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这样抓“学习”（五篇材料）

第一篇：延安时期这样抓“学习”

为什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羁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能有十几万、几十万干部骨干从这里走出去，燃起全国革命的烽火？从凤凰山到杨家岭到桥儿沟，从抗大到陕公到鲁艺，回响着一个响亮的答案——“学习”！“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学习”，是延安时期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学习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为什么学”，从而学得自愿、学得主动。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学什么”，因为他们明白，“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要学“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这样的学习方向，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学”，他们落实“两小时学习制度”，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他们通过研究“党书”《六大以来》辨析两条路线的对错，他们联系游击战的实际展开辩论，他们按照抗大“上课时间的总和，不超过学员自习时间，这是给学员自我学习与精深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所以自习时间，是列入正课”的要求，自觉地学习、深入地研究。

“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学习，使真理作用于人的思想；通过学习，让真理见效于人的自觉思想改造，从而使真理彰显威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学习品质。当时有句形象的话，“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钻文件”以追寻真理、坚持真理，“用文件钻自己”以修正错误、自我改造。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学习中所迸发出的自我批评、思想改造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令人震撼、令人敬仰。胡乔木说，大家既做笔记，又做自我检讨，号召大家“脱裤子、割尾巴”；张闻天说，为了真理，要撕掉面子、威信的外衣，赤裸裸暴露自己的一切丑相；朱德说，“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

“下马看花”

共产党人学习的落脚点到哪里？用什么来检验？“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毛泽东引用一句俗语告诫鲁艺的同学，“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所谓“下马看花”，即调查研究，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为了推动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制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八十年前的延安，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张闻天用一年多时间扎根农村调查研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在学习与调查研究的结合中，他完成了思想转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更坚定了拥护支持毛泽东的自觉性。

第二篇：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意义

1945年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详尽的一部党章。延安时期，中央对学习贯彻七大党章作出精心部署，在全党形成了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热潮，进一步强化了党员的宗旨意识、党的意识和民主集中制观念，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夺取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回顾总结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成功经验，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和精神力量，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成功经验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对七大代表讲：“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中共中央于6月26日下发了关于发表七大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者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文件下发后，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七大精神的热潮，中共西北局、华中局、晋绥分局、中共山东分局先后下达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集中报道了学习党章情况，各地认真开展了以整风精神学习贯彻党章的活动。

第一，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学党章。利用党报党刊，对各地党组织学习党章进行引导，推动营造学习热潮，是延安时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在学习中要“及时总结与交换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当时的《解放日报》关于党章学习的报道仅1946年就有38篇之多。有的报道和文章是讲联系实际学党章的，如1946年11月5日集中刊登了5篇：《我们怎样深入党章学习》《关于联系实际》《要抓住中心问题》《联系实际的方法》《如何联系实际》；有的是讲如何对照党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如《教育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川区干部学习党章，勇于反省改正》《联系个人思想展开自我批评，中央党校学习党章，着重领会与掌握党章的指导思想》《延川学习党章展开自我批评》；有的是讲学习中发扬知行合一、习作合一，以工作改进成效来检验学习成果的，如《王家坪机关学习党章，工作有改进》《中印厂学习党章，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延长配合党章学习，检查工作作风》《减租工作的反省及对甘泉领导作风的意见》等等。这些舆论报道，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善于“解剖麻雀”，发现典型，以点带面，从释疑解难争鸣、克服学习障碍、督促比学赶超、推广先进经验等方面进行跟踪报道，时效性强、针对性强，发挥了树旗帜、立标杆，促进党员学深学透党章的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党章。把学习党章同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是延安时期开展党章学习的重要原则。如西北党校在其党章学习计划中，就特别强调：“从自己的思想与目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去钻研党章的原则和条文，然后再联系到思想上来，这即是把文件与思想和实际问题结合而为一的学习方法。”西北局从1946年1月起，开始组织边区县级以上的在职党员干部学习党章，时至当年9月，西北局连续召开两次学习情况总结会议，听取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关于党章学习情况的报告，习仲勋、谢觉哉、贾拓夫、马文瑞等均作了发言。会议认为，前一段的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缺点是“学习未能与实际密切联系，脱离对目前干部思想倾向的检讨，没有和工作结合一致”。会议决定从9月起重新组织党章学习，要求学习中把联系实际贯彻到位。为指导下一阶段的学习，李卓然在总结党章学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如何联系实际学习，撰写了《学习党章的目的与方法》一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见成效不松手的较真劲，为强化学习教育实效性提供了保证。

