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城市化？（共5篇）

第一篇：如何城市化？

吴洪森

解决三农问题只有依靠城市化，使现有九亿农民只留一亿在农村，其余八亿进城成为城市居民。为什么说解决三农问题只有依靠城市化呢？道理很简单，农产品附加值远低于工业品附加值，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这大多数人口必穷无疑。在农产品中，种粮的附加值又是最低的，从事农业的人口中，如果又大多用来种粮，就会穷上加穷。

我们能人为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增加附加值吗？不能。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能做到。既然不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消除农村贫困，那么能做的就是减少农业人口。除了城市化，还有别的减少农业人口的途径吗？没有。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城市化战略了。

中国政府98年提出西部开发战略，想走平衡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可能走通。因为无论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是交通运输条件来看，西部作为内陆地区都不具备形成优势工业化的条件，不能形成具有优势的工业化，也就不能形成有高度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这样的战略必败无疑。最近又提出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于是变相人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战略能成功吗？

既然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既然东西部平衡发展的战略行不通，那么我们应该实行怎样的城市化战略呢？

我认为应该继续强化优化东部沿海地区，使现有已经形成比较优势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继续发展、集中和扩大，把它们打造成超级都市圈。使这三大都市圈具有容纳10亿人口、占国民经济比重85％以上，出口贸易占95％的功能。

为什么应该选择这样的城市化战略呢？

第一，从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表现来说，这三大地区的城市化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政府应该顺势而为，没必要人为搞什么平衡发展，浪费资源。

第二，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都表现出这样的规律：人口密度越高，经济效益也相应越高。以珠三角为例，该地区土地面积将近5万平方公里，人口5千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1千。珠三角的面积只有全国总面积的5％，可是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却占全国国民经济20％的比重。

长三角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400人，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上海浦西地区，达到每平方公里3万5千人，可是经济效益也是这地区最高。国际上同样如此，美国东部纽约城市群和西部大洛杉矶城市群的经济比重占全美经济80％，日本东京到大阪短短600公里距离，凝聚了全日本45％的人口，经济比重也占到了80％。

第三，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条件建造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群。这是由运输成本决定的。海洋运输成本只有陆路运输成本的二十分之一，正是海洋运输的兴起才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现代经济和海洋运输紧密相连这一特点，决定了内陆地区无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化优势，自然也决定了西部开发必然失败。想想看，西部劳力再便宜，如果这便宜都被运输成本抵消了还有什么用？其次，城市整合和发展的规模越大，其发展红利就越大，并且就成几何倍数上升，当地级城市发展为省级城市，其发展红利是10倍，当省级城市被整合到跨省发展的超大都市圈，其发展红利就可达到100倍。因为人口密集的都市群，缩短了运输距离，加快了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除此以外的教育和文化效应都会带来成本降低、效益上升。

正是基于以上三大理由，中国城市化战略应该选择顺势而为，继续迅速发展和扩大已经粗具规模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都市群。将长三角北延至安徽省芜湖，南下至浙江金华。按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千人为城市化标准，该地区可以密集5到6亿人口；将现有的广东珠三角和福州厦门连接成东南沿海城市群，可以容纳2亿人口，渤海湾从北京算起一直延伸到江苏东海，可以密集起3亿人口。

据测算，中国到2024年将达到人口最高峰16亿，之后，人口将开始下降，降到12亿为人口平衡点。三大超级都市圈容纳了10亿人口，还有6亿人口，其中1亿在农村，2亿在小城镇，3亿分布在中部的武汉－长沙－南昌；西南的成都－重庆；西北的西安－兰州以及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次级城市圈。

当农村人口只剩下1亿，即使农业生产效益从现在开始停滞不前，到那时也等于现在9个人的收入给1个人了，农民怎么会不富裕？

一定会有人说，城市规模过大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我承认，但也必须看到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没有负面因素的方案，只能是相比较，哪个更加有利而言。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少，不搞人口高度密集型超级都市圈发展战略，就业问题、环保问题、能源使用效率问题以及三农问题都无法解决。

