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法院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万州法院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

武隆法院关于农民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

2024年我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农民犯罪220人，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侵犯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等四大类型。

其犯罪特点：

1、犯罪人数的比例大，占犯罪总人数291人的76.5%；

2、犯罪类型不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职务犯罪两大类型；

3、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以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居多；

4、侵犯财产犯罪突出，尤其以盗窃为最，犯罪人数近100人，占所有农民犯罪人数的45.5%；

5、农民犯交通肇事，窝藏、转移、收购或销售赃物，寻衅滋事及介绍卖淫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人数有所增加。

农民犯罪主要原因是贪财，侵犯财产犯罪突出就能说明，且在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中，农民不愿上缴火药枪以及制造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也有贪图小便宜因素。其次是文化低，法制观念淡漠，在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中，在非法拘禁、侵宅和重婚犯罪中最能体现出来。第三，农民进城务工后走上犯罪道路。许多农民进城务工不顺，又不愿意再回家劳动，在其他诱惑下，走上犯罪道路。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犯罪以及寻衅滋事及介绍卖淫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多有体现。

对策。打击不是防止犯罪的根本手段，要靠综合治理。同样，针对农民犯罪问题，也是要靠综合治理。如解决农民教育问题，加*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处理农民工问题，正确引导农民发展，都是有力防止农民犯罪的最根本保证。

武隆法院 刑庭万州法院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

今年5月1日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陪审制度的专门法律。万州法院和全国法院一样把贯彻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大事来抓，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做好人民陪审员的遴选、任免、培训、管理等项工作。从目前调查研讨情况看，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初见成效。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大众思维与法官的法律素养、职业思维形成有效互补，缩短了法官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裁判的社会公信力。如何在程序和操作上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使这项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一、我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1954年的《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同年制定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文革”时期，人民陪审员制度遭到了彻底破坏。1982年修改《宪法》时，则未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规定，此后人民陪审员制度一直没再写进《宪法》。1983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将“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此后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作出了基本同样的规定。在这个时期，法院主要是通过法院任命的方式，选任了一批人民陪审员参加一审案件的审理。至90年代后期，由于机制、管理、经费、审判方式改革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部分法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所弱化，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数量减少。

（一）2024年我院人民陪审员的构成情况。据统计，2024年，我院共有人民陪审员65人。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44人，占总人数的67%；民主党派4人占6%；团员、群众17人，占总人数的27%。从部门分布看，党政机关19人，占总人数的29%；企事业单位25人，占总人数的39%；社会团体7人，占总人数的10%；其他14人，占总人数的22%。从年龄构成看，35岁至40岁的37人，占总人数的57%；41岁至50岁的26人，占总人数的40%；55岁以上的2人，占总人数的3%。从学历层次看，本科学历的21人，占总人数的34%；专科学历的42人，占总人数的63%；专科以下学历的2人，占总人数的3%。65名陪审员中，男性为44人，占总人数的66%；女性为21人，占总人数的34%。专业技术人员为7人，占总人数的20%。可以看出，中共党员在人民陪审员中占有绝大多数，行业分布相对平衡，年龄大部分在40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人员相对较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

（二）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情况。据统计，截止2024年12月份，我院人民陪审员共参加审理各类一审案件659件，占同期全部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35%。其中，刑事案件120件，占同期全院刑事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18%；民事案件329件，占全院同期民事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40%；行政案件67件，占全院同期行政一审普通程案件的33%。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类型主要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各类参审案件数量相对平稳，但所占全院一审案件的比例较高且有上升的趋势。据调查，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民事案件多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及“三农”群体性案件。

（三）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和使用情况。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全院人民陪审员产生方式主要是人大任命、法院聘任、单位推荐等。原有人民陪审员中，是由人民法院自行任命的。今年，依法由人大任命的，具有任命手续，比较规范。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定”使用，即相对固定使用一些人民陪审员或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固定类型案件的审理；二是“临时”使用，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于法院认为需要人民陪审员陪审或引起党委、政府及社会关注的案件，临时请人民陪审员参加。

（四）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及管理培训情况。为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支出的费用主要为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等，这些费用大都是由法院从自身办公经费中支出，万州所处三峡库区经济相对贫困，陪审经费未列入同级政府财政支出。对于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并在政治部门设立了人民陪审员办公室，具体办理人民陪审员的协调、培训、监督考核等工作。从调查情况看，今年以来，对人民陪审员培训主要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主要是庭审急需的程序、实体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购买相关法律书籍资料分发给人民陪审员。

二、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方面经验不够，该制度的运行状况也不尽人意，预期价值和应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经通过，并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研究现行问题，对于更好地落实《决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参与意识不强。一是人民陪审员大部分由单位推荐，多数是党政机关干部，许多人把陪审当成法院分配的一项工作任务，自身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对陪审持无所谓态度；二是由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不统一，资格条件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导致人民陪审员素质参差不齐，陪审员的陪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参与陪审的陪审员往往由办案法官来决定，陪审员对审判员有明显的依附倾向。庭审中，陪审员或开庭时坐一坐，只陪不审；或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做些调解、协调工作。实践中出现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使得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待完善。

（三）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程序保障机制。人民陪审员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庭审、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运作应突出强调庭审方式和程序保障。应加强和规范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引导，对人民陪审员既要释明法律，又不能对陪审员进行暗示或诱导。法官应向人民陪审员说明证据采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一般规则，示明证据事实和法律争议的焦点，并对选择的利害关系、后果作客观说明，但不能侵犯陪审员的独立判断，不能强制陪审员听从法官的意见。人民陪审员参与开庭、调查、调解，并根据内心确认的证据、事实发表意见。根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在对案件的裁判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可以将案件提交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当一名法官与两名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程序。

（四）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制约机制。人民陪审员是法院工作的监督者，对陪审员的监督是对监督者的监督。为确保监督的权威性，应由人民法院与人大、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实施。对陪审员的监督应当同对法官的管理衔接。一是应当列入人大的监督检查范围。人民陪审员由人大任免，因此人大应当对人民陪审员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评议，定期听取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报告，既要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外界的干扰，同时又要对故意错误裁判的人民陪审员进行惩处。二是要明确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权限。人民陪审员执行审判职务虽与法官权利相同，但毕竟不是法院工作人员，对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应以事前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人民陪审员在执行审判职务过程中，如果出现违规行为，经人民法院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可建议取消其选任陪审员资格；严重违背职责的，可以建议所在单位或党组织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则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五）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机制。经费保障是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费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就会流于形式。因此，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应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要确定交通补助标准、用餐标准等，便于执行。对于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在单位阻挠其参加审判工作，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等劳动待遇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司法建议书或接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将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有的补助和实施陪审员制度所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保障每年按预算足额拨付。为切实从法院范围内解决人民陪审员的经费问题，建议法院向同级人大报告同意后，由政府下发规范性文件，对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发生的合理的交通费、食宿费予以实报实销，误工费按规定支付；对于参与案件审理的人民陪审员还应当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具体标准可由各地生活水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李富文)

