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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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1
摘要:为了阻止性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蔓延到校园,确保学生和老师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全国学校决定延期入学,通过在线教育进行授课。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教师应积极响应省教育厅的呼吁,在家为学生教育,为家长和孩子放心,为疫情对策提供微博的力量,小学语文教师也应勇敢迎接挑战,适应与学生交流的新方法,提高自己的教育技能,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本文从探索小学语文在线教育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希望小学语文老师能为疫情流行期间的教育提供新的想法。
关键词:小学语文在线教育的有效性探索。
中图分类编号:G623.2。。。。。
为认真贯彻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执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感染延期入学期间,小学语文老师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充分增加师生间双向交流,有效解决学生因感染不能正常上学的问题。为了圆满完成教育任务,小学语文老师不仅要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还要合理安排教育课程,利用多媒体手段,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学习语文知识,科学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小学语文在线教学的有效策略。
1、合理安排小学语文课程,增加课程教学趣味性。
为了切实开展在线教育活动,切实实现停课继续教育,停课继续学习,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家学习,小学语文老师必须合理安排小学语文课程,采取学生在家学习的对策。此外,老师的课程内容也尽量多样化,用有趣的语文教育内容吸引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让孩子暂时忘记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让学生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例如,在学习《小船》文章时,老师不仅可以告诉学生基本的语文知识,还可以开设简单的语文实践活动,向学生展示如何用A4纸堆小船。但是,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语文课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2.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语文教育。
疫情期间,老师们利用直播的方式向学生讲授语文知识,通过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语文知识。小学低年级教育时,多媒体的使用效果特别显着,老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合理制作相关课件,让孩子们专注于老师的PPT说明。例如,在学习《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时,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动画,让孩子们看到蝌蚪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妈妈的。除此之外,针对一些学生了解起來十分艰难的教学内容,老师还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手段和特技对它开展艺术加工,运用生动的画面形象,更直观的表述抽象化的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有关內容,将抽象化的知识具体化,让学生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多样器官,进而了解语文知识。在小学语文教育中,通过动作结合、文字结合的媒体技术手段,使学生在更真实的教育情况下学习新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无聊的语文在线课程更加生动有趣。
3.增加在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疫情流行期间,直播教育的方式不仅是中国教师们的挑战,也是所有学生改变学习习惯的挑战。小学生年龄小,自主学习能力低,上课容易发生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为了更好地监督学生的学习,老师要增加在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通过连麦、问答、新闻栏交流等方式,增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例如,在现场直播课开始之前,老师必须和家长取得联系,让学生每天8:30~9:00上语文课,在现场直播平台上安排家长按时发送孩子认真上课的照片,督促每个学生按时上课。其次,老师也鼓励家长参加儿童课堂交流,监督儿童,通过连麦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及时了解学生的听说情况和知识掌握情况。家长也可以,但是消息栏反馈了老师上课的各种问题,催促老师立即改变上课方式,反映了直播中出现的直播课的电脑不能播放,网络卡尔顿等问题。此外,老师还应该与家长和学生在课堂上沟通,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4.合理安排语文作业,及时批改和反馈。
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除了根据每周的课程表及时调整语文教学进度,修改语文预设计划外,老师还合理安排语文作业,及时修改和反馈学生的作业情况。在线批改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老师们脱离了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只能看学生在线作业的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此,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及时提交在线作业,老师必须重视(1)保证提交人数,实现卡率100%。(2)确保学生提交的作业数量足够。要求拍三张照片打卡,学生必须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3)保证拍照打卡的照片清晰。(4)保证拍照打卡,当天完成。(5)统一拍照打卡平台。只有这样,老师才能认真批改每个学生的在线作业,及时反馈。由于在线批改作业需要长时间盯着手机或计算机屏幕,容易引起一些教师的身体不适,教师也应该合理调整工作时间,及时调整批发作业的方法和程序,尽快适应在线批改作业的习惯,提高工作效率。在作业配置方面,除了通过直播向学生传达作业外,老师还可以通过微信群将当天配置的语文作业发送给小组,监护人可以催促孩子及时完成老师配置的任务。
总结语。
作为人民教师,在疫情面前,我们要认真负责,保护学生们的学习,积极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迎接新的挑战,提高自己的教育技能和教育战略。同时,我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病毒早日消失,中国早日实现确诊和疑似病例的目标,让孩子们回到校园,人们的生活走上正确的道路,国家的经济也能继续前进。我也期待着我再次上班,上讲台的那天,我国人民可以脱下口罩,再次面对孩子们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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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敏。浅谈信息技术进入农村小学语文教室[a].基础教育理论研究论文精选(上卷1)[c].20_.
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2
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生财政建设 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
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善民生财政建设,宏观角度上是要求财政建设从社会经济体系架构改革出发,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教育领域、住房保障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消耗,
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_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_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2亿元,增加558亿元,增长2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
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 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
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
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
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3
摘要:分析了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各个术语译名,建议根据术语的专业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原则,使用“新冠肺炎”这个术语作为COVID-19的中文译名。
关键词:术语;专业性;约定俗成性;新冠肺炎
Abstract:BasedonanalysisoftheChinesetranslationoftermsconcernedCOVID-19,andinaccordingtotheprofessionalprincipleandpopularusageprincipleinterminology,thepaperproposestotake“新冠肺炎”(xinguanfeiyan)asChinesetranslationoftermCOVID-19.