清华大学环保系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在兰州沙化地带圈了一块地，用铁丝网圈起来，什么事情也不干，三年之后，被圈起来的沙化土地，就长起肩膀高的灌木丛，自然植被基本恢复。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西部土地沙化主要是人、畜过多。

与日本相比较，人口密集发展的好处更是一目了然。按照国土面积计算，日本的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但是日本环保以及原始森林的覆盖率比中国高得多，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农村尤其是山区，人烟稀少，环境自然就被保护起来。

而按照密集人口的沿海超级都市圈发展战略，即使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2500人，容纳10亿人口也只需要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才是对有限土地最大限度的节约利用，况且还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

因此我们必须放弃东西部平衡发展的战略，采取打造东部超级都市圈的道路。基于这样的战略，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进城的农民扎根落户，使他们尽快成为城市居民。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进城打工只是为了赚点钱，然后回家乡，因为城市没有给他们提供落户扎根的指望。为了吸引农民工安居城市，政府就必须投资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和子女受教育问题。比如，政府可以投资建造简易实用的住房，廉价租给民工，可以在民工集居地设立低价甚至免费的医院和诊所；义务教育经费就可以采取拨到每个受教育者的人头上方式，让义务教育经费跟着人走，这样进城打工的农民，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城里也带来了教育经费，就不会成为城市教育的负担，他们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到他们成年，就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了，自然成为城市居民了。

第二篇：城市化进程

高耸入云的中国城市

风景高处独好。中国的城市发展应向“上”看、求“高”度，而不要横向扩张，图“宽”度。2024年1月 • 华强森

中国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到2024年，将有超过十亿人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需要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进行建设。这就赋予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以一种支持经济增长、保护环境、为其国民提供尽可能高的生活品质，并会引起一波极具价值的新技术潮流的方式，去创建和开发自己的城市。如果应对得当，这些发展将不仅会造福中国，而且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长高”而不是“长胖”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城市会如何“长胖”，而在于它们如何能“长高”。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已有超过6亿人口以一种比较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800个城市中。展望未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城市的机会，以及农业生产缓慢而稳定地向规模更大、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一波向城市迁移的大潮，将以每年新增1,500万～2,000万常住人口的规模，不断涌入中国的城市。按照这种速度，在未来20年中，中国将不断扩建其城市，到2024年，全国将达到70％的城市化率。中国可能会持续地每年新增1,500多幢30层以上的高楼，相当于每年新建一个芝加哥，其结果是，到2024年，中国的城市将会超过950个1。

但是，按照现在这种分散式发展模式，付出的成本太高，令人难以承受。可耕地资源将会迅速减少。较小城市的财政将会吃紧，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包括外来移民——对环境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期望值增大，有可能会达到增长极限。这种发展模式浪费也很大，因为许多新投资项目质量低劣。在中国，一幢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接近2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建筑物平均寿命标准是40年甚至更长。地方当局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方式规划城市，它们像旅鼠一样，盲目跟风，互相模仿复制，这种方式反映出缺乏规划技能，暴露出城市疲于应付外来移民带来的压力，也说明地方政府太容易获得资金。这样的结果是产能过剩，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城市设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浪费。特别是随意增加工业产能，有时很少考虑实际需求。在社会方面，由于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增长对重工业的依赖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些城市正在成为动荡的温床。

考虑到中国资本过剩，以及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有一种城市向空中发展的替代方案。如果中国鼓励发展中心辐射型城市群，乃至人口更密集、城市足迹更集中的大城市，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可能会增加一倍，但是，随着城市“长高”，而不是“长胖”，中国在资源上的负担将会减轻。垂直向上发展将会减小对土地的压力，确保投资更贴近市场，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按照发展大城市的情境模式，到2024年，中国40%的城市人口可能会居住在居民超过2,000万人的大城市中。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每年将会建造超过4,000幢高楼，创建一个独具特色的“垂直型”社会。围绕城市化卓越中心集中利用资源，将会导致投资质量的提高。这种模式与旨在将资源配置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政策相结合，将推动一种更健康、更多以消费导向和就业友好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可能比看起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其极限。事实上，中国的国家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动声色地支持进行急剧而重大的路线调整，向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它要求重新平衡产业和经济，以实现在“十二五”期间构建更和谐社会的目标。