第二篇：万州法院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

武隆法院关于农民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

2024年我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农民犯罪220人，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侵犯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等四大类型。

其犯罪特点：

1、犯罪人数的比例大，占犯罪总人数291人的76.5%；

2、犯罪类型不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职务犯罪两大类型；

3、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以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居多；

4、侵犯财产犯罪突出，尤其以盗窃为最，犯罪人数近100人，占所有农民犯罪人数的45.5%；

5、农民犯交通肇事，窝藏、转移、收购或销售赃物，寻衅滋事及介绍卖淫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人数有所增加。

农民犯罪主要原因是贪财，侵犯财产犯罪突出就能说明，且在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中，农民不愿上缴火药枪以及制造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也有贪图小便宜因素。其次是文化低，法制观念淡漠，在非法持有、买卖枪支（火药枪）和在生产生活中非法买卖、制造爆炸物（炸药和用于生产爆竹的烟火药）的案件中，在非法拘禁、侵宅和重婚犯罪中最能体现出来。第三，农民进城务工后走上犯罪道路。许多农民进城务工不顺，又不愿意再回家劳动，在其他诱惑下，走上犯罪道路。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犯罪以及寻衅滋事及介绍卖淫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多有体现。

对策。打击不是防止犯罪的根本手段，要靠综合治理。同样，针对农民犯罪问题，也是要靠综合治理。如解决农民教育问题，加*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处理农民工问题，正确引导农民发展，都是有力防止农民犯罪的最根本保证。

武隆法院 刑庭万州法院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查报告

今年5月1日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陪审制度的专门法律。万州法院和全国法院一样把贯彻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大事来抓，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做好人民陪审员的遴选、任免、培训、管理等项工作。从目前调查研讨情况看，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初见成效。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大众思维与法官的法律素养、职业思维形成有效互补，缩短了法官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裁判的社会公信力。如何在程序和操作上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使这项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一、我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1954年的《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同年制定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文革”时期，人民陪审员制度遭到了彻底破坏。1982年修改《宪法》时，则未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规定，此后人民陪审员制度一直没再写进《宪法》。1983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将“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此后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作出了基本同样的规定。在这个时期，法院主要是通过法院任命的方式，选任了一批人民陪审员参加一审案件的审理。至90年代后期，由于机制、管理、经费、审判方式改革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部分法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所弱化，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数量减少。

（一）2024年我院人民陪审员的构成情况。据统计，2024年，我院共有人民陪审员65人。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44人，占总人数的67%；民主党派4人占6%；团员、群众17人，占总人数的27%。从部门分布看，党政机关19人，占总人数的29%；企事业单位25人，占总人数的39%；社会团体7人，占总人数的10%；其他14人，占总人数的22%。从年龄构成看，35岁至40岁的37人，占总人数的57%；41岁至50岁的26人，占总人数的40%；55岁以上的2人，占总人数的3%。从学历层次看，本科学历的21人，占总人数的34%；专科学历的42人，占总人数的63%；专科以下学历的2人，占总人数的3%。65名陪审员中，男性为44人，占总人数的66%；女性为21人，占总人数的34%。专业技术人员为7人，占总人数的20%。可以看出，中共党员在人民陪审员中占有绝大多数，行业分布相对平衡，年龄大部分在40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人员相对较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

（二）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情况。据统计，截止2024年12月份，我院人民陪审员共参加审理各类一审案件659件，占同期全部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35%。其中，刑事案件120件，占同期全院刑事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18%；民事案件329件，占全院同期民事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40%；行政案件67件，占全院同期行政一审普通程案件的33%。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类型主要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各类参审案件数量相对平稳，但所占全院一审案件的比例较高且有上升的趋势。据调查，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民事案件多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及“三农”群体性案件。

（三）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和使用情况。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全院人民陪审员产生方式主要是人大任命、法院聘任、单位推荐等。原有人民陪审员中，是由人民法院自行任命的。今年，依法由人大任命的，具有任命手续，比较规范。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定”使用，即相对固定使用一些人民陪审员或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固定类型案件的审理；二是“临时”使用，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于法院认为需要人民陪审员陪审或引起党委、政府及社会关注的案件，临时请人民陪审员参加。

（四）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及管理培训情况。为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支出的费用主要为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等，这些费用大都是由法院从自身办公经费中支出，万州所处三峡库区经济相对贫困，陪审经费未列入同级政府财政支出。对于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做到以制度管人；并在政治部门设立了人民陪审员办公室，具体办理人民陪审员的协调、培训、监督考核等工作。从调查情况看，今年以来，对人民陪审员培训主要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主要是庭审急需的程序、实体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购买相关法律书籍资料分发给人民陪审员。

二、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方面经验不够，该制度的运行状况也不尽人意，预期价值和应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经通过，并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研究现行问题，对于更好地落实《决定》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参与意识不强。一是人民陪审员大部分由单位推荐，多数是党政机关干部，许多人把陪审当成法院分配的一项工作任务，自身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对陪审持无所谓态度；二是由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不统一，资格条件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导致人民陪审员素质参差不齐，陪审员的陪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三是参与陪审的陪审员往往由办案法官来决定，陪审员对审判员有明显的依附倾向。庭审中，陪审员或开庭时坐一坐，只陪不审；或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做些调解、协调工作。实践中出现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使得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待完善。

（二）人民陪审员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过去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陪审范围没有进行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哪些案件需要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完全由法官自行决定，这就增大了法官的随意性，实际工作中也不好操作。为解决这一问题，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案件范围和数量，主要限于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婚姻家庭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等，但实际上是于法无据的。

（三）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期间的待遇问题难以落实。《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对人民陪审员的补助、经费来源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使得法院对陪审员的经费补偿标准掌握难度大，再加法院经费紧张，对人民陪审员补助较少。如果这一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将难以调动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吸引高素质的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最终将使人民陪审员制度落实不够。

（四）人民陪审员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各法院普遍缺少对人民陪审员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考核、奖励、培训等工作程序、日常管理、经济待遇等方面也多是空白，没有章程。当前，对人民陪审员存在“实用主义”思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于对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中缺少明确的监督管理措施，导致陪审员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不强，有的陪审员以工作较忙不能出庭陪审，不认真参加庭审和合议。由于目前错案追究制度还没有完全规范化，对因陪审员的原因造成的错案如何处理尚无法律规定，这样容易出现陪审员的“暗箱操作”问题，不利于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

