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理论和实践演变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理论演变而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和国家职能的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秉承其科学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主旨方面也存在着改进的使命，当前经济理论正处在交叉融合、不断变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就实践演变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态是人类经济史的特征事实，作为正处在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实践既有与现有理论相耦合的部分，也有与现有理论相背离的地方，这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出了强大需求，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阶段我国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决策层心血来潮，是理论和实践亟待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核，认真回答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关联关系，进而推进中国经济实践的素材积累、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从功能的角度看，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其主旨均是立足于 中国这个空间背景和当代这个时间背景，提炼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并依靠逻辑过程将其上升为理论，以此更好地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更好地体现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理论研究的全球意义。基于此，针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就需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核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需要持续创新?中国实践对创新政治经济学具有怎样的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核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建构基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具有哪些特性?从范式比较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或科学内核体现为：

第一，基于社会实践秉持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审慎态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全盘接受现有学说，而是以回应社会实践作为取向进而体现出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审慎态度。自1615 年蒙克莱田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之后，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动，政治经济学在扬弃此前学说的基础上呈现出演化和发展的显著特征。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资本论》导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框架的第一册第一篇，且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梳理并评述了重农主义者、亚当 斯密、大卫 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的理论学说，这表明《资本论》所完成的理论建构不是对此前经济学的接受或部分拓展，而是基于社会实践，依照逻辑与历史统一基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超越。值得强调的是，实践发展同样导致后续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本人学说的扬弃，例如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积累论》、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而大卫 科茨等学者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则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从社会制度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冲突中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危机的新解释。 可见，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已有经济学保持审慎和反思态度，其努力方向是在批判和重构中形成对实践的更好阐释。

第二，注重生产关系或制度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作用。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并基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如果将经济制度视为生产关系的总和，那么区别于其他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凸显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或促进作用。以研究主旨为基准，经济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其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或供求理论，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即这一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关注经济制度问题，由于供求曲线涉及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由此，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引入分析之中。第三层次关注经济制度的形成问题，即要回答经济制度从哪里来?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经济制度演变?由于经济制度生成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公共政策形成等相关，因此经济理论应扩展至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既研究价格和供求问题，也研究价格背后的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制度背后的社会制度。就此而言，以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为主体的制度经济学、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主体的新政治经济学均体现出制度分析特征，这些理论也应视为政治经济学当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从生产、流通、分配等维度出发系统理解经济运行过程。政治经济学将国民经济运行视为不同部分相互嵌套的系统，因此，此类经济理论注重从系统的、综合的和整体的角度理解经济运行过程。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作为核心概念，细致地探究了国民财富的生成、国民财富的分配以及经济政策的确定准则，由此提出了一个包括分工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赋税理论等在内的分析框架。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耗费劳动决定价值作为基准，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阐述了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对应的概念地租、工资和利润。与此类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而《资本论》则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基于生产、流通和分配等视角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上述情形表明：政治经济学侧重从系统视角阐释不同经济维度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将经济体系中的单个部分割裂出来做局部均衡分析。正是导源于分析视角的系统特征，政治经济学很少存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也很少存在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第四，立足于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改进来界定经济发展目标。政治经济学讨论财富生成、经济增长等问题，但探究此类问题往往立足于或归结于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而不是将财富生产或经济增长等主题视为经济研究的全部内容。就学科产生而言，政治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尤其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分化相伴而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 斯密同时著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并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身份而著书立说。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而且力图阐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实现方式，因此其具有科学性与阶级性两者统一的特征。上述格局暗示着：政治经济学显性地或隐性地存在着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哲学(即回答经济发展目标是什么)也应成为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不能将经济活动单纯理解为GDP 增加或财富增长的单向度过程。与此种理解相对应，汪丁丁明确提出新政治经济学= 效率原则+ 正义原则。张雄认为亚当 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标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双重价值目标：为国家造福，为人民理财。 皮凯蒂则强调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 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典型代理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上述理解表明：政治经济学通常具有显著的社会性或人文关怀属性，基于经济增长和分配正义来实现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改进，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向，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使命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内核，这体现为理论批判、制度分析、系统视角和社会关怀。然而，任何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搬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学说。事实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遭遇多重挑战，并存在持续创新的重要使命。

其一，自身理论体系建构目标与实际完成之间存在偏差。从广义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标题下提出的六册框架，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中《资本》又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四篇。马克思最终完成的《资本论》实际上对应的是六册框架《资本》部分中的资本一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时虽然涉及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对外贸易等，但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性论证或深入性探究。考虑到国家职能在当前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经济作用急速凸显，因此，对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的深入理解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部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完成理论体系建构的预设目标，这种理论探究的不完全性是此种经济学面临挑战且亟待当代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时空拓展导致某些理论观点的解释能力下降。经济理论建构在对社会实践观察、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之上，特定的经济学说总是带有特定时空背景的某些印痕。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其基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运动阐述了财富贫困的两重积累，以及因生产相对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种理解主要以18 世纪中后期和19 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阶段作为分析对象，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时期，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产业经济(主要是棉纺织业)领域，并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然而，从19 世纪中期以来，上述理论的时空背景已经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倘若不能内生这些因素，则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实践解释力将受到影响。特别是全球化导致一国的生产相对过剩可通过国际商品和要素流动而输往海外，金融化导致一国可通过金融发展以及金融虚拟化而将未来消费能力贴现，福利化导致一国政府可依靠居民的福利增进以缓解财富贫困的两重积累。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福利改进性导致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背景发生了变化，分别为生产相对过剩提供了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制度维度的缓冲机制。就此而言，经济研究必须辨析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印痕，并在引入社会实践演变因素的基础上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价值。