垂直型城市的景象

下面来看一下这种城市的格局。在这些大城市群中，每个城市的经济规模都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变得更大的上海其经济规模可能会与今天的德国旗鼓相当，而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可能与法国的经济规模不相上下。在这方面，中心城市的市长可能更接近于欧洲大陆发展模式的总统，拥有所有权力和其中包含的勃勃雄心。在这种国家政治框架的背景下，他们完全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从优先发展的产业、卫生和教育改革到城市管理。

这些城市虽然人口密度很大，但并不会十分拥挤，因为每个城市的版图范围可能向上扩展800平方公里。在人口密集但高度宜居的中心城区以外，公园式的环境将会成为主流。技术将使大城市的居民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随着为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持续下降，“垂直发展”将会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居民们吃饭、工作、娱乐和睡觉都在同一社区中。上百万居民将拥有一流的周边环境，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由许多大型的高层住宅小区组成核心住宅综合体，其中每个小区有5万居民。诱导式建筑设计、环保节能型建筑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将使这些建筑面貌一新。甚至连农业也将成为大城市的一部分，在建筑的屋顶和周边可以发展城市农场。

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以外，通过公共交通工具相互连接的 各个卫星“村”将为另外25％的城市人口提供住房，形成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超过4,000万，并且在总量上，占到中国经济活动的70％以上。卫星城镇可能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的经济使命；最成功的卫星城镇将会投资于高效的基础设施、大学，以及针对中心城区——它们最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营销活动。同时，工业园区将搬迁到中心城区和卫星城镇以外的地方，它们以前占用的土地将重新规划为商业和社会设施用地。

大城市及其周边的城市群将不依赖于中国传统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相反，它们将通过并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正如纽约以其规模和人才，使华尔街的金融服务成为可能一样，中国的大城市将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扩大规模和提高互动频率，来发展服务业。中国的城市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楷模，将达到庞大的产业规模和金融市场深度。在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和教育上的开支，将从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大幅增长到新的数量级。在建设这些城市时，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将会产生全球性影响。虽然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可耕地上实现机械化耕作可能足以为这些城市提供粮食，但在未来20年中，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会增加一倍——即使能源效率也能提高一倍。城市化导致的经济活动急剧增加，使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源需求下降的情境。相反，中国既需要现有的能源，也需要获得新的能源。即使

中国放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她仍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煤炭进口国。反过来，这种能源需求将会改变全球社会，在它的推动下，资源领域的生产规模将会翻番，人们将会对新的地层进行开采，并对铁路和港口进行大规模投资。非洲将把开发其资源作为满足中国需求的一种途径。随着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量飙升，美国皮奥里亚的农机设备制造商销售到巴西的产品也将激增。

彻底改造城市系统

中国的城市将鼓励高水平的环保投资，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废弃物和水的回收再利用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水将成为一种价值更高的大宗商品，并鼓励人们对提高用水效率，以及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处理项目进行投资。大型的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和能源生产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交通将是城市改造的另一个关键领域。在大城市中，电动汽车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将通过在城市中建设充电设施，反映她支持发展电动汽车技术的意愿。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长途通勤的需求，公共交通和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将是更有力的杠杆。在未来20年中，中国将会建造170多个公共交通系统，与此相比，在整个欧洲，只会建造50个这种系统。在各城市之间，全国性高速铁路的出现，将把各大城市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大城市文化，并迅速传播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最佳做法。

这些创新还将产生全球影响。中国为其大城市制定的解决方案将形成规模，并最终向全球推广。中国的太阳能热水器已经出现在约翰内斯堡城镇的屋顶上。中国的高压电网技术可以跨越美国的中西部大平原传输电力。在中国和海外，全球性企业——其中一些是中国企业——将与当地政府合作，为未来的城市制定和部署新的解决方案。