三、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最高法院和司法部为落实《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先后出台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办法》，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培训、考核和管理提出了具体意见。要按照《决定》及最高法院、司法部有关规范性意见，抓好“五个机制”，把人民陪审制度真正落实到实处。

（一）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机制。《决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免、案件审理、培训、考核表彰等内容，因此必须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一是建立陪审员的管理机构、选任、培训、权利义务、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待遇及奖惩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既要明确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保障其权利的行使，又要明确其负有的职责，制定人民陪审员行为规范和详细的工作质量考核标准。二是要在政工部门设立专门的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作为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管理机构，负责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要为每一名人民陪审员建立人民陪审员档案，详细记录其个人履历、申请或推荐、任命、参加审判活动及奖惩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考核，表现突出的要进行表彰。三是为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人民陪审员实行“集中管理、分类使用”。对人民陪审员的使用应由立案庭负责。原则上，使用人民陪审员应由案件承办人或相关当事人提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办公室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但也应当考虑陪审员的专业特长和案件性质。特别是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及特殊情况的案件，可根据人民陪审员的不同分类，从相关大类中随机抽取。如对于医疗纠纷案件，可从懂医的人民陪审员抽取；姻婚家庭、妇女维权案件，则可从女性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培训、表彰等都需要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支持，可以采取设立联席会议、成立统一领导小组等形式，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

（二）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培训机制。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既可以认定事实，也可以适用法律。因此，必须要有一支较为知法、懂法，熟悉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人民陪审员队伍。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要建立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制度，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初任培训和定期培训。人民陪审员的岗位培训，要纳入法院的培训计划，定期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内容，应当包括审判制度、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证据规则、审判道德和审判纪律等，重点是提高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和参审能力。

（三）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程序保障机制。人民陪审员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庭审、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运作应突出强调庭审方式和程序保障。应加强和规范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引导，对人民陪审员既要释明法律，又不能对陪审员进行暗示或诱导。法官应向人民陪审员说明证据采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一般规则，示明证据事实和法律争议的焦点，并对选择的利害关系、后果作客观说明，但不能侵犯陪审员的独立判断，不能强制陪审员听从法官的意见。人民陪审员参与开庭、调查、调解，并根据内心确认的证据、事实发表意见。根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在对案件的裁判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可以将案件提交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当一名法官与两名人民陪审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程序。

（四）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制约机制。人民陪审员是法院工作的监督者，对陪审员的监督是对监督者的监督。为确保监督的权威性，应由人民法院与人大、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实施。对陪审员的监督应当同对法官的管理衔接。一是应当列入人大的监督检查范围。人民陪审员由人大任免，因此人大应当对人民陪审员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评议，定期听取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报告，既要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外界的干扰，同时又要对故意错误裁判的人民陪审员进行惩处。二是要明确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权限。人民陪审员执行审判职务虽与法官权利相同，但毕竟不是法院工作人员，对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应以事前监督为主，以事后监督为辅。人民陪审员在执行审判职务过程中，如果出现违规行为，经人民法院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可建议取消其选任陪审员资格；严重违背职责的，可以建议所在单位或党组织给予行政或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则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五）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保障机制。经费保障是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费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就会流于形式。因此，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应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要确定交通补助标准、用餐标准等，便于执行。对于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在单位阻挠其参加审判工作，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等劳动待遇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司法建议书或接照《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将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有的补助和实施陪审员制度所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保障每年按预算足额拨付。为切实从法院范围内解决人民陪审员的经费问题，建议法院向同级人大报告同意后，由政府下发规范性文件，对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发生的合理的交通费、食宿费予以实报实销，误工费按规定支付；对于参与案件审理的人民陪审员还应当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具体标准可由各地生活水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第三篇：浅论如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浅论如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作者：佟静怡 匡宗平发布时间：2024-11-30 14:58:37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有一大批人民陪审员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认真负责地投入陪审工作，参与审理了大量案件 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推行，增进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了司法工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强化司法监督、增强司法权威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困难和问题，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体现其价值。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现状

（一）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小、数量少

陪审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关系到该项制度设置的初衷和目的,是该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较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如果适用范围过窄则无法保证公众充分参与审判活动。对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上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美国在其《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规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均有权要求罪案发生地的州及区的陪审团参与审判;《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额在20美元以上时,当事人均有接受陪审的权利。德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参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广泛涉及民事、刑事、商事、家事和农事等方面。

相比较而言,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小,且数量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仅适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法院依职权决定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这种案件只限于社会影响较大的一审案件;另一种是当事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但如何界定社会影响的大小,《决定》没有制定客观标准,实践中难以把握和判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因公众法律意识淡漠、法律知识欠缺及有关陪审制度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不足等因素,也会造成该《决定》规定的第二种情况几乎形同虚设。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系由主审法官视案件审理时的法官人数是否充足、独任审理能否超过时限等情况而确定,并没有考虑“社会影响较大”这一适用陪审制度的法定情形。

虽然近几年来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参审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统计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情况显示,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在2024年至 2024年期间,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4550件,仅占当地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案件的7.5%。

（二）现有人民陪审员准入门槛太低

有人认为,陪审员资格条件不宜过高,只要具备辨别、理解和判断事物的一般水平的人,就有资格担任陪审员,对陪审员资格如果限制过多,会影响陪审员的广

泛代表性。笔者认为,陪审制是让非法律人员与职业法官共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依照法律对繁杂社会纠纷作出肯定或否定评价,但案件裁判的结果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审判人员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水平、思维判断能力、审判经验、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决定了职业法官及人民陪审员除了具备《决定》规定的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的基本要求外,还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命感 ,掌握精湛的法律知识、巧妙的审判技巧。近年来,为了满足司法实践要求,已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现有法官队伍的素质和法官的准入门槛,一般要求担任职业法官除从事一定的法律工作年限外,亦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反观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仅把年满二十三岁作为遴选人民陪审员唯一便于把握的客观标准,这根本无法满足审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能力的要求,无法承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民主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重任。

（三）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决定》规定,法院审理案件依法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应当从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或许是欲从选择陪审员参审这一环节避免和减少人为干扰的不公正因素,但在现阶段还很难真正落实。首先,各地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是确定的、且人数相对较少,一个基层人民法院通常配有二十名左右的人民陪审员,且人民陪审员均是兼职,随机抽取的人民陪审员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按法院确定的时间参加案件审理,这就需要重新抽取,以至反复地抽取和调换,最终使该项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并造成审理效率低下。其次,随机抽取可能会出现人民陪审员的个人专业知识、工作生活阅历与参审案件的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很难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优势。