Keywords:term;professionprinciple;popularusageprinciple;COVID-19
20_年12月中旬,一種不明原因的感染性肺炎疾病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始传播。12月30日17时48分左右,李文亮医生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微信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病毒的严重性。
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20_年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召开发布会,对《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进行了通报,将该疾病称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当疫情最初发生之后,以《长江日报》为首的当地官方媒体,为了更好地统一宣传,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简化为“武汉肺炎”,不恰当地显示出这种疾病的疫源地,这个命名是不科学的,容易造成“污名化”,因而没有流传开来。
20_年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对通过主动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发现的所有疑似病例开展了实验室检测,排除了流感病毒、腺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为这次疫情的病因,经分离、鉴定,最终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novelcoronavirus,简称nCoV)。
20_年1月11日和12日,国家卫健委对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公开了这次疫情有关的更多详细信息,并分享了这种新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
20_年1月20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个疫情统一改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20_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疫情报告中,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20_-nCoVacuterespiratorydisease”,把病毒命名为“20_-nCoV”,其中,“20_”表示首次出现的年份,“n”表示新型的,“CoV”表示冠状病毒。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说明,这是批准的临时病毒命名,最终的病毒名称将由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onTaxonomyofViruses,ICTV)决定。
除夕前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在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报道中,标题字样变成“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等,首次在媒体上使用这一简化后的新命名,并被其他的很多网络媒体采纳。
国家卫健委于20_年2月7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命名事宜的通知》中提出:现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为“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简称“NCP”。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中明确表示,这是“暂命名事宜通知”。
20_年2月8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
国家卫健委的通知发布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便在全国通行起来。
20_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在日内瓦的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也就是新冠肺炎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谭德塞解释说,“Co”代表“冠状”,“Vi”为“病毒”,“D”为“疾病”,而“19”代表这一疾病最初的病例是在20_年发生的。谭德塞表示:“拥有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侮辱性的名称。”他还指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格式,可用于将来的任何冠状病毒暴发。”
20_年2月11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在医学类预印本发布平台上,发表最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的论文,将这一新型冠状病毒从此前学术论文及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消息的代称20_-nCoV,命名为SARS-CoV-2。这一命名反映了20_新冠病毒与导致20_—20_年SARS疫情暴发的冠状病毒之间的相似性。CSG通过研究和筛查证明,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并不是同一种病毒,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属于同一类型病毒,新冠病毒的临床特征与SARS病毒有相似之处。因此,把这种病毒命名为SARS-CoV-2,表示它与SARS病毒的相关性。
与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疾病命名为COVID-19不同的是,CSG是通过论文方式首次公开SARS-CoV-2这个病毒名称的。根据该论文的说法,SARS-CoV-2这个新的命名,将增进对新冠病毒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并对未来其他新冠肺炎疾病的暴发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CSG表示,这次新的命名,与之前20_-nCoV名称相比,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由这种特定病毒感染人类所引起的疾病(或临床表现谱)与SARS病毒的关系,而以“20_-nCoV”(20_新型冠状病毒)为名的术语中的“新型”这个成分,可能意味着该基因组与其他先前已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组并不完全匹配。CSG认为,由于新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已经确定,新基因组变化并没有引起宿主转换,并且疾病和宿主范围都不能用于可靠地确定病毒的新颖性或同一性,所以需要采用SARS-CoV-2这样的命名[1]。
20_年2月19日,姜世勃、郭德银、石正丽等7名中国病毒学专家以“需要为新型冠状病毒拟定一个独特的名字”为题,在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文,不同意CSG提出的SARS-CoV-2这个命名,建议为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命名。他们认为,若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实际上意味着它会引起SARS或类似疾病,对缺乏病毒学知识的科学家和公众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还指出,作为自然出现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与其他所有SARS样的冠状病毒(SL-CoV)或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的基因组序列是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SARS。因此,将其命名为SARS-CoV-2实际上是误导。对于这样一种明显受到国际关注的高流行性病毒,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名称。由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SARS,他们建议将SARS-CoV-2改名为HCoV-19(humancoronavirus20_),这样就可以将该病毒与SARS-CoV区别开来,也能使这个病毒名称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的命名COVID-19保持一致[2]。
CSG没有接受姜世勃、郭德银、石正丽等7名中国病毒学专家的意见,仍然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这些不同的命名呢?