城市化还将推动对中国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资，使其焕发勃勃生机。到2024年，随着人们从农村地区大批涌入城市寻找更多的机会，中国近40％的城市居民都将是外来人

口。原来为满足本地居民需求而建造的学校和医院系统，将不得不面对更多人口对更高质量服务的需求。对教师、社区诊所和医院的投资将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这种更切实可行、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反过来又会挑战现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官僚机构，促使其更加关注教师和医务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并对此进行更多投资。

由于大城市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需求，它们将需要另一种管理方式。激烈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关于生活品质的问题，因为城市的管理正变得日趋复杂和具有多面性。而且，尽管一个一百多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存在差距的国家不太可能拥有一种统一的地方治理体系，但大城市的出现，将使增加透明度和履行职责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更具有实际意义。好消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把权责下放给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找到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

现在，中国拥有一个历史机遇——不仅要彻底改造自己的城市，而且还要彻底变革城市的理念。中国的城市领导者做出的抉择不仅会塑造其城市的建筑，而且也会塑造中国的社会，乃至塑造这个世界。

第三篇：城市化

1、谁来为中国城市建设买单？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给城市企业，而且还可以给城市居民乃至全社会带来收益和福利。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城市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很低，即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城市化即将进入加速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

聚集，或者在大中城市的周围，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卫星城镇。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为满足这一需要，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筹集建设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国城市化谁来买单？

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要靠政府驱动，但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如果城市建设资金操作科学合理，可以提升城市价值，城市自身发展可实现良性循环。如果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过了城市的负担力，不但不能创造价值，甚至可能‘破产’。

2中国城市化趋势展望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提高发展质量，提高真实的发展能力，这是数百位专家们精心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必须适应当今世界三大潮流，其一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第一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那么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重视科学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促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其二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主要通过城市之间的竞争来体现。当前众多的国内城市，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都在致力于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其三要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工业飞速发展，GDP总量高速增长。但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给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带来许多方面的困难。近年来，我国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要素过度向城市转移，农村现代化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矛盾的凸现促使我们在城市化发展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应确保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用城市化带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世界潮流的挑战，中国城市化肩负着六大战略任务，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财富积累的基本动力；信息时代“五流”交汇的网络节点；培育科技竞争力的创新源头；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先导中心；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操作关键。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战略需要实现一系列重大目标，专家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城市体系的总能力进入世界前3名的国家行列，同时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城市将有效地满足基础设施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社区建设能力和城市管理能力，走上文明发展之路。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各个地区纷纷提出了加速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城市化首先是作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经济、社会、空间现象而发生的，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宏观框架而孤立进行，同样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也需要纳入到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框架下予以讨论。但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必然要求对现有城市化一系列问题的准确掌握，因而就需要对城市化问题的综合研究和考量。

第四篇：城市化

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过程。

有关城市化的观点

1.2.3.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者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空间城市化：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乡村城市化：强调乡村和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就是要对城市的这种主导作用进行识别并能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或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

鉴于城市化过程所包含内容的多样性，从理论上讲，一个能够较为准确全面的反应城市化进程的测度方法应该采用复合指标法，即尽量选用与城市化有关的多种指标来进行综合分析，以此考察城市化进程。

但在实际操作中复合指标法却往往行不通。一方面，反映不同内容的指标不能直接进行加减乘除；另一方面，即使可以采用一些复杂的数学手段来解决上述矛盾，但还应看到，城市化的某些内容是不可能直接作定量分析的。因此，在实际测度城市化水平时都采用主要指标法，而不采用复合指标法。

主要指标法是指通过几个最本质意义、最具象征性，而且便于统计分析的个别指标来反映和描述城市化水平。

1土地利用指标：用土地利用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具体方法，是计算一定时间内非城市性地域转变为城市性地域的比率

