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第一篇：人性)

一、人性问题概要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

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

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发情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

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

“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性爱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

三、人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这时,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的束缚后,又一次受到物质利益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逐成为人生之第一要义,人们生理官能上的满足成为人们生存的动力。这时期的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人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问题,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种对现实经验的关注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对生理体验的关注限制了对想象力的塑造;对生理官能的满足阻止了内在生命的激情;对个人、集团利益的关注阻碍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更多地贴近现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柴米油盐等生活的细节,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一时间,经济的繁荣淹盖了社会悖论的客观存在,时代的尴尬充斥于社会之中,人们在无奈之中麻木了灵魂。正如希尔所说:“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在失去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人们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一直困惑着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复理想的和谐,这一责任又一次交给了理论界与文学界,我国理论界又一次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声。然而,这一呼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高声叫卖中,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听到了这一声音。文学作品大多流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描写,只有张承志、张炜等少数人,以他们的《心灵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扬传统精神与理想主义,要求人们抵御着世俗的一切,追求心灵征服的巨大冲动,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护着心灵的堤坝。人性的张扬在当代文学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状态,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又一次分裂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同,这次的分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们把感官上的快适,作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应该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质,也影响到文学对历史的宏大叙述。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歌颂,应永远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文学的振兴、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9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8.[3]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54.[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论文资料网

第二篇：人性

人性

远走他乡的游子，在夕阳中与母亲作别，那是一种留恋，是一种人性的温暖。

赛场上不顾一切，挥汗如雨的运动员，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拼搏，是一种人性的激情。

爱斯基摩人在白茫茫的极地行走，捕食，生存，那是一种人性的纯洁。

人性，很美！

人性之美，是涤荡世俗尘嚣后的透明、纯真。

记得曾经看《安徒生童话》，那是一部阐述人性的巨着，于是，我懂了，原来连街头的妓女曾经也是渴望抱着可爱的布娃娃；那个半夜被父亲从鸟笼里揪出来泣不成声的孩子，其目的只是想亲亲鸡妈妈；还有那个小姑娘，在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新衣服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要是邻居家的小狗狗能看到我穿得这么漂亮就好了！一切，无不在体现着纯真的人性。

人性之美，是与自然的和谐，对生命的热爱。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种豁达，顿时穿越了时空；而李白则多了一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忧伤；苏轼在高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渴望报国但壮志难筹；而毛泽东更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人性之美，是对生命的本质理解与自如进退。

每次回家，小区的管理员都会对我微笑，我感觉很温暖；公交车上，和孤独的老人随便寒暄几句，他会感到快乐；朋友的孩子穿了新衣服，就别吝啬你的几句夸赞；火车站里，看到别人大包小包，就别让人先过；中午排队买菜，学会静静地等待，给别人留一份安静；下雨了，即使和陌生人同撑一把伞，有何妨？

人性的美，是能处处为别人着想，带给旁人快乐，让人舒服，就让人性的光辉在我们身边闪耀，让我们将自己的心放开，勇敢地去接受别人，也勇敢地接受别人的爱。

用心地去生活，用心一点，再用心一点

点评：

作者的开篇很有表现力，发散很开，但又紧扣话题，造成先声夺人的效果。这是本文获取高分的重要因素。同时，三个分论点的设置也见匠心，还有关于阅读《安徒生童话》的一段心得体会也写得很真切，很细腻，极易获取评卷老师的好感。

第三篇：人性

人性，从来都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也是一个复杂的嬗变。为了诠释它，有的人用手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有的人以卖羊肉串捐赠的方式激荡起向善的涟漪；也有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踩下刹车，以一人的牺牲换来了二十六人的存活。

六月初的杭州，西湖的荷花含苞待放；但今天，比荷花更让整座城市动容的，无疑是“吴斌”这个名字。这位杭州客运司机，在满载乘客驶入无锡到杭州的高速不久后，被突然飞来的物体砸伤肝脏，就在垂危之际，他强忍剧痛，用40秒钟完成了一系列安全停车动作。挽救了全车人员生命后，自己却离开了我们。

40秒，这是一个短暂而漫长的时间。短暂，因为匆忙得甚至来不及思考，相对于26个人之前的生命总和，这个时间的确太过单薄。漫长，因为这个足以做出本能反应的时间，倾注了吴斌司机一生的人性修养，更是26个人生命的叠加组合。在最后这40秒，一个司机恸然牺牲，一座丰碑巍然屹立。

