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第一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8页。）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六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先后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当时有关人口政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不久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主张节制生育的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等同看待，展开了批判，指责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是见口不见手的“人口论”。这种“左”倾的人口观点，不讲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片面宣扬所谓“人手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统治了人口理论界。这种错误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全国共增加人口10500万，年平均递增率达22.4‟。每年约出生2024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达到6，人口出生率达30‟以上。这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这是计划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随即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时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达43.37‟。人口这种盲目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报》（计划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几个方面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如：加强群众运动；加强技术指导；积极组织避孕药

具的科学研制和供应；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许多大中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总人口达到69458万多人。人口基数的增大使国家进一步重视了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对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适当安排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药并免费发放，提高节育技术，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计划生育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劳动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长目标。当时普遍宣传的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期间，虽然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群众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受冲击，各项正确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坏，从总体上看，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这导致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增长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很快，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国人口年平均递增率达26‟，总和生育率为5.91，九年共净增加人口17000万，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时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当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为最理想的计划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为了便利群众节育，全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实政策措施上，有了新进展，后期人口理论工作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历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加强了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提出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开始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全国和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和研讨会，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思想和理论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这个时期，虽然各项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方面毕竟有所前进，特别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城乡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计划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总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1岁上升到21.56岁。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经过了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说，这一时期明确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肯定和推行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出中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同时，提出了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为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国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青年的最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新婚姻法还对优生优育问题作了规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规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家同时还提出，把计划生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内容，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并开展人口发展趋势预报工作；

在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领域对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后，强调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放宽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但要坚决堵住大口子，即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执行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人口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具体要求上，农村比城市宽，边远、人口稀少地区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宽，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有特殊情况的，如双方为独生子女结婚的、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的、夫妇为归国华

侨的、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并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都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计划生育制度趋于完善。

两年多来，各地本着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于、服从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关于“开小口子”，有如下几种情况：规定若干条可以生二胎；照顾独生子女户再生一个，间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时开放二胎；按经济地理条件规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间隔；少数民族和华侨执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实践证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要缓和渐变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合情合理，群众拥护。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稳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2.5‟左右，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来计算，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约2亿多个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关键在于对计划生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当作长期战略任务来对待，并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立法的综合措施来促其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婚育年龄期，人口出生率的继续降低会遇到更大困难，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会回升。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认真总结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

第二篇：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论文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如今，计划生育提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当中，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不妨来回顾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计划生育的提出

50年代初期，子女多、规模大是这一时期家庭人口的主要特征。过多过密的子女影响了父母的学习、工作、生活和对子女的教育，成为很多人投身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羁绊和拖累。很多人意识到实行计划生育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经过实际调查，于1957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也高度关注多生给妇女健康带来的影响。1954年5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写信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反应人民要求节育的意见。终于，在社会各阶层的呼唤下，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插话形式多次提到控制人口问题。

二、计划生育初步实行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大规模政治运动暂告一段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人口出现第二次增长。人口增长率的极速回升，重新引起党和政府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重规。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实行节制生育。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三、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

1979-1990是我国改革开发初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80年代初开始严格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一孩生育政策”遭到巨大阻力，大部分农村地区转而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名族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有差异的生育政策开始以地方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延续至21世纪10年代“一孩”生育为主的多样性生育政策体系。

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

198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

宣传、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利用各种传媒，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公益性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计划生育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宣传和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科学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等科学、文化、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各级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团校等要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设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讲座或课程。

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综合管理部门，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共同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要深入千家万户，指导育龄群众选择以长效避孕措施为主的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方法。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县(市)、乡(镇)、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改善服务条件，规范服务标准，增强服务能力。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计划生育事业。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开发、推广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展生殖健康产业。加强计划生育药具及保健用品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为。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参与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多边及双边活动，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加强对外宣传，树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五、计划生育政策新发展

我国各地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计划生育新政策仍然遵循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则，对可生育二胎的法定条件作了适度放宽，对超生二胎以上的，仍然要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般规定