笔者认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了,如果改动,将会引起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我建议不宜再改动了,在称说疾病时,仍然沿用“新冠肺炎”这个已经约定俗成的命名。
筆者在《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中说,“术语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在语言上的约定俗成性是术语定名时应当特别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要求术语具有专业性,“约定性符号”要求术语具有约定俗成性。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它的简称“新冠肺炎”这样的术语,既保证了这个术语的专业性,又保证了这个术语的约定俗成性,完全符合术语命名的原则[3]。
如果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命名COVID-19接轨,也可以将COVID-19按照字面的含义翻译为“冠毒病-19”,与“新冠肺炎”同时使用。必要时,还可以采用谐音的方式进行音译,把疾病名称COVID-19音译为“冠肺-19”,其中的“冠”与CO的发音相谐,“肺”与VID的发音相谐,可产生意义上的联想,便于记忆和使用。
至于国家卫健委通知中曾提出的英文名称“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和它的简称“NCP”,由于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名称不一致,且已于2月21日由国家卫健委修订为“COVID-19”,建议就不再使用了。
对于CSG提出的病毒名称SARS-CoV-2和中国病毒学家提出的HCoV-19,由于学术界还有争论,可以暂时不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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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_.
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4
摘要:20_年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重要一年,疫情的爆发激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意识。国家也为我们做了许多安心的行为。也彰显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政党优势。
20_“爱你爱你”从大家钟爱的谐音就可以看出对今年有很大的期许和憧憬,有人说,21世纪的10年代已成过去,20年代的大门向我们打开;
也有人说20_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步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幸福充满希望的时代。是否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在新年伊始,我们国家爆发的大型的疫情,病毒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原本迎接春节热闹非凡的市街因为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变得冷清,说其人迹罕至也不为过。就算在傍晚也没有了悠闲散步的人,唯一能听到的只有带着口罩的环卫工人扫把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和广播中循环播放的注意事项。在家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能在家长时间休息而欢呼雀跃。反之,每天打开手机看新闻,看着飙升的各种不利数据而忧心忡忡,也担心家中在外打工的家人的安全。这是继03年非典后中国又一次面临的大型疫情灾难。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通过飞沫转播,潜伏期在14天左右,这些都加剧疫情在我国的蔓延速度,短短的一个月就从一个省至一个国。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源远流长历史的大国,临危不惧是我们遇到事情的解决态度,这次的抗疫中,我们同样也制定出了快速且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是什么?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当然,除了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必不可少的积极乐观的态度。
1.制度优势 非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些遥远,但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遭。从恐惧不安到镇定放心,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做的一切。在抗击疫情的前期,河南省政府的做法被网友们录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上,还掀起了一番不小的浪潮,省内人在视频下方评论自己为身为是中国人,是河南人儿骄傲。而省外的同胞们纷纷投出羡慕的眼光,并暗示自己的地区政府多对河南政府进行学习。这些小小的调侃和互动看出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打入人民内部,将任何工作做到实处,做实事、做正事。
都说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防控结果和治理能效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首先,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公共医疗部门,可以不计经济效益,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2.政党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带领人民走上小康生活,带领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雄姿,功不可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一声令下让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停止交通运输,控制了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
14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
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
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
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在中共中央的号召次下,举国上下数以亿计的群众响应号召,配合国家和党做好疫情防控,串门,不聚集,居家隔离。同时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勇敢的协助国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他们奔波在大街小巷、车站和机场、从山村到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万众一心、团结奋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群众放在首位,形成了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抗疫格局。将联防联控、人员调动、物资筹集、人民生活保障、财政金融保障做到极致。这次疫情也看出了,我国的政党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要条件。
3.文化优势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悠长的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医学方面也为我们留一下了一副副奇方异药配方。比较著名的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黄帝内经》等等。而在疫情期间,有一位明朝的大夫他的研究结果拯救了上千万名患者的性命。他的名字是吴又可,他是我们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医者。因为他对自己猜想的坚持,排除异己,奋勇研究,破解了缠绕在军营中的恶疾。在当时,他的药方就拯救了大部分士兵的性命。在这次疫情中,中医学者依照他的配方并进行改进研究出了针对这次疫情的奇方,许多患者从鬼门关拉回。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优势,发展了五千多年,各领域上的伟人也不计其数,他们虽与我们未身处同一时代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的发展祝我们繁荣。
3.中华民族在面临灾难时的积极态度 从疫情开始爆发到现在接近平稳,其中饱含了中华民族人民的乐观态度。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看来,积极乐观的民族运气也不会太差。与外国友人交谈时,他们总会说中国很乐观、热情。在长期的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乐观对待一件事情比悲观对待它的结果会更好。所以,我们从小都被教导要乐观生活。
在疫情期间,网络上总有人上传医院中的各种情况。在视频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悲伤的表情,每个人都是笑容高挂,从病人到医护人员。病房中也没有压抑的气氛,有学生趴在病床上一笔一划认真写作业;
也有人在健身锻炼身体,希望自己能快快恢复,早日出院;
还有人在窗前吟诗作赋……在病房外,医护人员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将自己的信仰写在防护服上,激励自己。这些行为,是我们民族积极态度的代表。
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5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现象。尤其是防疫物资运不进疫区等敏感问题,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以及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毫无疑问,疫情背景下有逆全球化特征的供应链再配置正在悄悄进行,客观上在改变世界。本文从经济、价值和规则三个视角深入分析全球化的运行逻辑,考察中国现阶段的供应链配置情况,认为引导供应链的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注重构建有主题的工业园区形成供应链的集聚,以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重金投入数字产业的研发和创新,并紧密结合结构性改革中的机制优化,注重以资本优势升级中国的数字产业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疫情;全球化;逆全球化;供应链
作者简介:欧纯智,贵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贵州550018);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北京100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与消费结构优化耦合研究”(14BJL07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_.04.002
引言
20_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3月起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传播,各国纷纷闭关锁国,生产停滞,全球供应链几近处于断裂边缘,失业率飙升,经济遭受重创,新冠疫情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①针对此种情况,20_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紧扣“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的课题,学界已经积累丰硕成果。全球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过程实践和谈判的结果。①虽然经济收益是全球布局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但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全球化的配置以及全球化下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转变。②对逆全球化不要轻易尝试,闭关锁国有可能导致一国内部产生过度竞争,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等问题。③常态下有关供应链配置标准的问题④也是众说纷纭,环境可持续性、⑤成本、⑥效率质量利润、⑦客户满意度,⑧都会影响供应链的全球配置。然而在非常情势下,供应链有中断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應该有提前建立的预案和应急应变体系。⑨此外,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高科技能够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比如知识技术的转让创新。⑩