（四）“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严重

所谓“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系指陪审员只在形式上参加了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即作为合议庭成员出庭听审、翻阅卷宗材料并参加合议,但对于案件争议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纠纷处理只是附和主审法官的意见,或者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导致案件审理结果实际上只能体现主审法官一人的意志。

目前,世界上主要通行两种陪审模式,即陪审团制和参审制中国大陆采用的是大陆法系普遍采用的参审制,故而“陪而不审”现象几乎是实行参审制国家的通病。一方面,在参审制下,虽然法官与陪审员的权力在形式上相同,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与专业法官相比,参审员既无专业的法律技能,更无司法实践经验,无论法律怎么规定,陪审员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判断,而不可能在法律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加之法治至上所导致的一般公众对法律和法官的一种敬畏感,就会导致与职业法官一起工作时,他们往往会处于一种心理上的弱势,发挥不出作为公众代表让判决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陪审员往往在法庭审判中和合议中听凭法官决定,发挥形式民主的作用,这并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功能。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措施

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必须适合当代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 ,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去完善它,使其在保障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司法权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扩大陪审制度适用范围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是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形式,故应将人民陪审员制度确立为国家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对于社会敏感类、涉及群体性利益、当地群众广为关注、涉案人数较多及专业性非常强的知识产权类、计算机网络类、医疗纠纷类案件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这样 ,既便于司法实际操作,也可以运用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优势弥补法官对于案件所涉及专业问题的欠缺。涉及青少年犯罪、婚姻家庭纠纷的案件也应当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一般而言,在这类案件中,很多纠纷表面上看似已经得到解决,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消除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有共青团、妇联、工会工作背景的陪审员或有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人员参加陪审,通过对双方进行调解来达到真正解决冲突的目的,从而优化案件审理及裁判的社会效果。实践表明,人民陪审员真正参与审理的案件,更容易以调解方式结案,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较高。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外,其他案件尤其在民事审判程序中,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院应当在给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时明确告知当事人享有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当然是否选择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当事人需向法院明确说明,否则,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二）大众陪审与专家陪审相结合现代高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力和人类社会活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证券、网络、医疗、知识产权等专业性很强的案件不断增多,同时涉及群体利益等敏感复杂案件也备受社会关注。囿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性,法官难以对每类案件作出客观科学的事实认定,因此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坚持陪审员应以非专业人士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始在一些特殊的案件,特别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中选择专家陪审。如瑞典在 1999年修改的《司法程序法》中明确规定,上诉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可以实行专家参审制,即由三名法官和两名专家组成的合议庭负责审判。对此,笔者认为,可借鉴中国《仲裁法 》规定的对仲裁员的遴选条件,将具有一定社会威望、专业知识或社会阅历丰富、在某一领域连续工作满八年、而社会表现良好的人员,确定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客观标准。建立专家陪审和大众陪审制度,可以增强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和社会效果的把握能力,同时促使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思维优势与职业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思维形成一种良性互补。

《决定》第五条虽然限制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并没有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排除在人民陪审员范围之外,但各级法院正式选任

人民陪审员中几乎没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在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群体案件或社会敏感案件时,通常又以邀请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列席旁听的方式实现人大或政协对法院的社会监督,如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此类案件的审理,则更能体现司法民主,代表社情民意,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效果。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

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是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举措,每个基层法院在需要选任人民陪审员时,都应当在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开始前一个月在当地新闻媒体中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包括人民陪审员的名额、选任条件,向哪个部门申请、如何申请等相关事宜,以利于社会大众全面了解,便于符合条件的公民向户籍所在地基层法院提出申请。

除此之外,还应该在现有程序上增加选举和社会公示的环节。其具体程序设置如下: 第一,由辖区各个单位和基层组织从符合陪审员任职条件的公民中筛选,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推荐,当然也可以由个人直接向法院申请;第二,由当地基层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推荐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合格的人选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的考查,并从合格的人员中确定候选人名单;第三,由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从候选人员名单中选举产生人民陪审员;第四,将当选的人民陪审员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第五,经社会公示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陪审员予以正式任命。

至于具体案件中如何确定人民陪审员,各基层法院可以按本院人民陪审员的职业以及专业领域将其固定分配到具体的审判庭里,然后从相关审判庭中陪审员的名单中确定并作出选择,并由法院及时与该人民陪审员沟通,通知其按时参加案件的审理。

当然,如果所选中的人民陪审员有回避的事由时,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要在另外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做出选择。

（四）采取多种方式杜绝陪而不审现象的发生

1．适度借鉴陪审团制度的优点

针对参审制容易导致的陪审形式化的缺点,可以借鉴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将陪审员和法官职能相对分开。首先,无论法律怎样规定,陪审员的职权范围只能限制在事实判断上;而且日益专业复杂的法律体系,使陪审员很难在法律上有非常专业的见解。另外,对法官和陪审员有不同的定位。法官的功能在于将法律现实化,其强项在于对法律技术的精通,缺点在于其地位的特殊性,由此决定了法官这个群体会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而这个取向往往会与一般大众不同。如果完全由法官主导判决,会导致少数阶层垄断法律解释局面的产生 ,使法律开放性功能受阻。建立陪审制度,正是为了要改变这一缺陷。陪审员作为社会大众代表的陪审员,其优点在于具有民主性,能够将社会民意表达出来,使判决不与社会相脱节,客观上促成了法律的开放性,但其劣势在于对法律这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不甚了解。二者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定位,决定了陪审员和法官在判决中的职能应当加以区分。

中国陪审团制的改进,形式上应该保留目前形式。从应然层面来说,陪审团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司法判决反映社会公众价值,陪审员的人数越多,来源越广泛,就越能实现这一目的。但从实然层面来说,陪审团制高昂的运作成本和复杂的操作程序,在资金充足、法官素质很高、司法环境很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运作中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受到批判。在目前中国的司法资金不足、法官素质不高、司法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下,引进是不现实的。

陪审团制和参审制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形式不同,陪审团制虽然也分大、小陪审团,但相对参审制,其人数较多,程序复杂;再就是功能不同,陪审团制下的陪审团和法官的功能是独立的,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而参审制下参审员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职能。法律运作本身也为陪审员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在法院的判决中,有大量的东西要依据社会一般公众的标准进行判定,如故意伤害中的对危害后果认识的判定、过失中能否预见危害后果的判定等。目前,对这些构成要件的认定,无一不是由法官来进行的。单由法官来代替一般公众作出判定,并将其假设为一般公众的见解,不如充分发挥陪审员制度的优点,由来自大众、代表大众的陪审员作出社会一般标准的判定。因此,在陪审团制度的再设计中,应将陪审员和法官的职能相对区分开。