根据2024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才可以申请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依照中国计划生育新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

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第三篇：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观点解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24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4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24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24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24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失独家庭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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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ABSTRACT................................................................................................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一章 引言......................................................................................错误！未定义书签。

1.1问题的引出与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1.1.1问题的引出............................................................................错误！未定义书签。1.1.2问题引出的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1.2研究框架.......................................................................................错误！未定义书签。1.2.1研究类容................................................................................错误！未定义书签。1.2.2研究方法................................................................................错误！未定义书签。1.3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二章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文献综述.............................................错误！未定义书签。2.1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错误！未定义书签。2.1.1计划生育诞生的时代背景....................................................错误！未定义书签。2.1.2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目的及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2.2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2.2.1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几个阶段............................................错误！未定义书签。2.2.2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下的中国国民行为表现........................错误！未定义书签。3.3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3.1.1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容................................................错误！未定义书签。3.1.2新时代背景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办法............................错误！未定义书签。4.1总结与评述...................................................................................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三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3.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3.1.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严谨时期....................................错误！未定义书签。3.1.2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松懈时期....................................错误！未定义书签。3.1.3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地位........................................错误！未定义书签。第四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因素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4.1 我国不同经济背景下的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1.1我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生育........................................错误！未定义书签。4.1.2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错误！未定义书签。4.2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观念的逻辑关系...........................错误！未定义书签。4.2.1我国旧时代的家庭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2.2我国新时期的家庭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3小结...............................................................................................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五章不同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错误！未定义书签。5.1宏观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以欧洲与亚洲国家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1.1西方人口政策与我国人口政策对比——以俄罗斯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1.2南亚人口政策与我国人口政策对比——以印度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2微观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以我国普通家庭人口数量变化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

5.2.1我国农村家庭人均人口数量变化(数据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5.2.2我国城市家庭人均人口数量变化(数据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5.3小结...............................................................................................错误！未定义书签。第六章总结.............................................................................................错误！未定义书签。6.1结论...............................................................................................错误！未定义书签。6.2进一步讨论...................................................................................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逐渐稳步发展起来，世界人口增长率迅速提升，人口规模随之不断扩大。而我国作为当时的人口大国，人口增长率却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调节出生率与死亡率严重失衡问题，我国政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便开始酝酿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在历经了在十余年的调查与探索后，我国政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正式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其政策的内容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在当时的人口背景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人口类型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又有所不同。同时，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又有所差异，在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不断的在寻求革新与改变，以期符合我国不同时期的劳动力需求，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数十年间，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我国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情况，还为研究我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情况提供了契入点。在本文的行文结构中，作者首先是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内容进行了探究，进而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剖析。同时，在分析演变因素的基础上，又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上，运用演变因素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探讨，以此来全面、整体、细致地为读者解读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在六个章节的探讨中，作者借鉴前人研究之成果，同时结合自身有限之认知，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历史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探究，虽苛求完善，但密中有疏，还望读者指正。

关键词：计划生育历史演变独生子女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lobal economy gradually developed steadily, and the world's population growth rapidly, population scale expanding.And our country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still among the world top,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size, adjust the birth rate and mortality of severe imbalances, since the late 1950 s, our government began brew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fter the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more than 10 years, our country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1960 s offici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Its policy of content can be pided into the generalized two categories,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one-child policy.The one-child policy is a product of a specific era, its population control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there is no obvious advantag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different.At the same time,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onten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onstantly seek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 different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decades in our country, its 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various periods of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also for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perio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entry point.In the writing of this article structure, the author first is 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and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carries on the analysis.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factors, and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point of view,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factors on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 overall and detail for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第一章 引言 1.1问题的引出及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而拉开序幕，而此时的庞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人口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快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政府创造性的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至今已逾近五十年之久，在这五十多年的政策实行中，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革与创新，以期快速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政策实施的数十年间，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使我国的生育水平下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代表了我国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谐社会的快速进步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全面改善，从宏观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也对世界人口的合理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简而言之，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最核心内容，其从制定到开始实行历经了十余年的时间，而在其实行的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人口思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断演变。本文作者以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发展为文章结构的轴线，通过对其政策内容、政策实施过程的分析来表现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1.1.1问题的引出