从表象上看,主导全球化、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因素很多,但认真对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一直在支配全球化运行。
一、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
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迹象,敦促各国反思供应链的再配置问题,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现象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已经出现,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有关未来全球经贸的发展趋势,(11)近期内取决于对疫情的防控,而长期看,还要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诸方面的综合应对。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可能调整甚至重组,国际协调应急合作机制并重新建构的可能,全球供应链配置也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一)全球化会结束吗?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彼此隔绝的地域、国家和民族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回顾世界历史,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六次全球化发展进程:
第一次:公元前1600-1500年,古埃及第17、18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国王雅赫摩斯以及后继者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形成了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的区域大分工和远程贸易,世界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帝国)主导的全球化雏形基本形成。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而结束。
第二次:继埃及人、希腊人之后,罗马人登上了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其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东方的汉帝国并称为当时世界的两极。然而,罗马帝国的扩张遭遇瓶颈,发展停滞,继而崩溃,这直接导致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欧洲逐渐在弗兰德地区兴起。地域上,分工体系将地中海、西欧、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自发地形成地中海贸易区。产业上,意大利从对英格兰和荷兰布匹和呢线加工起步并逐步进入发展高峰期,资金、原料、劳动力紧紧依赖世界市场。然而,蒙古帝国西征带来黑死病,终结了第三次全球化。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在地域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网也在逐步形成。欧亚非与美洲新大陆因贸易而连接在一起,空前繁盛。17世纪末,欧洲的小冰河期造成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饥荒和各国对资源的争夺,席卷欧洲30年的战争使整个欧洲笼罩在死亡威胁下,第四次全球化落下帷幕。
第五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其带来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加之工业革命为资本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美国适时地从英国手里接过全球化盟主的地位,开启第六次全球化,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宣告结束。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与既往的形式相比,已然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形态,以供应链的全球分工合作代替传统的完整供应链(或产成品)的地域竞争,由竞争导向逐渐转变为合作导向。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次疫情导致世界性的停产停工就是链条的某一环节突然断裂,而断裂的链条此起彼伏、不同频。因此,某一国家作为供应链条的一环单独复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复产问题。世界被供应链连接或者说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乃至成为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前五次都有殖民扩张的痕迹,非宗主国都是在被动全球化;本次全球化由于内核本质发生改变,各国纷纷积极加入,是在主动全球化。历史上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以更迅猛的方式强势回潮,规模一次比一次浩大。已可在全局、长期视野内明确地认清:在人类社会进化、进步的历史长河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的格式化洗牌,是短暂调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各国闭关锁国、各自发展,而是结盟打击异己,旨在削弱拥有综合竞争实力并有对其发起挑战潜在可能的经济体,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将全球化运行调整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涉及参与国经济利益,这也是当前各国积极融人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逆全球化会削弱相关国家利益,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当然,对于某些发起逆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那么虽然世界经济总盘子有可能变小,但是其自身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逆全球化行为就显得更为理性。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群体非理性在实践中的真实写照。
全球化也会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一是跨国界合作,比如全球供应链、环境污染、瘟疫大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需要国际组织协调合作,这种合作也有可能削弱传统国家主权;二是价值同化,通常以“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输出方式搞价值同化,当一国的价值不被他国认同,可能会受到来自他国的干涉和压力;三是规则冲突.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因冲突做出改变以适应合作,这种体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主权构成挑战。
(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流因素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因此,能够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供应链配置与盈利等因素,还会或多或少地掺杂有关价值、规则层面的因素。从当前的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決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自发流动,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条连接到一起,共同发展。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程度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往一国建立全产业链面临技术门槛、资本门槛,当前,只要能够完成全供应链的某一环节任务即可参与全球化。这极大地带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之路。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共有信仰和分享情感的方式维系内在凝聚力,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其称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①理想中,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习俗的成员在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共同意识”。但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世界未必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有时甚至可能产生各种文明冲突,战争随之而来。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共同规则,全面建立协调机制以确保共同规则有序运行。②共同规则的制定更有利于与“头羊国家”信仰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所以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同化作用,他国会在规则体系上无限靠近“头羊国家”。从政体到司法,从法律编订到实施,法制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共同规则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③
从学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是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全球化的主导国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这些需要强大的军事、科技、资本、劳动力、秩序维护等硬实力做基础,也需要公信力、感召力等软实力因素的支撑。
18世纪英法争霸,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皇权专制的法国因无法取消贵族的税务特权,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战争资金,只能发债,后续不但对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还以高通胀的方式消化掉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不搞税收掠夺而是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把国债还完。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属于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英法争霸中,与其说是英国战胜了法国,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战胜了皇权专制。皇权专制不能给资本带来安全预期,是资本选择了英国,为英国源源不断地贡献战争资金。④
我们看到18世纪英法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截然不同,也看到这种不同导致的各国发展进程。国际资本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祖先含着泪走过的路。精英共和、市场自由、权力制衡已经深入西方世界的观念骨髓,成为共识。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远离战火的美国,使美国成为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进而形成20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资本逐利更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冲突,不同规则体系的国家进行合作会导致合作无序。因此,可以说价值体系、规则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会削弱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得产品吗?