第三，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学党章。延安时期的党章学习，继承了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对照党章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西北党校针对一些人害怕整风的毛病，在党章学习计划中强调，“整风是一辈子的事，脸是天天要洗的，不能说我已经洗过两年了，怎么还要洗啊？”并指出，“过去整风解决了一定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党校一切的学习，都包含着整风在内……”。安塞县一位干部在学习党章时密切联系自己所负责的减租工作进行反省：“去年虽然进行了减租，但是减的很不彻底，这主要应该由我负责。首先在我的思想上，对政策没有明确的认识，群众观点不够，无原则的向地主妥协”，结果是“对于佃户的薄收未照顾，几年来不法地主任意给农民加上的租子，也未退出”。鲍侃（儿童歌曲《丢手绢》词作者）从女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保育院工作，她曾认为这是大材小用，便对工作产生了马虎和应付的态度。参加党章学习后，她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思想上的转变使她进一步坚定了为群众服务、为革命奉献的决心。《解放日报》报道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表明，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当时学习党章的普遍做法。自我反省讲求深刻彻底，接受批评讲求诚心诚意，对不正确的批评“先倾听，再分析，不采取‘堵口’的办法”，“不搞‘摊派式’的反省，使反省真正基于个人认识的转变，因而就成为转变工作的起点。”这些都是延安时期学习党章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型写照。

二、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现实意义

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地学好党章，同样需要从延安时期党章学习的生动实践中总结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有效运用。

一是要与学习系列讲话融为一体，筑牢“学”的基础。延安时期学党章，不是就党章学党章，而是与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七大精神紧密结合，与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回顾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章学习计划，《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都是党章学习的必读材料。刘云山同志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开展学习教育，要把党章党规与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通起来学习、统一起来领会，注意区分层次、区分对象，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我们深入学习党章，要准确把握党章党规与系列讲话紧密联系的基本逻辑，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从理论、实践、制度层面深入学习，深刻理解唤醒党章意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学党章党规中深刻领悟系列讲话的基本精神，在学系列讲话中加深对党章党规的理解。

二是要把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做”的关键。延安时期学党章，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工作实际，以党章为镜子，严肃认真地开展对照检查，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同样要以问题为中心，以实效为标准。总书记在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关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央印发的学习教育方案用“五个着力”作了归纳，刘云山、赵乐际同志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习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如果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只会背诵党章条文，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学习党章，要坚持边学边改、即知即改，以问题为牵引，同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整改落实相结合，同推进工作相结合，把学习融入党员工作的方方面面，贯穿到每一阶段的任务中去，正确引导党员把学与用结合起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把学党章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实际问题中增强党员意识。

三是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找准“改”的重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历次学习教育实践证明，凡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的，学习效果就明显；凡是开展得不好的，学习效果就差。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章的明确要求，也是学好党章的重要方法。2024年，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要解决好改什么的问题。合格党员的标准是原则的，也是具体的。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曾提出“良好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新形势下，中央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中，提出了“四讲四有”的衡量标准，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这“四讲四有”，与好干部、“三严三实”、“四个铁一般”、忠诚干净担当内在一致，为党员干部衡量思想、修正行为提供了根本标尺。在学习教育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紧紧围绕这些标准，“对表”纠偏、相互提点，把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找准、看透。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好怎么改的问题。深入学习党章，要以支部为基本单位、以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贯彻“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利器”贯穿党的组织生活始终，不搞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的“花活”，使每次支部活动都成为在红脸出汗中向党章看齐的“思想透视”，在喊号叫齐中修身正己的“精确诊疗”。

四是要坚持以上率下、向下延伸，强化“行”的自觉。延安时期，我们党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这种作风的形成，离不开延安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每位普通党员遵守党章的自觉自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党章学习中，也体现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之中。这启示我们，深入学习党章，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好模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党章的学习者，又是党章学习的组织者和示范者，要在学习教育中作出表率，紧密联系领导工作实际，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要求更严一些、更高一些，坚决不搞“灯下黑”、“手电筒照人不照己”，用实际行动以身作则，推动形成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总体效应。深入学习党章，要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发挥好广大党员的主体作用。深入学习党章是推动管党治党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好每个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每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实践。我们党有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只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起来、每一个组织都坚强起来，才能真正具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党章，就是要通过常态化、严肃化的组织生活，让每一位党员通读熟读党章，搞清楚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怎样做，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强化宗旨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建功立业。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央关于发表七大文件的通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3.《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学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指示》，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4.《西北党校党章学习计划》，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责任编辑：张纪）

第三篇：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期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24年04月07日 第A15版：理论科研

作者：薛琳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024

对于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遵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总要求，以“延安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么，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广大党员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呢？在整风运动发动的1942年，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地拿起这一锐利武器，《解放日报》刊载了几十篇文章，专门阐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检查工作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略谈批评》等等。本文综合上述“原始文献”并结合领袖人物的经典论述，归纳几条实用经验。