千禧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经为我国人口规模的控制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凡事必有都有利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确为我国的人口控制计划贡献了积极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将我国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了自然更替率以下，这就导致了如今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据著名期刊《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2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现有的达到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68亿，且这一数据的比例正在不断的扩大，更具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劳动力需求来看，如果不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快二胎政策的开放，那么极有可能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因此，对我国政府来说，如何合理的做出人口政策的调整，将会决定未来几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高度。而要想做出明智的人口政策调整，政府就必须要依托学者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只有牢牢把握住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人口控制政策。在新的人口环境以及社会发展背景下，作者深知出生率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已然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隐患。因此，调整人口政策的实施方向已经迫在眉睫，但新的人口政策实施必须要“瞻前顾后”，摸清我国人口历史演变规律，做到知己知彼，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新的的人口政策才能最大化的凸显其价值与意义。

1.1.2问题引出的意义

在本文的探讨中，作者围绕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与探究。其本质的意义在于为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以及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解决我国现有的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基础医疗问题、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公共财产转移问题等提供了最及时的研究资料。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体规模占比始终位于着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我国现有的人口生产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更令人尴尬的是，我国的社会仍然是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虽然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实际第二大经济体，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虽然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制于现有的人口劳动力老化问题，但仅仅从谋求产业转型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的人口发展问题进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就必须要实施新的人口政策。现如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逐渐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在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我国的自然环境、人口架构、医疗保障等问题逐渐被放大，社会各界人士对新的人口政策推出呼声愈高。纵观整个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崛起。许多经济学家分析，只要稳步发展到2024年左右，在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量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本文作者观点却不尽相同，本文作者认为，依据现有的国民生育率来看，本世纪中业我国的经济总量将仍然处于世界第二位，甚至还有被印度反超的可能性。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步入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泥潭中。参考美利坚合众国现有的生育率，其在经济发展的数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自身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生两个孩子，这样的人口政策成就了合理的人口结构，同时，美联邦一直对外来移民持包容态度，甚至出台相关的移民政策来吸引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些举措使得美国的人口基数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环境之中。同时，由于印度也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其人口结构也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以及人才资源更具有优势的印度将全面超过中国。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的将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论点，通过解析其演变历程来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开山辟路，为我国在本世纪中业实现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保驾护航。

1.2研究框架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为了使论文整体的结构合理、条理清晰。作者对论文整体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考量。其大致结构如下：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过程的探究，找出其演变过程的规律，进而为我国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本文主要是从世界人口发展的规律出发，以自然的演变更替作为人口发展的参考方向，在探讨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本文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内容出发，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剖析。同时，在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上，运用国内外人口发展案例进行对比讨论。进而对其演变因素进行进行详细的解读，在结合了以上研究的情况下，本文作者随即做出了相应的结论以及个人评价。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在第一章的研究中，本文将计划生育问题的引出以及其引出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在第二章的研究中，本文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进行了文献说明。其主要包含方面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历程、发展阶段以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国民行为表现。第三章的研究是本文的主要重心，在这个章节的探讨中，作者将历史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全方位的解读。第四章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的因素分析，这个章节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条件。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历程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本文的总结以及作者个人观点的陈述。本文在通过对现实中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过程的深入研究，在回答“计划生育政策是什么”的基础上，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怎样演变”的问题。同时，本文从已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文献参考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计划生育历史演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东西方国家的实际案例以及我国家庭的人员数量变化来反映出人口政策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为我国的现代化人口策略制定，提出建议与参考。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论文中心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开展本文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对计划生育以及历史演变进行概念上的定义。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人口控制计划的一种有效方式，其其全称是有计划的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实施手段多样，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口类型以及经济条件，计划生育方法可以划分为早婚、早育以及晚婚、晚育、少育甚至是不育。早婚早育的理念在日本提出，其最早提出的原因也是为了解决本国人口老化的问题。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是我国人口控制的一种主要方式，其最为常见方法有增加农村家庭二胎生育的时间间隔，限制城市居民只能生养一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人口压力，解放经济发展的人口桎梏。但这样的人口控制方式违背了自然更替的法则，虽然解决了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协调问题，但最终的人口老化问题始终会产生，由此也会造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出现。在到21世纪初期，我国的沿海经济发展较快，计划生育政策也就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针对汉族实施的，这主要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民族构成考虑的。