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全球投资布局决策时需要权衡取舍的三个关键因素,决策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在其他前提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供应链条越完整的地域,资本的盈利性越好;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价值体系的国家,合作更安全可期;东道国与国际资本属于相同规则体系的国家,合作更顺畅。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全球化以及规则全球化,则有可能导致我们对全球化走势和供应链再配置发生误判;如果过于强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阴谋论的论调,无视当前中国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强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扬长补短,进而影响国际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青睐。
全球化就是为了寻求共赢,以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由于文化差异对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对合作伙伴的规则也很难做到兼包并蓄,合作之路难免磕磕绊绊。必须承认,这并不是共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痛定思痛,未来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积极融人全球化浪潮,并积极步人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不应简单、机械地研判美国逆全球化战略,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更宽广的视角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深层运行逻辑,有的放矢地积极精准应对风云迭变的世界形势。
(三)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下决心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不但强行推动中美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其盟国仿效。此外,国际资本长期面对着不断加码的碳减排目标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加之被疫情切断的供应链,促使其反思对长距离跨国供应链依赖可能导致的后果。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某些去中国化、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因素或正在悄悄改变这个世界。疫情将不但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还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状态。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国际资本是否对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认同、接受和融人。目前看,美国经济虽然深受本次疫情重击,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继续向全世界的羊毛挥动大剪刀,纾困本土。 全球化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将想融人全球化的他国纳入主导国的经济、价值、规则体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主导国家,在大势上只能积极融人,但是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此先侧重于如何融人的讨论。所谓积极融人是主观态度,在客观上是否被接纳不是由主观态度决定的。中国未来能否不被全球供应链边缘化,不仅仅是表象上的经济问题,更是深层的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投资盈利前景,还拥有任何资本都不忍放弃的庞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在全球化的路上依然受制于美国,无法绕过。做个形象些的比喻,欧美之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调和的经济分歧;我们与欧美之间是“阶级矛盾”,是很难调和的有关价值和规则的分歧。没有中国在场,欧美会因为利益而互掐;有中国在场,欧美会站在一起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不同文化、不同颜色、不同规则的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这种由不同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导致的终极对抗,说到底就是要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欧美单一的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联盟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面前不堪一击,碎片化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联盟终将被中国体制逐一击破,这是斗争的残酷性。发达经济体面對的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举全国之力”、供应链集聚且产能巨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不对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其2/3时,美国不再淡定,要先发制人,这是利益之战。
认真研究美国历史,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兴盛不衰,落实到经济体系和规则体系上是主张最大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落实到价值体系上是与极权制度抗衡的新保守主义,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主义。①疫情为美国“去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借口,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积极寻找盟友共同边缘化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不断挑衅中国,但却低估了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初始阶段,美国和盟国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逐渐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这是由于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传统上各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国与国均被产品的前后工序或者供应链的上下游连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经济体系里,而全球供应链条布局的瓦解与重建并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融人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美国的“去中国化”之路步履维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即便如此,也定有一些国际资本趁着疫情供应链断裂撤离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全供应链上下游有序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事情,进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一(些)环节。只有极少数实力强的国家才会构建完整的供应链条。
(一)中国当前已经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全球化下,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配置布局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依托自己的资源能力按照龙头企业要求加入分工合作,负责零部件生产或者产品组装。①
中国是近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的最大获益者,自20_年加人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人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得资本积累、品牌影响、技术升级、产品革新以及全球市场带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不必迈出国门就已经成功打人国际市场,创造中国出口业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20_年中国进出口顺差是1865亿元人民币,20_年进出口顺差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人世贸19年间共累计进出口顺差是314151亿元人民币。从数据上看,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做出巨大贡献。当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拥有庞大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放弃”;作为制造业大国,20年高考扩招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这些优势吸引国际资本不断集聚中国呈现马太效应,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在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链条。20_年3月,中国美商协会发布了20_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63%的受访企业有意扩大20_年在华投资。近两年中美关系动辄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特斯拉和美孚先后大手笔投资中国内地,建设超大规模单体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逐步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升级到中游。据统计,20_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环节上的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对自主品牌的研发创新,②中国正在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攀爬,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力、光伏、通信、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需要审视的是,即便中国供应链布局配置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对《中国制造2024》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当前全球制造业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而中国排在第三级,且近期内还很难升级到第二梯队。