2人口指标：用人口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具体方法，是计算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Y=U/（U+R）=U/N 其中Y表示城市化水平或城市化率，U表示城市人口，R表示农村人口，N表示区域总人口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准确的说，首先是从英国开始的，然后用一个世纪的时间，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城市化的扩展源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大约开始于1750~1800年，随着技术的扩散和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城市化进程也由近及远地扩展到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地区，首先是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城市化进程大约开始于1770~1800年，其次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起点大约是1800~1830年，再次是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直到1850~1880年才开始城市化，最后是东欧和南北欧的其他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被纳入了这个扩展序列，美国是一个例外，在1840年前后，美国掀起了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高潮，到1880年时，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赶上了欧洲。

发达国家与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又称反城市化，是美国城市规划师贝利在1976年首次提出的一种现象。即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和扩散，使郊区无限蔓延，并导致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城市的衰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与20世纪40、60、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

具体表现为

1在城市化水平继续缓慢提高的同时，郊区化以更快的速度进行

2市区中心吸引力下降，郊区成为人们主要的聚居区域

3中心城市开始分解，小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城市化进程实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而取得民族独立较早的拉美国家，在19世纪晚期就已开始城市化，到1900年，城市化水平高达20.3%，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民族独立较晚，城市化进程也比较迟，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1950年前后才开始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其内部差异性比发达国家大得多，突出表现在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

超前城市化

超前城市化也称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本国工业化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为没有工业化和没有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超前城市化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滞后城市化

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进程落后于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其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尼等，其城市化进程就是典型的滞后城市化。

应该指出的是，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也可能并存于一个国家，例如印度，从总体上看，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属于滞后城市化，但具体到某个城市，则又呈现出超前城市化的特征，突出变现为城市首位度畸高。

所谓城市首位度，也称首位城市指数，是指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人口数的比值，通常用它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

城市化的动机机制

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着三大力量的推动与吸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崛起

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具体表现为：1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粮；2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原始积累；3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原料；4为城市工业提供商场；5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产业革命使得资本和人口在机器大生产中高度集中，导致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工业化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城市革命，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几个特殊经济本性使然，即所谓的最低临界值原则、初始利益棘轮效应原则和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原则。最低临界值原则

最低临界值原则是指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需要有一个最低销售额的支持只要达到这个临界值，那么投资者就可能会因其有利可图而做出投资决策。

初始利益棘轮效应原则

初始利益棘轮原则是指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未来所做出的决策是以这个城市现在必须提供什么为基础的。也就算过去形成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状况，影响着现在的决策倾向。

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原则

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原则是指把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看作一种相互联系的过程，每个发展阶段都依赖于前一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经济规律所驱使，就导致了这种不可逆转的人口与资本向城市聚集的倾向，从而使工业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

随着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一跃称谓城市产业的主角，城市化的“接力棒”从此传到了第三产业身上，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具体表现为：1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2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

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膨胀和城市数目的增多，那么，第三产业促进的是城市软硬体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上所述，在城市化诸多动力机制挡住，可以分解出两大基本力量，即以农业发展为代表的农村“推力”和由工业化与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城市“拉力”，这两股力量是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发生和发展着。

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过程一般将城市化过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的比重小于30%；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的比重达40%~70%；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的比重达70%以上。

城市化规律

城市化规律是由时间、空间、质态和量态四个维度构成的体系。

1从时间维度上看，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乡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有序变化和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学家称之为城市化阶段

2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化规律表现为由城市聚集与扩散机制所决定的城市与区域经济运动规律

3从质态维度上看，城市化规律主要表现在城市性状和结构的变动趋势上。它包括城市职能、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变，而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4从量态维度上看，城市化规律除了有质的规定性外，还有量的规定性。城市化规律在量态维度上的表现，就是城市人口迁移和流动规律作用下的城市数目和人口规模的变化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

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1949到1957年是城市经济恢复和顺利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时期。

1958到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城市化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狱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1979年以后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

1978到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

1985到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

1992到2024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

1979到2024年这个时期城镇化突出特点，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很快。

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2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隐形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

隐形城市化是指两种现象：1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长期留居城市的人口；2存在大量居住乡村，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

准城市化是指目前的许多小城镇规模很小，设施落后，大批建制镇的居民虽然已经成为城镇居民，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农业，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只能称之为准城市化

