框架。以发展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系系统化已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和学说;解释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规律，创新经济理论体系;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引领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三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经验来看，是否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是决定能否跨越的首要因素。据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斯宾塞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达25年之久。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四大基本要素，它们构成了缺一不可的四位一体创新体系。四是发展道路。

我国必须走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即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走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智慧城市建设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走用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提供巨大市场，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道路。五是发展资源。发展首先表现为资源的投入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我国实现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引领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就需要突破资源和环境的天花板约束，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并行不悖。据测算，202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

这就意味着：我国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情况下实现GDP总量翻番，突破资源和环境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花板制约。六是发展环境。就是要建立全方位开放的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就需要超越以往把开放主要理解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的局限，形成三个并重的全方位开放经济新体系：在开放空间布局上，从注重沿海开放转向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并重;在开放对象上，从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向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在开放资源流向上，从主要是引进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七是发展制度。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既得到了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经验的验证，也是我国决胜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制度保障。八是发展文化。我国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了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假定。

因此，通过文化继承和创新，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创造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