计划生育政策概念的提出：计划生育概念并非是我国最先提出的，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8世纪末，据现有资料记载，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在最早的一本研究人类人口数量的变化的刊物——《人口学原理》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关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制约关系，并于当年创造性的提出了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式方法，在提到的诸多方式中，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自然原因遏制人口增长。二是人为原因遏制人口增长。这其中的自然原因值得是各种事故、自然衰老、瘟疫、饥荒等。而人为原因则包含了战争、道德杀戮（例如乌干达大屠杀、穆斯林宗教仇杀等）、节育等。此次节育的提出，便是后来人口政策中计划生育的最早概念。相较于西方，我国的最早引入这一概念的是著名人类学家马寅初，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在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引入了节制生育的概念。由于新中国在战后潜移默化的鼓励人口数量发展，这一文章的发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对于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演变：历史演变概念是各个时期人们对于过往事物研究的一种手段。其存在历史悠久，本质的意义就是对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在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分析其发展演变原因，总结梳理其历史效果以及以及借鉴价值。我国最早将历史演变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以及创作中的书籍是《史记》，其产生主要是依托国家政权的更迭作为行文脉络，而后来人们也逐渐开始效仿，例如《资治通鉴》、《百年中国》等，都是依托这种思路产生的。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顾名思义就是对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发展过程的探讨。在分析其演变历程的过程中，着重探究其演变影响因素，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理论研究的基础。

1.2.1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以理论研究为主，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定上，作者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与实施历史较短，但政策研究内容较为丰富。截至2024年底，我国关于计划政策的相关文献研究多达100万篇，在众多的研究中，不乏国内外顶尖的人类学家的真知灼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会如人立于巨人之肩，将会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研究提供最为可靠的文献咨询。

2.访谈法 ○在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调查中，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作用人——我国广大的60后以及70后乃至80后的实际访谈调查，以第一手的资料来确保研究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访谈的对象设置为不同年代的，不同年龄段的已婚男女人士以及未婚人士。确保抽样调查的人群随机性大，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将科学、真实的研究原则贯彻到底。在实际的调查中，本文作者通过联系的各地人口研究专家与其进行合作调查，力求通过人物自身的口述来还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演变的真实历程。在通过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中，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国民的切身影响，以及国民对于计划生育的反应与行为表现，为文章的初期分析做准备。问卷调查法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本文作者通过对我国各个阶层的国民的调查分析，初步了解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家庭发展的影响程度。同时通过其对于各个阶层的影响度来衡量其演变的方式方法。数理统计法

基于文献资料的数据整理以及实际访谈、问卷调查的数据反馈，利用表格、函数等数理统计手段来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查结果数理化将更具有说服力，也符合当下文献研究的科学原则与合理原则。1.3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那次研究囿于研究对象较为宏观以及抽象，同时，其本身的影响因素众多，其本身在创新研究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与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与世界整体的人口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加宏观的把握我国与世界人口发展的联系。而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对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因素的探究不足，仅仅将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中来看，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第二章：计划生育的内容：文献综述 2.1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历程是曲折多变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汉族家庭或一对汉族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这是我国对于计划生育的最早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

第五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认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鑫荣兼任该委员会的主任。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重压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机构大多处于瘫痪状态的客观形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吴桂贤、陈慕华曾先后兼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而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机构，依然由卫生部代管。

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序列，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陈慕华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做政治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再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阐释：“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2024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24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2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本文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