关于未来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方针应该是适当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重点支持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

对策研究：1就业问题；2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3城市建设问题；4户籍制度问题城市自应度：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人口数之比值，通常用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

聚集：聚集意味着经济活动集中在某些特定而且是有限的范围，而如果聚集同时还带来了厂商成本的降低，那么我们就认为存在集聚经济。

集聚经济的划分：（1）厂商内部的集聚经济（2）地方化经济，它外生于某个企业，并随着产业规模多大而增大。（3）城市化经济：它外生与地方单个产业，而且其强度与地方经济的规模正相关（4）产业间的联系，他认为厂商的集中使得单个企业在购买生产投入品时的成品降低，所以也是一种集聚经济。

按照标准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对地方经济一般有三个基本解释：（1）劳动力市场共享。当一个地方某个产业的厂商都雇佣具有类似技能的工人时，便出现一个熟练劳动力的市场。（2）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规模经济。（3）知识信息的外溢。厂商集聚的另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加快了知识和信息在本产业中的传递。

韦伯模型的基本假设：厂商被认为是二维空间中的一个点，而且借助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厂商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个假定下，厂商的选址问题变成了厂商应该选择一个‘厂址’来最化大它的利润。

韦伯最优区位理论：给定的产品和投入价格，能够使得厂商首先最大化利润的区位具有这样的属性-----他能确保厂商为其产出品和投入品所支付的运输费用是最小的。

韦伯最优区位比较静态分析（理性厂商在选址时的策略）：厂商各种投入品所需要运输成本存在差异，他们在比较这些成本的权重后，往往选择靠近那些单位成本距离运输成本比较大的投入品的产地，这样加总后的总成本会比较低。

企业区位选址：（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1）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成本的分析是厂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厂商）选址时必须进行的步骤。一般而言，当地的工资率如果较低，对厂商是有吸引力的。但对于大部分厂商而言，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固然属于理想的情况，不过他们则往往更关心在场址的周围师傅具有高技能的熟练工人。（2）能源，土地和资本。（3）中间投入品（4）税收与其他地方公共服务。

韦伯区位模型和穆斯区位模型的意义：它们可以很好地描述厂商在面对要素价格波动时的选址以及在新的厂址上进一步搜寻成本更低的新要素生产者和更有利对比韦伯区位模型和穆斯区位模型比较

在韦伯模型中，如果运输费率下降，那么厂商会在选址上远离生产投入品1的生产区位，理由是在两类投入品的数量比例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投入品2的运输成本变得相对高昂，所以厂商有动力向生产投入品2的生产区位移动从而降低总的投入品运输成本。而在穆斯模型中，投入品前面的生产系数是可变的，这意味着厂商投入之间的替代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之间的代替成为了厂商最有区位的决定因素。

可图的产品市场过程。它们都是同时解决厂商的最优生产和区位选择问题，而标准经济学教科书往往会忽视厂商的区位选址问题。

投标租金模型：（1）冯.屠能模型（2）企业的投标租金模型（3）家庭住宅的投标租金曲线

投标租金模型提出的假设条件：（1）城市只有一个市场交易点M，所有的交易都在M点完成（2）所有的土地都是同质的，不存在土地本身质量的差别（3）土地和其他非土地投入品可以互相替代的（4）运输成本是距离d的线性函数

最高租金原则：即由愿意支付最高租金者使用。

地租曲线：就是所有使用者的投标租金曲线的包络线R（d）

逃离城市中心问题：该理论认为，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市中心地区，低收入家庭的贫穷容易使城市产生三大问题（1）穷人犯罪率较高，因为穷人面临着相对低的犯罪成本（2)在低收入市民占大比例的管辖区域，更容易出现财政问题（3)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的成绩水平相对较低并且影响其他学生的成绩水平密度梯度曲线：密度梯度曲线与投标租金模型一样，提供了一种表达城市土地空间分布状况的有用工具。它形象地说明了城市空间结构差异和变化的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1）同心圆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以不同用途的土地围绕单一核心，有规定第从内到外发展，形成圈层式结构（2）辐射或轴向发展理论（3）扇形理论（4）多中心理论