2．改善目前法院行政化的运作体制

在传统行政化的运作体制下,来自公众代表的陪审员的发言权很难与作为权力代表的法官相抗衡,因此,要实现陪审员的话语权,必须破除行政化运作体制。这里涉及到司法独立中的种种问题,本文不多涉及,只就目前合议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些许意见。权力对判决要施加影响,必定要借助一定的方式,而合议制无疑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在合议中,由于都是面对面地发表意见,谁有什么意见,一目了然。如果级别高的领导已发表了个人意见,下属发表不同意见时难免就会有所顾忌。因此,为了保证陪审员发言权的切实实现,在未来诉讼程序的设计中,应当将陪审员与法官分开,各自独立地发表意见,防止和避免权力对陪审员的决定产生影响。

3．建立人民陪审员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首先,建立陪审员的激励机制。陪审员本身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其参与陪审,对其来说是一项义务,也是一种负担。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无疑会导致陪审员参加陪审不积极,最终影响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激励制度的设立要以物质补助为核心,兼顾其他。具体来说,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所需费用,应列入政府的预算范围,并作为专款拨给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所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人民陪审员有工作的,由原单位照发工资,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无工作的,法院可按照职业法官收入比例,按日计发一定报酬。只有改变陪审员是廉价劳动力的现状,才能

更有效地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的积极性。其次,严厉防止陪审员腐败情况的发生。在赋予陪审员一定权力的同时,若无相应的监督制度跟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陪审监督制度必须跟上,从陪审员的产生、陪审过程中中立的保持、一旦违规的处理等多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证陪审制度健康有序地运作。

总之,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实现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西方国家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陪审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随着当代中国审判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社会民主意识的不断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必将会朝着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实现司法民主化、公正化的方向发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第四篇：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调查报告

关于**县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调查报告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审判机关吸收非专业法官参加审判的制度，是人民司法工作依靠群众的重要形式，是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贯彻，是实现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近几年来，各级法院对人民陪审工作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胆的尝试，推进了人民陪审工作的进展。近年来我院也对陪审工作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

一、我院人民陪审员的组成情况及参与审理案件情况

1、人民陪审员的组成情况

我院现有人民陪审员37人，其中男25人，占68%，女12人，占32%;30岁以下2人，占5%，30-40岁16人，占43.5%，40-50岁16人，占43.5%，50-60岁3人，占8%；年龄最小28岁，最大56岁；高中学历2人，占5%，大专学历21人，占57%，本科学历14人，占38%；待业6人，占16%,农民5人，占14%，职工9人，占24%，干部17人，占46%。

2、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情况其中2024年，我院陪审员共参与陪审各类案件872件，参与调解各类案件426件，参与审理、调解案件超百件的4人，所参与审理案件的服判息诉率和参与调解案件的调撤率均超过85％以上。有效提升了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二、关于我院人民陪审工作的几点做法

1、推上前台，确保三个参与。一是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决定》。对于涉及专业性强的医疗事故纠纷、金融合同纠纷等案件，以及案件影响较大、矛盾尖锐、有信访风险和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的，要求必须邀请相关陪审员参与审理、调解。五年共参与审理、调解医疗事故纠纷75件，金融合同纠纷951件。二是无论是民商案件、刑附民案件、行政案件、执行案件，只要有条件调解和协调可能的，要求必须邀请相关陪审员参与审理、调解。五年共参与审理、调解刑附民案件138件，行政案件107件，参与执行和解120件。三是对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农民工案件、军人权益保护等特殊人群案件，要求必须邀请相关陪审员参与审理、调解。五年共参与审理、调解涉及未成年人案件83件，农民工案件51件，军人权益保护案件13件。从而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公正性的信赖度，确保服判息诉案结事了。

陪审员杨福安，在其老家杨楼、小史店德高望重，家喻户晓，2024年参审案件197件，调解解决了大量矛盾尖锐的案件。其中，小史店镇寺门村23户村民在**县邮政局揽储员付德成处共存款40余笔20余万元，2024年2月，付德成因车祸死亡，其全家外出。村民向邮政局索要存款，但邮政局以付德成所开具的凭证为存款凭条而非正规存单、存款并未上交邮政局为由拒不兑付。为此，这些村民多次到县委上访，并数次围堵邮政局大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于该案在当地影响极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集体上访。为了调查案情，他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到案发地调查10余次，走访当地群众、村干部和邮政局工作人员60余人，组织调解10余次。终于在8月底使双方达成了调解意向，双方关系一度缓和。但在具体磋商过程中，双方关系僵化，20余名群众情绪激动，扬言上访。为了妥善化解矛盾，杨福安同志一边做邮局工作，让他们进一步作出让步，一边奔赴原告所在村子作协调工作。为了抓住时机，防止发生意外，他两天时间吃住在当地，逐户做调解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23户村民最终接受了一揽子调解方案，使这起重大群体性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2、延伸舞台，发挥三个功效。一是发挥矛盾化解功效。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熟悉社情和熟悉相关专业知识的特点，对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纠纷从立案阶段就邀请辖区人民陪审员全程、全方位参与调解，确保矛盾纠纷消除于萌芽状态。在全院37名陪审员中，有7名陪审员参与审理、调解纠纷逾百件。其中陪审员王朝霞参与121件，杨福安197件，李晓锋105件，陈壮平105件。二是发挥监督功效。除在审判活动中，确保陪审员在庭前、庭上、庭中的案件情况知晓权、独立表决权、裁判文书审核等权利外，并且在审理案件评查、信访案件评查、“五除”活动等专项执法监督整改中，积极邀请陪审员参与其中，从而推进各项活动扎实有效，各项监督落到实处。五年来陪审员共参与评查一审案件3400件，信访案件104件，发还、改判案件51件。三是发挥对青年干警传帮带功效。邀请长期在基层法庭从事陪审工作和调解工作突出的陪审员，对刚从校门进院的青年法官，就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和调解技能等方面知识，进行一对一和手把手的帮教，提高青年法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陪审员李贞林，****河人，担任**河镇政府村镇办主任多年，人际关系广泛，熟知当地风土人情，办事公道，担任陪审员以来，为法院化解了多起信访案件。上世纪九十年代，**河镇石寨村村民李云献与孙荣卿因宅基地的权属发生纠纷，先后打民事、行政官司，其中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发还重审，两家官司打了10多年，近邻变成了仇敌，双方打官司同时不停地进行上访，给法院施加压力。2024年，两家又因为仅30公分宽的宅基地发生纠纷，并纠集人员大打出手，随后李云献起诉孙荣卿，要求孙荣卿拆除已经做好的混凝土地基，退还其侵占的30公分土地，而孙荣卿认为该30公分土地的使用权属于自己所有，不予拆除。因两家积怨较深，双方的证据都不是很充足，如果简单的根据证据下判，必定引发当事人信访，如果调解解决效果最好，但是两家均不接受调解，承办法官一时陷入了困境。后来经过了解，原被告都认识陪审员李贞林，法庭随即通知李贞林参与调解该案，李贞林到庭了解情况后，先是以个人身份把原被告分别批评一顿，然后以陪审员身份苦口婆心向原被告讲述各种利害关系及相关法律法规，最后原被告同意陪审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原告同意被告继续建房，被告支付原告500元补偿。但是，就在制作调解笔录时，双方又因一词之争，反悔刚刚达成的协议，被告不同意调解书上关于“被告占用原告30公分土地”中“占用”一词的表述，原告坚持必须这样表述，即将平息的纷争看来要功亏一篑，李贞林看情况马上将原被告分开，分别进行调解，以免双方情绪激动时某一方说话过分影响调解。经过反复的推敲、协商，最后将其表述为“位于……30公分土地，原由原告李云献管理使用，现归被告孙荣卿管理使用……”原被告均予以接受，并表示从此息诉罢访，双方将近20年的反复诉讼，经过这次调解，彻底画上了句号，达到了案结事了。