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严肃的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毛泽东带头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进行的实际看，批评别人往往容易，真正难的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就曾坦言：“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严人先严己，律人先律己”，批评他人，自己先要做到位。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给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他道歉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进行自我批评与批评首先需要党员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准备，必须反复阅读整风文件、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既有矢、也有的，自己解剖才能深刻，也才能准确发现别人错误。因此，开展批评首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的文件更多读几遍，更多想几遍吧！只有能虚心学习的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只有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敢于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坚强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绝不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思想，而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理不睬，他应该把别人的错误看作自己的错误，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因为一个党员，是整个党的一个份子，他们缺点和错误，多少总会影响到党的工作的。因此对于每个同志的批评，都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以此为出发点，关心他，帮助他。”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巩固党的团结，“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把事情弄好，而是“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个人攻击，闹意见，泄私愤，图报复。”这种批评是“小人行径”，这样的批评者反而应该被批评。

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批评同志，应该尽量全面的了解这个同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开展批评，“批评者应注意调查被批评者的历史和出身，好处和坏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使不能全知，也要知道个大概。”“批评不能乱造名词，乱扣帽子，对一个人的错误断语，是要有证据的。”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批评就没有针对性，被批评者也不会真心信服，更遑论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我们批评同志，是批评他们那些“对于党的路线，政策有违背，对于群众有坏影响”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个人生活中一些无关原则的“小节”，则不要“吹毛求疵”，“否则就有把批评降到庸俗化非政治化的危险。”

批评同志的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在批评同志时，批评者不应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教训人的口吻，而应该有诚恳坦白的帮助同志的精神，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是为了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针对思想问题，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陈云同志也强调：批评只有采取“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这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要让别人接受批评，自己首先要估计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长处，再说缺点，这样批评就容易接受了。人有千面，面面峥嵘，每个同志的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批评要因人而异，对那些个性强的同志，我们的批评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准备做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急于求成。”（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第四篇：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

延安时期是如何治理疫情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1940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1942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1944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240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1940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1944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1940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200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1944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659件，图画260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1937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1944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1948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6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

第五篇：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二三事

朱建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党走向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群众工作的成功开展，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由弱变强，扭转乾坤，从延安局部执政走向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就在于形成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到了最广泛的群众拥护。

以“一切为了群众”为工作理念，充分反映民意。延安时期，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真心为民的理念，融入到上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自觉行动。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却是在人民群众和机关人员都已安全撤离后，才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真心为民、一切为了群众的理念，使党拥有了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使党牢牢掌握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胡厥文先生“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其起点就是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如果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怎么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呢？胡厥文心想，这里面一定有缘由。此后，胡厥文暗地里留心观察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已经步入老年的胡厥文在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感慨地说：“陕北老汉的话语，应该是我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以此为起点，自称“秉性很倔，谁都别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的胡厥文先生开始了解共产党，最终完成了由从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关心政治到能够参加组建民主建国会并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

以“倾听群众呼声”为工作方式，深入了解民情。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此期间，我们党积极倾听人民呼声，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派干部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之事，发泄不满。毛泽东调查清楚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至16万担。紧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亲近，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

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表面看来是一句 “闲话”,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一种群众的呼声,是一种不满心理的情绪表达。当时的毛泽东如果像保卫部门的同志一样,不问青红皂白,把农民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事,就不会及时发现那个农民诅咒背后的问题,更不会及时开展大生产运动。没有大生产运动,关系党能否前进的两个轮子,就少了一个,党又如何获得后来的胜利和执政地位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呼声应重视”。这是实实在在具有历史内容的实话,是毛泽东等一直奉行和坚持的原则,我们应该常常温习和牢记。

以“与群众同甘共苦”为工作境界，切实凝聚民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延安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党之所以能够凝聚民心、汇集民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处带头、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粪筐积肥。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也都能模范地遵守财经制度，不搞特殊化。

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延安之行后，经过思想转变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颇具影响。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亲自组织并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通过对战时国共两党的近距离观察，在重庆他看到的到处都是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看到的是国民党等级森严，“蒋像个皇帝”。陈嘉庚对重庆的耳闻目睹“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到延安后，毛泽东在窑洞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饭菜是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洋芋、豆腐和邻居老大娘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地送来的一只鸡。陈嘉庚看到参加座谈的勤务兵可以和毛泽东挤座位，而毛泽东“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看到的是延安民主、自由、平等和欣欣向荣、共产党和老百姓心连心的景象。这一切让陈嘉庚“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不出陈嘉庚所料，9年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我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并长期执政，靠的就是拥有独特的优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借鉴和传承延安时期群众工作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惟有始终如一并言行一致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继续保持群众拥护的优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