这座丰碑，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奉献、敬业、博爱、责任，这些词汇镌刻其上。当他英勇献出生命，积极保全别人的时候；当他勤于本职，从未接到顾客投诉的时候；当他没有做出关于自己的选择而顾及乘客的时候；当他弥留之际，心头放着“司机”二字的时候••••••我们很难界定当时的情形，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吴斌司机真的这么做了，然后这些可贵的精神在他身上闪烁，而这些闪烁汇聚，汩汩流出，就是一条浩荡前行的精神长河。

这座丰碑，是一座人性的丰碑。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它让我们追求着真善美。“最美司机”那一系列安全停车的动作，那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怀，那凭着强大的意志力忍痛支撑起的举动，和那来自心灵深处对生命的敬畏，无不充满着人性的光芒。这光芒不强烈刺眼，却足以温暖整个世界。他用这座丰碑告诉我们，人性从来没有缺失，即使在道德淡漠的今天。

这座丰碑，是人民给予英雄的口碑。如果说精神和人性能影响社会发展，那一定是它们转化成老百姓的赞誉。“五一劳动奖章”、“爱岗敬业驾驶员楷模”、“革命烈士”，这些荣誉是国家对吴斌司机工作和生命的高度肯定。更重要的是，群众对英雄逝去痛惜不已。杭州市民自发前去送别吴斌司机，情满西湖，泪洒钱江。这是来自老百姓的悼念与呼唤，悼念生命逝去的同时，呼唤社会的至善至美。

是啊，真善美的实现需要吴斌司机身后的每一个我们。这是丰碑存在的最大意义。树立“最美司机”的精神与人性丰碑，就是要让这样的品质内化成切实的行动，就是要让社会因此而更加温暖。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更要有感于吴斌司机的事迹，更要见之于平凡生活的行为。在纪念建团9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希望广大青年“坚持高尚品行。把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品德修养，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新风正气，用高尚的道德行为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我们更要多做实事好事，用行动传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公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

对于我们青年而言，精神与人性都关乎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我们对价值观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当全省“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正如火如荼开展时，吴斌司机的先进事迹，作为价值观的丰碑，给了这个命题具有时代气息的最佳注脚。

讨论之后，富有意义的是实践。在感慨于“最美司机”的事迹后，我会更加敬畏生命，更加奉献社会，更加不怕牺牲，践行正确的价值观，让这座丰碑走进自己的内心，并在心灵的枝头灼灼其华。

最美丽的司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称呼，杭州客车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突遇车前飞来的不明物体砸向了挡风玻璃，穿透砸在了自己的胸脯，剧烈的痛通好不畏惧，正定自若，完成了停车的准备。二十多条生命没有受到一点惊吓和威胁，受到了国人和遇难不见难人民的敬佩。

这是一种是么精神在鼓舞着吴斌，这是一种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一种一个客车驾驶员职业道德的反映，这是一种职业责任的呼唤，这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实现了人生价值理论。

比金子还要贵重，用金子是买不到的人心；

拿着我们平凡人吴斌的人心，和他的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看看我们目前一部分贪官的灭绝人性的苟且偷生，每天站在台上，冠冕堂皇，好话说绝坏事干尽，强奸幼女，霸占学生，贪图安逸，口里喊着人民，切内心 想的花天酒地紫醉金迷的堕落生活方式。他们的恶赖行经和最美的司机吴斌相比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可怜，所以我们的国人在大力弘扬英雄的时候，要坚决拿起反腐败的工具，来檫饰健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肌体，让国旗在中国大地上飘得更高。

2024年5月8日，有一名普通的女教师，她面对失控冲向学生的大客车，奋力推开身边的学生，自己却被卷入车轮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她叫张丽莉，28岁，不是党员。

2024年5月18日，有一名普通的战士，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突发燃气泄漏爆炸时，忍着被烧伤的剧痛，三闯火场排险救人，消除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自己却被严重烧伤。他叫高铁成，24岁，是个党龄不长的新党员。

2024年5月29日，有一名普通的司机，他在被从车外飞进的铁块砸伤后，忍受着剧痛，用76秒的时间，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等一整套保障安全动作，及时疏散车上24名乘客，自己却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他叫吴斌，48岁，不是党员。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涌现出了中国最美女教师、最美战士、最美司机三位平民英雄，他们不是党员或只是党队伍中的新成员，他们与众多老百姓一样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可他们却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取了他人的平安，用鲜血书写了最美中国。