3、搭建平台，提升三项能力。一是通过要求陪审员参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教育，参加“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等主题教育，增强人民陪审员对法治的信仰和把握大局能力的提高。二是通过参加上级教育培训和院内部法官夜校，为陪审员购置专业法律工具书等方式，加大对陪审员适用法律能力的提高，确保在陪审中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近年来，共为陪审员购置法律书籍300余套，举办7期专业技能培训，每期培训前均精心准备教案，提前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做好授课准备。2024年秋季，我院邀请**中院专家型法官何志同志作为主讲，对我院陪审员进行为期3天的第七期专业技能培训，有效的提升了陪审员的参审能力。三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会、调解技能竞赛、庭审观摩等形式，着力培养和提高陪审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从而让人民陪审员以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过硬的能力，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4、当好后台，解除三个后顾之忧。一是建立人民陪审员绩效档案，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加强管理，对优秀的人民陪审员提请人大予以连续聘用和表彰，增强职业荣誉和责任感，解除陪审员政治上无前景的后顾之忧。二是成立陪审员办公室，在法院办公房间紧张的情况下，为陪审员配置三间办公室，购置6套办公桌椅，3台联网电脑，300余套法律工具书，解除了陪审员到法院无处办公，无条件办公的后顾之忧。三是申请专项资金，对陪审员每月进行适当经济补助，以及积极协调兼职陪审员陪审期间本职工作的待遇和时间冲突等问题，加大对陪审员的经济补助和生活关心，解除陪审员生活工作方面的后顾之忧。5年来共筹措陪审经费21万元，其中2024年，筹措资金6万元，为陪审员进行经济补助。

5、鼓励“拆台”，发挥三个兼职作用。一是发挥“监督员”作用。我院明确规定陪审员必须参审的案件类型及案件数量，同时赋予陪审员监督权，规定其在履职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审判人员私自接待当事人或接受吃请或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可直接向监察室反映或报告院长，同时每年还以专会形式听取陪审员的意见和建议，有力地促进审判纪律作风建设。二是发挥“信访员”作用。该院根据案件信访户所在社区、村街等实际情况，联系社区附近的陪审员，为信访户提供法律释疑，争取息诉罢访；同时邀请几名经验丰富、法律精通的陪审员参与法院信访接待工作，对与可能存在问题的案件，鼓励陪审员站在信访户的立场为其说话，通过陪审员共同处理信访案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发挥“宣传员”作用。我院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提高陪审员自身的法律意识，而且还注重发挥其在法制宣传中的作用，鼓励他们向所在单位及周围群众普及宣传法律知识，鼓励陪审员在法制宣传的过程中深入接触打过官司的当事人，对于发现可能存在司法不公的案件，予以大胆揭露，可以向院长直接报告，以便赢得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增强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人民陪审员来源不够广泛。目前，在我院人民陪审员队伍的组成中，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所占的比例较大，其它领域的人员很少，在审理具体案件，特别是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案件时，可选择的余地不大。其中有很多陪审员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做到随机抽取立即到达参审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民参政意识不高，积极报名申请选任人民陪审员的人极少，没有遴选的余地。二是推荐人民陪审员的单位或基层组织多数是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大多为工会、妇联、共青团、武装部、法院所在地和人民法庭所在地就近乡镇、村组、社区人员，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2、陪审员专业素质欠缺。一是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履职能力不高。《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且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对法院退休工作人员、检察院退休工作人员、退休律师均作出了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法律职业者的入选，人民陪审员几乎都是非法律职业者，大部分缺乏法律知识，他们虽然与职业法官拥有平等的评议和表决权，但是法律知识欠缺、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的陪审员们，害怕自己的观点不够专业、没有说服力，往往信服于法官的判决，在案件合议时闭口静听的多，分析案情的少；评议表决时随声附和的多，发表不同意见的少。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相信权威的心理，没有充分发挥出陪审员应有的作用。二是部分人民陪审员对陪审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够，参审案件积极性不高，甚至个别在职人民陪审员，将陪审员工作当成额外的负担，遇到开庭案件多有推诿。我院选任的人民陪审员在任期内从未参审过案件的有8人，占人民陪审员总数的21%。