其三，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特征带来了学科竞争压力。从学说史的角度看，经济学演进存在两次大的分野：一是亚当 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分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二是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分化为以探究制度因素为主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探究资源配置问题为主旨的经济学。第二次分化所形成的经济学成为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当前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马歇尔开创的微观经济学、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以及萨缪尔森推进的新古典综合派。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主流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数学化、形式化特征，这使其学说符合形式逻辑且具有广泛传播的优势。就此而言，数理和计量工具的引入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变革，尽管此变革会忽视不可量化的因素并牺牲对真实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反地，政治经济学关注制度因素、具有系统特征且存在价值取向，这往往使其在数学化和形式化方面处于劣势。从学科竞争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政治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外部挑战，政治经济学面临着秉承其科学内核(从而更好地回应真实世界)与方法论转化(从而更好地进行理论推广)之间的权衡。

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革命到建设的目标转移。政治经济学具有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标取向，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其落脚点是通过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为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依据。就此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学说或制度变迁学说。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改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从革命学说向建设理论的转移，这一转变迫切需要对此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当代化和本土化改造。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凸显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收益分配的作用，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揭示要素的归属性质，但难以回应要素的何种权利组合最能促进经济效率，而产权理论则成为所有制理论在这一方面的重要补充。

三、中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提供的条件

政治经济学具有自身属性和科学内核，导源于自身理论建构、时空背景转化、学科竞争态势以及理论目标转移，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就本土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当前正处在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转化的新常态，中国的实践为检视多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提供了契机，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条件。

首先，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征需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核。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批判、制度分析、系统视角和人文关怀等特征，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扬弃，需要凸显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需要从系统视角理解经济运行过程，需要回应效率提高和分配正义目标，中国经济发展就是政治经济学内核的实践再现过程。尤其是中国当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此种转型是一个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公共选择制度等持续演变的过程。由此，在西方世界中被视为成熟的制度安排，进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被先验给定的前提假设，在中国可能恰恰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主题。例如，林毅夫强调，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选择和升级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中国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回答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如何形成的。[7] 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引入经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而理论建构也需要解析经济制度的形成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在此过程中，人们还应关注传统社会对当前经济制度生成的影响，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 年文明史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长期积淀的文化资源、社会结构、政治模式会对当前的制度演变施加影响。例如，在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和激励方式始终是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那么当前什么是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济互动的核心目标和最佳方式?再比如，农耕文明和村落社会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亲缘为纽带的民间信用资源，但在城乡要素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此前熟人社会的关系型交往如何转化为商业社会的契约型交往?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处在不断演进和修补范式危机的转折时期。主流经济学具有方法论的比较优势，且对制度成熟的经济体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不意味着主流经济理论已经无需商榷和修正，也不意味着中国可照搬这些理论作为自身发展的思想来源。事实上，当前主流经济学也处在不断演化和修正的范式危机阶段。例如，主流经济理论并未对2024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前瞻性预警，而主流经济理论衍生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实践也带来了负面结果。除此之外，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还来源于理论的内在缺陷，这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经济理性的过度推崇，主流经济学采用政府市场的分析范式，强调政府是有效供给制度等公共产品，市场中的企业和居民则理性选择自身行为。问题在于：作为主流理论体系逻辑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并未经过经验事实的严格检验，相反地，BPC 假设，即强调人的行为是给定约束和信念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相对于理性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的行为。[8] 第二层面是忽视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特征，主流经济学采用代表性厂商等概念来刻画经济过程，这很容易屏蔽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差异性。在市场政府两分的情形下，主流经济学即便考察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会探究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内部关系。事实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行为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往往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变量，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第三层面是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交互作用，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市场政府分析范式往往立足于一国内部或封闭经济，然而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不同政府之间的交互作用本身成为影响特定国家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使其可通过美元发行等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收益，因此，开放经济下的政府行为与封闭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很可能存在明显偏差。总之，主流经济理论的逻辑缺陷导致其面临着范式危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体现出对这一理论格局的积极回应。