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目前既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供应链(以下简称低端供应链)全产业链,同时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以下简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以及组装(下游参与)。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虽然排在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但依然对低端产业链拥有主导地位,以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身份参与服装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专供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每年出口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美国份额的10%。低端供应链的特征是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因为把全供应链做起来相对容易,所以转移搬迁、复制就不会太难,替代性极强。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新中国人口红利、高考扩招、职业技术教育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积累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一线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已经从最初的高端供应链下游参与晋升到中游参与,从最初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产品逐渐升级到为国外龙头企业提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元器件。中国6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有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再加工组装,以代工贴牌的方式在海外市场销售。美国是国际制造业唯一一级梯队国家,处在高端供应链上游,一直致力于本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先进科技对接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并给予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①同时对华限制核心技术出口,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目前看,中国在高端原创领域只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升级,比以往更加艰难。如果中国技术停滞不前,这部分产业将会不断萎缩。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身份凭借劳动成本优势参与高端供应链的核心元器件组装,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初级阶段。高端供应链为了成本最小化,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组装放在成本洼地。出于技术门槛对一线生产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以及供应链条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有主导性影响的低端供應链的下游产业,短期内在全球难以重新配置。但是,本次疫情使跨国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运费高企、运时无限延长以及疫情导致有些环节由于企业破产而产生断裂等问题,敦促各国思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布局。重新布局本土全产业链,将会是各国后疫情时代的政策趋向。
作为国际制造业第三梯队成员的中国,总体来说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链条短、劳动密集、技术低、资本低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龙头企业;而在链条长、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中还处于中游、下游位置,受国际资本支配,缺乏主导权,甚至经常被上游企业卡脖子打压。以技术突破带动而大力发展高端供应链上游产业,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供应链布局的一大战略性发力点。在疫情叠加而造成逆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再配置紧迫形势下,供应链必然要经历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挑战与机遇并存。
(三)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情势下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造成的风险对新兴工业国家及其产业工人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并可能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全球供应链必将重组。
肇始于20_年春的中美贸易摩擦,表象上看是缩小中国对美巨量贸易顺差,但从本质上看是美方在寻求全方位削弱中国发展实力,后续还有可能演变成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等呈现形式,意图引出中国“颜色革命”或去中国化。②前些年美国用温和绥靖的方式处理中美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便开始赤裸裸地去中国化,当前借着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的时机,更是试图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建构相同价值的全球化,输出共同规则的全球化.逐步瓦解中国强大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企图继续稳稳地保持住其全球化盟主位置。同时,疫情使中国在不少国际场合遭受争议,美国借此拉拢日欧构建反中联盟,共同塑造供应链全球战略协同,变相加速“去中国化”。如果美国得逞,那么欧美日三方联手配置“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对世界制造业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给资本市场传递强力信号,进而影响乃至改变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瓦解我国现有的供应链布局,并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1.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20_年,美国宣布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是要将中国产品彻底从沃尔玛连根拔起,关税几乎把中国的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出口美国的产品含有大量的外国进口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因此,这部分产能由于资本与技术门槛低、供应链条短、可替代性强等特点,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地区是大概率事件。这部分产能目前大多集聚在东南沿海,至于是否搬离中国,取决于中外的成本对比考量,要看中国是否有与国外在成本上更具优势的地域。资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利是第一要务,国际资本必然会逐步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流向成本洼地。
2.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20_年,特朗普税改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惠普、英特尔、IBM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其他大型跨国企业如韩国三星、LG,富士康、中国海尔等,也先后决定在美国投资建厂。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中国更是频频出手,以“国家安全”为名调查中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派驻监管人员、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S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高端供应链上游比拼的是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能够自发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由此我们说高端供应链上游布局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缺乏高端供应链布局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完全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影响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体制,国家出手以“举全国之力”投资布局高端供应链,辅之以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的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对华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是我们一直被欧美所诟病的。我们需深刻认识的是,保证国际资本安全稳定是重要因素。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要有真金白银的投人才会有后续的跟进。
3.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与广大的消费市场是国际资本布局中国的重要原因。20_年,高盛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占总成本的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参与)和最终组装(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所投入的劳动成本。如将苹果智能手机中国的生产与组装全部搬迁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至少提高37%(可见虽然美国20_年降低公司税,但中国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公司用机器替代人工,苹果智能手机成品售价也将上涨15%。由此可见,将苹果智能手机从中国迁移回美国本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是,近期苹果公司宣布已将在华的10%-15%产能转移到东盟国家,可见东盟目前是不太成熟的成本洼地。高端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受迁入国成熟技术工人数量和供应链布局现状所限,不会立刻迁走,但会形成逐步搬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已经在分流我们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的全供应链本土布局的相关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敦促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加速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产能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的部分产能,要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难下结论。