其他城市结构模式：（1）同心圆---扇形模式（2)三地带学说（3）折衷理论

迪帕斯奎尔-----惠顿模型：在住宅资产市场和物业市场之间有两个接合处（1）物业市场上形成的租金水平是住宅资产需求的关键因素。（2）两个市场在开发或者建设部分也有结合点。

交通供给管理（TSM）：是指通过增加道路供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交通需求，以达到缓和，消除交通拥挤的目的。

交通需求管理（TDM）:指交通政策的导向作用，改变人们的交通需求选择，从时间和空间上散发交通需求，以减轻或消除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的政策反应与措施：

（一）交通供给管理：（1）扩宽公路（2）其他供给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有关扩大交通容量的物质上或管理上的改进，其中主要包括交通系统管理问题。交通系统管理措施包括其他间接控制交通工具运行的措施。

（二）交通需求管理（1）交通拥挤税（2）汽车使用税：a汽油税b停车费c汽车牌照费（3）交通税和汽车使用税的效果比较。（4）公共交通补贴（5）错开上下班补贴

控制城市环境污染的政策和手段：

（一）经济激励手段（1）排污水和污染削减补贴（2）价格手段和税收优惠制度（3）排污交易制度（4）其他经济手段

（二）有利于外部性内在化的制度手段（1）谈判手段（2）创建可实施产权（3）通过教育建立社会责任

（三）命令控制性手段（1）制定有利于城市环境管理的法规（2）规定与可排放量（3）规定最低技术要求（4）规定选址（5）规定某种处理垃圾的方式

第五篇：城市化

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水平，体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城市是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使城市的发展。

从人口迁移来看，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外乎推力和拉力。推力是指那些使得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来到城市的因素。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推力和拉力的具体内容可能很不相同，其相互作用结果也不一样。

城市市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城市化水平，可以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它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作为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社会现象，给人们不及带来了聚落形态的变化，还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巨大变化，它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城市化进程

概念

城市化的涵义分为狭义和广义。

1、狭义：城市化指农业人口不断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2、广义：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包括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城市社会、经济、技术变革进入乡村的的过程。

城市化的动力

1、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

（1）农业发展为城市经济提供资金积累

（2）农业发展为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提供基本的物资生活条件

（3）农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

（4）农业发展为城市轻工业生产提供原料

（5）农业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

2、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1）工业化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

（2）工业化冲破农村自然经济的桎梏

（3）工业化带动交通地理的大变化

（4）工业化促进城市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3、市场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

（1）劳动力市场化使劳动为口向城市的迁移得以实现

（2）土地资源市场化使城市窨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的建设得以实现

（3）产品市场化使城市化在更广阔地域的展开得以实现

本质

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并不是到处出现城市，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即：实现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融合、就业的融合、环境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社会保障的融合、制度的融合等，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考察我国城市化进程，总的看来仍处在城市化集中阶段。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949--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时期；（2）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3）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滞发展时期；（4）1978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时期。

一、1949年，我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非农业人口2740万人,城市化水平（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为 5.1%。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随着 156项重点工程建设的开展，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矿业城市。与此同时，对一批老城市还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如武汉、成都、太原、西安、洛阳、兰州等老工业城市。加强发展了鞍山、本溪、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大中城市。一大批新建扩建工业项目在全国城市兴建，对土地、劳动力的需求和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的兴起，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到1957年末，我国的城市发展到 176个，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8.4%。随着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1953年至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8.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6%。这说明，“一五”时期的城市发展及城市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基本适应的。

二、1958--1965年期间，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城市发展呈现出由扩大到紧缩的变化。在 3年的“大跃进”后，全国城市由1957年的 176个，增加到1961年的208个；城市人口由5412万增长到6906万，增长了28%；城市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由 8.4%上升到10.5%。从1962年开始，陆续撤消了一大批城市，到1965年底崐，只剩下 168个。比1961年减少了40个。这个时期，一部分新设置的市恢复到县级建制，如榆次、侯马、岳阳等；另一部分地级市实行降级，成为县级市。如石家庄、保定等。与此同时，由于城市社会经济出现萎缩，致使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也由196