3、管理上存在缺陷。一是人民陪审员的经费落实不到位。《决定》虽然明确了陪审员工作的经费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很难落实，为保证陪审员参数案件，只得挤占办公经费开支，导致管理上的困难和尴尬。二是上岗培训不够规范。人民陪审员的续职培训未纳入规划。我院组织的对陪审员的自主培训，虽然经过精心准备，但因为没有统一的培训大纲，且经费困难，只得根据其工作实际和特点，开展诉讼实务培训、廉洁司法教育和司法礼仪知识培训，时间较短，内容粗略，甚至以会代训，很难达到人民陪审员上岗培训的要求。由于没有续职培训一说，人民陪审员常常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一无所知，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履职能力。三是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案件的确定方式不尽科学。我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是：37名人民陪审员中有三分之二为在职公务员，由于在职公务员工作都比较繁忙，能够参加陪审案件的时间少，审判业务庭为确保开庭时间，通常会优先选择有闲余时间、积极性高的陪审员，其余不常参加陪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则淡出了陪审案件工作，这在客观上背离了国家设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弱化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大意义。四是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无法律依据。《决定》虽然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任免程序、权利、义务及经费保障等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未明确其管理关系。通常的做法是，人民陪审员在法院参加审理案件时，参照法官法的规定管理，但审判结束，则管理中止。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同样也应与审判员有同等的义务，其在审理案件时违法违纪也应按审判员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办法处理。但目前对陪审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陪审员出现违法审判的无相应的责任追究办法和追究程序，特别是人民法院无权对其进行党政纪处分或经济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陪审员陪审义务。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除选任、培训及发放陪审案件补贴外，没有更多的内容，导致部分人民陪审员认为陪审案件差不多就是在法院干“计件小工”，抹杀了人民陪审员的荣誉感，使人民陪审员逐步丧失了工作的原动力和热情。五是人民陪审员的激励机制不健全。虽然《决定》第十六条规定“对于在审判工作中有显着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给予表彰和奖励”。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应当由哪级法院或机关表彰，几年表彰一次未规定。我院在2024年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尝试将优秀陪审员纳入了表彰范围，共有4名陪审员受到了表彰。

4、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工作认识不到位。少数法官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大意义理解不到位，把人民陪审员当成审判员不足的补充，内心尊重不够，案前沟通少，案后不交流，这也是导致陪审员参审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5、陪审员参与执行案件有待规范。目前，对陪审员工作的理解就是参与审理，很少有尝试让陪审员参与执行工作的。对陪审员工作的理解，不应局限于“陪审”一词的字面意思，而应从构建司法民主的高度予以认识。陪审员参与执行工作，一是可以强化执行监督，能够有效监督案件执行的各个环节，起到排除地方干扰、增加执行透明度、保证执行廉洁的作用。二是促成和谐执行。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因其来自群众。熟悉社情民意，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其协助执行法官说服教育，可以使被执行人从心理上减少抵触情绪，从而积极配合法院执行，提高执行和解率和自动履行率。三是壮大执行力量。案多人少、一线执行法官压力大是困扰法院工作的司法难题，法院执行工作引入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与案件讨论、执行和解等作用，间接壮大执行队伍，有利于提高法院执行效率。四是化解执行信访。一些案件实际执结率低、执行到位率不高是法院涉访的重要原因，影响司法的社会认同。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可以结合自身体会向社会宣传执行工作，消除外界对执行的误解，增强司法的权威。

四、几点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明确地位，提高认识。《决定》虽对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作了简要陈述，但对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仍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许多人对参与陪审员工作的态度不积极，担任陪审员后，本职工作和陪审工作若有冲突，必将推脱陪审职责。甚至有些人把陪审员当作一种荣誉，没有真正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实质。这些都说明法院对陪审员制度的宣传还不到位，普通公民没有深刻认识到身为陪审员的神圣使命和重要性。因此在明确陪审员地位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扬人民陪审员中的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可以结合法院的各种主题实践活动，将有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带入群众中去，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热情报名，踊跃参与的氛围。

2.从严选任，强化培训。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从源头上引进一批热爱陪审事业的人民陪审员队伍，是充分发挥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价值的关键因素。在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时，要制定科学的选任程序，明确选任标准，把道德标准﹑社会阅历﹑文化素质﹑法律素养等作为选任的重要内容。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乡镇法庭可以适当的降低文化标准和法律素养标准，选任一批在当地威望高﹑道德品质好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选任过程中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符合任职标准的同时，还应当选一些了解社区民情的基层组织工作者。定期对陪审员进行教育培训。定期组织陪审员学习法律知识、参加开庭观摩、专题讲座、座谈等活动，让陪审员学习掌握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并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考核，持证上岗，不断提高陪审员的素质，提高其履行职责的能力，从而保障人民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真实发挥作用。

3.建立人民陪审员考核机制。同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对陪审员的监督，由人大机构（如法工委）负责监督管理或者设立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人民陪审员监督管理机构。对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未尽职责或违法行为，由受到其行为损害的诉讼当事人提出举报，然后由人民陪审员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进行调查和处分。人民陪审员因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玩忽职守或有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与职业法官一样处理。人民法院的职能部门应定期会同业务庭对每位人民陪审员的陪审工作情况、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和审判作风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及时将考核结果报人大常委会，并提出批评或表彰的建议。

4.建立人民陪审员专管机构。可以参照律师协会的方式方法，建立人民陪审员专门管理机构，达到管理、监督、保障一体化的职能地位，辅助人大从事人民陪审员审批工作，监管法院聘任陪审员，保障陪审员的经费补助，监督陪审员参审权利的行使。专管机构还可以定期举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规范对陪审员的教育，在减轻了法院培训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使整个陪审员管理模式驶入正规化轨道。

5.调动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法院应当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办公条件，我院虽然为陪审员提供了办公室、办公桌椅，基本达到了法官的办公条件，但在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够。为使陪审员真**心履行陪审义务，法院还应当切实落实合议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及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同等权利的原则，对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发言，给予充分的尊重，邀请陪审员参与案件的调查、阅卷等。这样做使陪审员有责有权，有利陪审员责任心的增强和积极性的提高。

6、构建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工作的机制。一是加强立法。通过完善立法，明确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的权利，单独从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的角度选任人民陪审员、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范围，比如规定在涉访案件、可能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案件、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涉及专业技术类等执行案件中，应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以解决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的随意性。二是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机制。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的保障机制，根据人民陪审员的职业特点、调解能力，充分发挥其能力和优势，提高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的效果。对于执行异议等裁决案件符合公开听证条件时，确保人民陪审员的参与，确保人民陪审员参加执行的独立性。

总之，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富有鲜活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有其重要而现实的意义。如何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需要各级法院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司法公正有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和拓展人民陪审员的职能，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在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戈琳，丁毅明

（江苏工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16）

摘要：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本文针对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依照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为进一步完善陪审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完善

在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制度的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司法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滋生腐败，正如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写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所以，在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必须对司法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陪审制度则是一项使社会公众监督法官正确行使司法权、遏制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机制，是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人民之手。”[2]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陪审制度能使更多、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当中来，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

(二)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毫无疑问 ,公民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活动对保障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可以帮助法官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一方面 ,陪审员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 ,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 ,从而弥补法官的不足 ,与法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 ,陪审员参与审判还可以促进法官的办案责任心 ,从而减少他们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3]