对于他们的事迹，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我不想重述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也不想探讨他们面对危险时的真实想法，更不想提及事发过后的惨痛结局，因为我相信，他们当时的行动完完全全源于心中的那份爱，完完全全出自人性的本能，我想，他们不会为自己救人的行为而后悔，如果再有一次，他们依然会如此。

舍己救人、无私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被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歌颂了几千年，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点，即使是在经济利益占据高位传统观念摇摇欲坠的今天，依然有无数的人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华夏民族精神。当今，我们学习雷锋、学习郭明义、学习杨善洲、学习这许许多多的“最美”，殊不知，善举和道德不是学习来的，它本该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性，对于共产党员来讲，应该用更为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身先士卒，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

也许我们一生都不会遇到汽车失控、燃气爆炸、交通意外这样的危难，可我们一定会经常遇到孕妇车上无座、老人发病、儿童失学、病人急需输血、贫民无钱医治等等这些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事情；也许我们一生都没有机会冲进熊熊燃烧的火场、即将倒塌的房屋、失控的车辆抢救人命，可我们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去扶起摔倒的老人、为老弱病残孕让个座、支援失学的儿童、无偿献血、为贫困者捐款捐物。所以，最美未必非要用鲜血和生命书写，我们的每一个小小善举，每一次向他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每一句抚慰和关怀的话语，都是在书写人性最美的一面。

读到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会潸然泪下；看到他们被摧残的身躯，我们会感同身受；想到他们花一样的年纪和美丽的容颜，我们会心痛会挽惜。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究竟要如何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去学习他们？

答案只有一个，去行动！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平凡的坚守往往给人最多感动，无言的善举可以照亮整个夜空。”共产党员不仅要被感动，更要去感动人；不仅要学习人，更要被学习。一颗星会被黑夜淹没，而无数颗星会照亮整个天空。身为共产党员的我，要做群星中那亮亮的一颗，与周围那许多散发着最美光芒的星星作伴。

第四篇：人性优点

《人性优点》读后感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戴尔卡耐基，可能都会知道他的人性的弱点，但可能很少知道他的《人性的优点》，可以说这本书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给了我帮助。

一、不要瞻前顾后，我们必须做好现在，过去已经过去，未来仍在前方，我们根本不能去改变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做好现在。而且做好现在就是给未来最好的铺垫。我也记得有一个哲人曾讲过：“过去的时间是一张已经注销的支票，未来的时间是一张还未到账的本票，只有现在是已经在手的现金。”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我们要把握现在。

二、平时生活我们就必须有目标，因为“没有目标，这些日子就会像平常一样，最后崩溃。”所以处于焦虑中的人一定要让自己忙碌起来。如果一个人在焦虑中，有无数事事，整天胡思乱想，最后只能被自己弄崩溃。素以一定要忙碌起来。

三、我们认为自己办不到，但我们有令人惊讶的潜能，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好好利用，他就能帮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那又何来胜利呢？如果一个人都不帮助自己谁又帮你呢？记得一句话：“天助自助者。”

四、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因为无论如何都回受到批评。其实还有很多有用的结论和语句，但我运用的最多的便是这几条结论了。

就像书能给我带来力量一样，书一定能给你想要的东西。。。。。。我随便翻了一下，却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卡耐基

例举了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故事，短小却意味深长。在读过之后，我便感受到什么叫做“成长”及心志的成长。之后，我又读了好几本有关此类的书。但我总觉得看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 人性的弱点》。耐基并没有解决宇宙中深奧的秘密，但他从生活常理中提炼出来的哲理，却使千百万人深受启发。这些哲理在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李晓亮）

第五篇：党性和人性

党性和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员在践行党的宗旨、参与党的事业的过程中，讲的是党性；在参与社会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重的是品行；在与人相处、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作的是表率。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学习教育活动，就是要把作为党员的党性与其作为公民的人性有机结合，将公民的道德标准与党员的党性修养有效统一，以发扬人性的优点、保持坚定的党性体现党的先进性。

关于党性与人性的错位表现

人性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要求，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属性，有善良、高尚、无私、勇敢等积极的一面，也有凶狠、低俗、自私、狭隘等消极的一面；党性是人性政治化的升华、原则性的规范，是对人性积极因素的张扬和对人性消极因素的摒弃。