1年的10.5%减少到1965年的9.2%。

三、1966--1978年期间，是城市化发展的低迷徘徊期。整整13年间，城市只增加25个，城市非农业人口长期停滞在 6000-7000万人左右，城市化水平在8.5%上下徘徊。

四、1979--1997年期间，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发展，进入了稳定、快速发展的通道。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有了新的活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的空前扩张，对城市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这期间，我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到1997年，我国城市已发展至668个，与1979相比，新增城市452个，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2倍多。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加，城市化水平增长到 18%。毫无疑问，这种快速发展是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率先改革所带来的。

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突出问题的几点建议

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山西省委副主委、临汾市政协副主席成继东说：经济全球化下的城市发展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没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就没有现代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当前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不解决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就会贻误时机。

一、工业进园，集约开发。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之一是工业化，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山西省目前的问题是分散发展，遍地开花，缺乏统一的规范和集约发展。苏南地区确立“工业园区”的发展战略值得借鉴。统一规划园区的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地进行统一开发。这样做能够节约土地，形成规模，资源共享，避免浪费，集约土地，集约资源，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大企业、大财团。要按照产业结构的分工，划分功能区，统一建设规模较大、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工业园区。

二、规划先行，农民上楼。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规划滞后，水平较低，城镇无序开发，“只见新房，不见新城”，道路狭窄，设施残缺。当前，应当树立规划就是生产力的观念，充分认识规划不科学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快城镇中心区的规划和建设；二是解决农民、居民上楼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要用城市文明去改造传统的农民，要从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入手。借鉴深圳的做法，就是建农民公寓和统建楼，让农民上楼。这种做法好处很多：一是节约土地；二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三是引导农民走向城市化，走出一条旧村改造和新城镇建设的新路子。

三、经营城镇，市场运作。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突出问题是资金投入的问题，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笔的投入。这就要拓宽投资渠道，树立经营城镇的观念，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主要的做法：一是用土地置换资金，如建广场，周围的土地升值，可以给投资者建商场；二是用使用权置换资金，文化体育设施规划设计归政府，建成以后的使用权归投资者，使用权可以是15年至30年；三是用资源换资金，城镇的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管理，也要充分地运用市场机制。

四、民营经济，放手发展。一个城镇的发展是否有活力和后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其能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主体。目前我省不少城镇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产权是否明晰，是否形成一个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市场网络；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中小企业虽然从个体上看规模很小，但分工细，互补性强，这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形成一股合力。企业的规模大小，要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只要要素组合合理配套，就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因此，要把发展中小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目前，重点是要给中小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注重商贸，优化结构。我省中小城镇的发展一要从商贸型做起，二要从旅游做起，以此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培植强势产业。一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在商品经济中，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资源流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物流服务企业创造了价值，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其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二是发展现代的信息产业。必须把建设“数字城镇”摆上议事日程。建设“数字城镇”好处很多，它有利于运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可以加速商品流通，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企业结构。工业社会生产的最大特色是流水线、大集团、规模经营，而在一个数字社会，则可以虚拟制造、敏捷形态，这就可以避免大型企业的臃肿。在中小企业众多的地方，网络化可以促进它们的优势互补，促进分工协作。建设“数字城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以及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休闲产业。我省文物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历史人文资源，又有自然生态资源，山西应从能源大省向旅游大省迈进。

六、持续发展，人物和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一个生态型、现代化、园林化的城市，是城市化的新要求。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给人民群众营造一个适宜生活、适宜创业的环境。

七、转变职能，强化管理。加快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必须大胆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退出生产经营领域，建议组建镇、村的股份公司，实行委托经营，政府则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事务的管理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其次，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行政体制。要重心下移，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城镇，这样，更有利于城镇的发展。第三，加大对城镇支持的力度，放水养鱼，增加城镇的财税返还，推动小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