三、中国引导供应链布局要务实和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也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时都会进行综合考虑,既会考虑资本收益也会兼顾合作的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更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配置现状(经济全球化)、共同价值(价值全球化)以及支撑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前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配置、去政治化和全球化运行秩序的配套因素上下足功夫,不但要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还要力求向供应链的上游攀升。
(一)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资
全球化使得企业通过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及时将产品投放市场,从而降低仓储成本。企业产品产供销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计划和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疫情影响下,全球实时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供应链上下游链条因配置分散而被切割甚至被切断,无法同时“转起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其表现便是“复工不能复产”。在平常时期,资金流、信息流、物流运转得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空间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这种现象亟待世界重新思考供应链的配置布局问题。
以往全球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散落在世界各地,导致运输距离长,耗时长,各地不同步需要协调。运输不便利还会额外加高仓储成本,不仅阻碍供应链的顺畅运行,而且松散、脆弱的供应链布局还可能导致链条断裂的风险。以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供应链黏性,将是未来我国进行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布局与资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供应链上游链条越长、越聚集,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这是成本优势;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越聚集、链条越长,越容易占据上游链条,这是资本优势。由此可以推论,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形成供应链条的工业园区以及周边新建园区可以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重点地区,未来有主题产业的园区投资建设将掀起一股热潮。UNCTAD的《20_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资本跟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可以在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面积极引导、鼓励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聚集、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的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尤为关键,要兼顾物流枢纽、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条、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的政治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确定一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心,其他环节链条的配套企业就会跟进入驻,逐步形成链条集聚和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延长链条。经济全球化永远是国际资本投资考量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助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化,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即便能够在中国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一切都等于零。戰狼式外交、民众大规模有组织地抵制日资(因钓鱼岛)和韩资(因萨德导弹)、大讲缺乏依据的阴谋论等行为,都会大幅提升国际资本对华投资的安全忧虑,撤资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世界接轨,要保障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恪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布局,往往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科技企业明知搬离中国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却依然毅然决然地搬离中国,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据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的评估,20_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当年中国对美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份额被分流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现实既残酷又严峻。我们知道,供应链布局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格局便是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硕果。趁着周边国家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的时机,我们应尽快开足马力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产业园区,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马太效应会使该地域的综合成本优势更明显、供应链条更长、供给能力更强。
近期,中共中央宣布海南单独立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不仅仅是税收和贸易方面的自由,也是制度安排的自由,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勇气、决心和力度。既往在内陆地区难以解决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等主权分歧在自由贸易港里都可以改革突破,进而迎刃而解。此外,海南是国内离东南亚最近的沿海省份。近年来,亚太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向增长点靠近形成供应链条集聚既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制裁不仅是想遏制中国发展数字科技,而且是想牢牢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引导国际资本投资。技术是决定全球高端供应链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决定高端供应链是否迁出中国的关键因素,自主研发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二级梯队攀爬的必由之路。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以拼价格的低成本方式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和下游,处于生产制造组装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果没有对供应链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突破,短期内无法攻克技术难关,则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另辟蹊径。相关企业可以利用各国共享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有的放矢地查询该类技术的研发和专利持有人信息,积极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技术合作,这是从供应链中游升级向上游靠近的捷径。 走出去拥抱世界。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尤其是高端供应链龙头的资本动向、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势,主动强化与其链接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地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龙头企业所在地,以方便上下游连接。特别要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企业进行投资,以重资合作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进而掌握核心技术。当前我们的战略是,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地位的同时,以资本对外投资为纽带巩固和强化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链条,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向全球制造业二级梯队挺进。