再次，中国的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践在战略选择、动力形成、绩效评估等方面呈现出多个面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均不能有效阐释这些面向，既有理论均面临着本土化和当代化转化的任务。而我国有可能基于自身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起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在四个维度是具有自身特征的：一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时性。我国经济体制维度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化和国际化是这一转轨的基本取向;经济结构维度正处在从城乡二元反差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转化的基本取向。国际经验显示，多数国家的市场化转轨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时期分离的，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要在同一时期内完成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的两重使命。二是人口大国的内在发展与全球化的平衡性。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广袤地域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难以依靠单纯的出口导向战略来实现，内部改革对自身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格局均会产生影响。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内在发展必定通过多种途径与域外产生关联。问题在于：中国在依靠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驱动经济发展时，面对的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国际秩序等方面的优势，给定的外部条件导致中国经济须在内部发展和参与全球化之间形成平衡。三是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持续发展的交织性。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速并不自发导致社会发展，当经济增速所支付的生态和社会代价持续攀高，且增长红利在不同群体的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则这种经济增速的持续性和合意性将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仍需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以逐步走向高收入国家，但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结构转化、社会财富分配。四是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市场运行的匹配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年来，决策者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问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在文化传统路径依赖的基础上，传统农耕社会导致我国形成了家族观念、差序结构、农本思想等文化特征。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涉及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融合，而三者之间的融合在人类经济史上是一个需要创新且值得期待的命题。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路径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科学内核，也面临着创新使命，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命题的理论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不能完全基于主流经济学进行阐释，经济实践与已有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特征，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命题的实践逻辑。从实践和理论逻辑出发，基于本土实践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重要性，也具有操作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这一创新包括三个可能路径：一是论证新格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理论的适用性。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存在着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据此，可以基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大样本数据研究此规律的适用性及其重要成因。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阐释新的实践。例如，马克思基于商品生产的私人性和价值实现的社会性之间的冲突来理解市场波动，进而在引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阐述经济危机。立足于上述思想内核，可以在引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福利改进性的基础上拓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而体现其对现阶段国际经济危机的解释力。三是汲取不同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具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在于理论批判、制度分析、系统视角和社会关怀，而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的形式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理论正处在新综合、新超越的重要时期，应在汲取各个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更具综合性、也更具实践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据此，可在凸显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社会关怀等特征的基础上，借鉴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工具对经济制度和价值取向进行变量化处理，将前者的思想优势和后者的工具优势相结合，以此推动政治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应关注前两种途径，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根本出路却应聚焦第三种途径，因为这一方向最可能形成对中国实践的精确阐释和对国际理论的学术贡献。由此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界定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涉及作为资源配置轴心的价格机制，也涉及此机制背后的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同时还涉及经济制度背后的国家理论和公共选择问题，资源配置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个向度。这意味着此理论在研究对象上具有综合性、系统化特征，从研究对象的综合特征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考虑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与上述理论建构的研究对象特征并不完全耦合。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本土经济实践的理论再现，它应遵循概念提出、假说构建、实证检验、政策含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然而经济运行的所有因素未必可以被形式化，据此依照问题导向来确立研究工具和方法就是合适的。方法论应服务于或服从于解释对象，在可被变量化的领域应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但在不可变量化的领域也不应牺牲真实世界丰富性来削足适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综合采用数理分析、计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以此凸显研究工具的多样性和逻辑呈现的立体化。就研究价值而言，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关怀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凸显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将价值的在场性作为此种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本质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但也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可持续性以及增长成果的分享正义，据此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城乡居民的福祉提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将经济效率、分配正义同时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准，这体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国家造福、为人民理财理念的呼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演变和实践演进的内在要求，但构建此种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展开的系统工程，这是由理论与实践的内洽性以及中国实践的复杂特征内生决定的。从理论范式形成的角度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沿着如下步骤展开：

其一，梳理已有理论，这种梳理包括从学说史视角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源与流，进而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学科属性和方法论特征，也包括从学科比较视角分析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进而为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依据。对已有政治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梳理，实质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学术渊源。

其二，比照中国实践，即检视中国经济实践与已有理论之间的匹配性，任何经济理论创新均导源于已有理论与实践过程的背离，在理论梳理之后，人们需要基于翔实的国情调研等形成对中国实践的准确认识，依靠大数据和多部门的协同形成中国经济格局的可靠案例库和数据库，进而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特征事实，将此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进行比照，由此确定中国实践与已有理论之间的耦合部分和背离部分。显然，这一工作本质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实践来源。

其三，推进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立足于一组概念进行逻辑推演，而立足于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可以为这一理论构建提供可能的方向。其原因在于，劳动分工被视为财富增进以及财富分配的驱动因素，研究劳动分工，就是研究市场，因之也就是在研究整个经济。 而劳动分工形成的报酬递增与市场范围扩展形成的交易费用之间存在着权衡，交易费用又取决于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以及决定这些制度的公共选择等社会制度。由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以及经济绩效均可置于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之中，中国经济发展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异同也可立足此框架进行阐释。

其四，形成学术影响，即探究中国实践理论化的长期检验以及国际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之后，需要利用中国经济的大样本、长时期数据进行检验，如果检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则建构的理论学说即可作为指引中国经济战略和政策选择的依据。在全球层面，上述理论建构也可增强国际经济理论的多样性，并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实践提供借鉴作用。

总而言之，梳理已有理论、比照中国实践、推进逻辑建构、形成学术影响是形成经济理论的基本步骤，针对这些步骤的努力必将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