(三)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开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宪法及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审判公开是审判工作的重心，其意义在于把案件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增加透明度。审判公开不仅仅是公开庭审、让群众旁听这种形式上的公开，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公开，由群众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一方面，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参与审判活动的本身就扩大了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

(四)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独立

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不受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干扰，审判独立原则也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诉讼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党权、行政等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这些干扰和干预往往以暗箱操作方式进行，使职业法官受制于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由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可以将来自司法之外的各方面的干扰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各种腐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总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权力，是国家的主人，当然地享有司法的权力，因此陪审制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与时代的发展是合拍的。正如丹宁勋爵所说，陪审制是“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4]

二、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当中存在的问题

1、陪审制度缺乏宪法的支持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1956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规定了如何确定陪审员的名单、陪审员每年到法院参加陪审的具体时间、陪审员的任期、产生等具体内容。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但是由于这一规定僵化，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引发了诸多弊端，所以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便不再把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陪审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和从前所受的重视。

2、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中同样不再作为原则性的规定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它们之中的一个“或者”规定，就使得陪审制度成了可有可无，这种弹性的规定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形同虚设，其制度设计

[5]本身的司法民主和监督审判只能荡然无存。更为严重的是，仅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基本原则中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其它均只在审判组织中做出弹性的规定。

3、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该制度及相关人员的表述不同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46条和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40条对相关人员的称谓都是“陪审员”。但是1983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第10条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147条的称谓却是“人民陪审员”。称谓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或多或少的对其适用产生影响。

（二）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

1、适用陪审案件的数量偏低

我国自建立陪审制度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某些基层法院机会没有陪审员参加审判。[6]如前所述，由于现行法律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规定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定，所以陪审制度采用与否完全由法院控制，而且我国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简略，加之其它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导致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所占的比例较低。

2、人民陪审员被动参陪，“陪而不审”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有时工作态度上的武断而侵犯了陪审员的权利，使得很多陪

审员认为自己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许多陪审员抱怨他们在审判中的地位职权不明确，不受重视，自己的意见经常被法官否决掉，浪费了时间，没发挥作用。再者，许多陪审员参加陪审时没有提前阅卷，只是开庭审理时临时被召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时根本无法介入，加上知识欠缺，因而在合议庭评议时只能盲目附和，听任法官做出决定，陪审只“陪”而不审。[7]

3、“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的出现

由于陪审员普遍数量太少，因此任期太长，形成了一些“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他们不但丧失了代表性，使司法的民主性无从体现，而且与法官长期相处形成了同事式的“默契”关系，根本不可能对法官起任何监督作用，也导致这一制度更流于形式，走向没落。

三、完善我国陪审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针对前面阐述的问题，我国的陪审制度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立法方面的完善

1、对宪法的完善

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与完善的根源，只有在“宪法至上原则”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大凡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都有其宪法依据，例如美国。我国正在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推行法治，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制度显得尤其重要。在我国历来是改革在先，而相关的立法保障在后，改革的政策支持往往是一些“规定”、“暂行条例”，而它们的法律效力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要求。所以，应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原则。

2、对相关法律的完善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对陪审制度的规定过于混乱和简单，亟待统一和完善。一方面，这些法律在原则上应当确立陪审制度，从而做到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统一，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也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良好实施。另一方面，现行四部法律混乱的称谓也会影响它的严肃性，因此，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意识到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出台了相应的《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刻不容缓。

3、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专门的立法

目前，我国己经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职业司法人员的管理工作已有法可依，《决定》和《实施意见》也已经开始实施，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毕竟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讲，“决定”、“条例”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高。因此，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也为了与上述职业司法人员的立法相配套，在对宪法和相关诉讼法以及组织法修改的基础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这是保证陪审制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性立法。[8]

（二）在司法方面的完善

随着《关于完善陪审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施行，司法实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1）关于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陪审适用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从陪审制度的价值理念上讲，所有案件都可以采用陪审审理。但是从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角度考虑，应以法官审判为常态，以陪审审判为补充，陪审审判基于当事人的选择而启动。在我国具体应限于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为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并且在案件类型上仍应进行适当的限制。具体来讲，民事、刑事案件限于严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不宜由陪审审判，这是因为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存在将来涉诉的可能，与行政机关具有潜在的利害关系，并且行政案件的事实认定涉及大量的法律适用，普通民众难以胜任。[9]就审级而言，采用陪审审理案件以一审程序为限。因为如果第二审程序也采用陪审审理，就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第二审陪审员比第一审陪审员更具权威，这是审级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二审和一审的陪审员同样是随机产生，同样来自于社会各界，不存在更具权威性。

（2）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问题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前后规定不一致。《决定》第1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11条，人民陪审员却又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没有权利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因此，对此问题，《决定》应做相应的修改，以做到前后统一。

（3）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问题

实行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也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照此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工人担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这与平民审判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违背了平民审判的初衷，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4）关于陪审员的任期问题

陪审员的任期太长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陪审专业户”。陪审制度还具有普法功能，经过如此漫长“司法培训”之后的陪审员，让其继续陪审下去不仅有违设立陪审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司法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也造成了少数人对公共司法教育资源的垄断。[10]因此，《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可以对任职年龄的上限参照我国的《法官法》做出规定，如“年过六十五的公民可以免除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义务”首先，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不一定能适应庭审紧张的节奏；其次关爱和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义；最后，这样的规定并未剥夺老年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仍然可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任期太长，并且是否可以连任或再任，以及任职年龄的上限等规定也不明确。第九条可以考虑改为“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三年，不得连任”。

对于现行的《规定》和《实施意见》以及我国目前的陪审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期望司法过程现在就完全理性化、立刻完善化，这是办不到的，但是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设一个有助于司法民主、公正而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终将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99

[2]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6

[3]程德文.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前景与出路[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24,(3):18

[4]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6

[5]王公义.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制度[J].中国司法,2024,(1):22

[6]荀小平.试论如何建立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J].当代法学,2024,(4)

[7]黄慧慧.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J].前沿,2024,(5):3

[8]钱玉瑜.中国特色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74

[9]李昌道.陪审制度比较研究[J].比较法学研究,2024,（1）：38

[10]张卫平.司法改革评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55

作者简介：戈琳（1979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硕士

丁毅明(1984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本科

联系方式：E—mail:fox7918@sohu.com电话：05198972570/0***

Abstract:Assessor system is embodied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untry’s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judicial democrac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ersonal ideas on the short of assessor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or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Key words: Assessor systemJurisdictionImpr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