中日韩共荣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亟需尽快签署落地,使其成为联结三国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此举既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全球化“去中国化”而造成的中国制造业危机,更可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劲吸引。不容乐观的是,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当中,核心技术产品研发设计的供应链上游龙头位置依然由日韩占据,中国处于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积极把握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借势于新基建东风。20_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步伐,该举措有利于补齐我们因为科技实力不足而无法由市场机制自发引导配置高端供应链布局的劣势。30万亿级体量的新基建将为高端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企业从高端供应链中游向上游攀升,还可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布局,以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有一点需要强调,上述各种保中游争上游的方式只有新基建不受客观因素限制,其他方式都要受限于各种外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所以新基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测算,20_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经占到CDP的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在带动就业方面,20_年将贡献约54万个就业岗位,2024年,将贡献约350万个就业岗位,2024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的就业。新基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将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疫情背景下失业率飙升,传统基建被重新提上日程以缓解当前的失业问题,这是国家战略的短期权衡,本无可厚非。但若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还是要投入重金积极打造我国的数字产业,这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①我们不该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评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在为明天的发展积攒能量,是为了明天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只有真正掌握数字产业的前沿核心技术,才能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龙头位置,我国相关企业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头部企业,才能真正主导高端供应链全球配置布局,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到那个时候何愁就业?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双管齐下是国家短期战略与中长期战略的有机结合,以传统基建解就业的燃眉之急,以新基建为扩大未来就业不断蓄能。
结论
与柏林墙倒塌和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空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会因此做出调整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有关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關问题因疫情而成为热点,我国商界、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大致分为相反的两派:有悲观观点认为,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不对应中国消费市场的那部分产能将陆续搬离中国;也有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供应链将聚集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必将带来供应链配置的结构性调整,疫情只会加快调整速度但无法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彻底摒弃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账上的盈利,对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予以高度重视、综合分析、认真研判、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盲目乐观更不妄自菲薄。同时,紧抓改革开放机遇并迎接挑战,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携手各国共同发扬全球化的共赢精神,积极维护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
①贾康:《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党政研究》20_年第4期,第1-8页。
[责任编辑国胜铁]
①贾康:《当前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财政监督》20_年第9期,第37-43页。
②贾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_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杨仁发、张婷:《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扩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年第5期,第3-12页。
②贾康:《以制度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社会科学报》20_年2月6日,第1版。
①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年,第79页。
①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42页。
②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79页。
④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_年,第129-130页。
①JesseHeley,MarcWelsh.SamanthaSaville."Thefanta-syofglobalproducts:fizzy-drinks,differentiatedubiquityandtheplacingofglobalization",inCtobalizations.20_,V01.17,No.4,pp.683-69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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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賈康、欧纯智:《从博弈论视角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领导科学》20_年第18期,第20-21页.
①贾康:《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_年第6期,第80-85页。
形势与政策疫情论文篇6
摘要:防疫期间,各种相关宣传报道及新闻发布频见于各类媒体和各种场合,但在这些积极的宣传报道和新闻发布中却存在一些字音、字形及用词、用语等方面的问题,故拾之,诊之,以飨读者。
关键词:疫情报道;新闻发布;语用问题
庚子新春,病毒肆虐,全国上下打响了一场全面抗击疫病的战争。一时间,各类媒体的宣传报道及各级新闻发布可謂铺天盖地。这些宣传报道及新闻发布对于抗击疫病、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笔者发现在这些积极的宣传报道和新闻发布中也存在一些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方面的问题,本着“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列举一二,与各位方家一同诊断。
【疑似病例一】
新冠guàn肺炎
【典型症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新闻播报及人们的言谈中常被简称为“新冠肺炎”,但奇怪的是,全称的时候一般都会读作“新型冠guān状病毒”,而简称的时候,却经常读作“新冠guàn肺炎”。
【望闻问切】
“冠”,是多音字,分别读作“guān”和“guàn”。“冠guān”指帽子和形状像帽子或在顶上的东西;“冠guàn”则是戴上帽子、在前面加上某种名号和第一名等意思。由此可见,“冠状”之“冠”一定是读作“guān”。我们熟知的“冠状动脉”“冠状病毒”等正是如此。
可能是“冠guān状”一词早已入耳入心,而“新冠”这一简称新词的读音尚处模棱两可、未加辨析的阶段,故而时有“新冠guàn肺炎”这样的误读。
【诊断报告】
多音字误读,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冠”皆读作“guān”,不能读作“guàn”。
【疑似病例二】
疫情防控狙击战
【典型症状】
各种语音播报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街道、马路上的标语也大都如此,但有个别地方却别出心裁,打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字样的标语。
【望闻问切】
《现代汉语词典》中“阻击”指“以防御手段阻止敌人增援、逃跑或进攻”;“狙击”指“埋伏在隐蔽地点伺机袭击敌人”。单从“埋伏在隐蔽地点”这一特征来看,我们这次打响的也绝不是“狙击战”。
【诊断报告】
形近、义近词语误用,只有“疫情防控阻击战”,没有“疫情防控狙击战”。
【疑似病例三】
防控的重点是湖北和武汉
【典型症状】
疫情发生以来各级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高度重视,而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疫情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常出现在新闻报道及人们闲谈中的一句话就是“本次疫情防控的重点是湖北和武汉”。如20_年2月23日中安在线的报道中就有“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这样的句子。
【望闻问切】
在这类句子中,“湖北”和“武汉”是两个词语,也是两个概念。从概念的内涵来看,“湖北”和“武汉”在句中皆指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但从概念的外延来看,“湖北”的外延大,是种概念,“武汉”的外延小,是属概念,“武汉”从属于“湖北”,“湖北”包含“武汉”,两者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一对概念。
判定两个概念是否具有属种关系,关键要看其在外延上是否具有包容关系。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相同”,则可判定这两个概念具有属种关系。在以上的句子中,“武汉”的外延就和“湖北”的部分外延相同,所以二者确属种属关系。而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是不能并列使用的。
当然,因为同一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不同的事物,表达不同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说“湖北”和“武汉”就一定不能并列。例如,在“这段时间,人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湖北和武汉”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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