曾几何时，一些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间隔开来，并由此导致一种错觉：似乎一讲党性，就是只讲政治、讲原则、没有人情、人性可言，使党性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名词。而一讲人性，就是只讲人情，片面强调人的本性、本能，把人性贬为低俗化的东西。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对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导致在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上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有的党员干部嘴边常挂“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是公仆，实际上是以主人身份居高临下，变成了人民为他服务；有的干部口口声声说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实际上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有的干部在大会上大谈廉政建设、艰苦奋斗，背后则花天酒地，铺张浪费，甚至中饱私囊；有的干部遍地搞工程，美其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际上是为自己树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干部彰显自己爱民为民，实际上是一遇老百姓找他办事，不是躲着不见，就是动辄呵斥，扫地出门；还有的干部整天吹嘘改进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实际上遇事拖拖拉拉，或推推挡挡，不给钱不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更有甚者，依仗权势，欺压百姓，形同恶霸……凡此种种，不但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些事情虽小，但拖着不办，或不能办好，就可能变成大事。而一些党员干部往往不把它当一回事，没有半点同情心，不想方设法去解决。群众要求并不很高、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满足他们人性中最基本的权利要求。产生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原因就在于有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说重一点，就是丧失党性，践踏人性。关于党性与人性的正确认识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性的更高层次；人性蕴含有党性的内容，党性提取了人性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人性中的最亮点。因此，党性与人性并不排斥，而是互相交融、共通的，党性中所蕴含的人性更真实、更纯朴、更动人、更高尚。

要坚持基本的人性标准，突出人性优点。在共产党员的身上，人性先于党性，党性高于人性。一个优秀党员，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公民而又不仅止于一个优秀公民。古人认为，君子要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要有“温、良、恭、俭、让”五品等等，而且不同的阶级与时代，不同的国度与民族，对人性的要求都有所不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性标准，就是向善向上，诚实谦逊，心系百姓。向上，就是有一颗进取之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好学上进，自强不息。诚信，就是有一颗坦诚之心，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老老实实做事，诚心诚意待人。谦

逊，就是有一颗谦虚之心，自尊尊人，宽厚待人，谦虚谨慎，常思己过，见贤思齐。心系百姓，就是有一颗爱民之心，把人民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把百姓当作自己的“顶头上司”，以民为天，为民请命，体察民意，顺应民心，维护民利。

要以尊重人性为基础，强化党性修养。党员的党性是以人性为基础。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谁说英雄的身上没有人性的温柔？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连“吾老”不老，“吾幼”不幼的人，又怎么相信他会是一个优秀党员？每一个党员，基于人性共同特征的正当利益诉求，应该得到尊重与承认。因此，修订后的党章突出了党员权利的保障，重视党员合法合理的利益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 的确立，理性精神全面回归，“以人为本”成为共识，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得到尊重与张扬。与之相伴，党员的个体利益也同样得到了认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 提出，要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维护党员的根本利益。这些要求，是我们党从人性化的角度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把人性升华为党性的具体 体现。

要从修炼人品起步，强化党性修养。共产党员讲党性，首先要具备优秀的人品和积极健康的人性。不打好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再谈什么党性修养，说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稽之谈。只有奠定了优良人性人品的基础，党性才能更坚强，先进性才能更扎实有效、更长久地保持下 去。讲党性，应从修炼人性起步。缺乏起码的人性，根本谈不上具备什么鲜明的党性。当前党群、干群关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在构建和谐社 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怎样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更广泛的党性原则，应该体现在服务群众的日常事务之中。当我们把党性作为最真实的人性去对待、去坚持的时候，党性原则就会被赋予更真实、广泛的内容，更贴近群众、富于人情、体现人性，广大群众就更容易看得见、摸得着。

要坚持党性与人性的有机结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共产党员要善于把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从帮助群众解决久拖不办的问题和困难入手，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的党性原则是那样充分而 又富于人性、人情，在他们眼中展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而鲜活的共产党员形象。共产党员讲党性不是一句空话，要善于把党性原则融入无尽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让党性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关于人性向党性的升华渠道

坚持道德为先，宏扬“真善美”相结合的人性。修练人性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人性的优点--如正义、善良、责任等等，抑制人性的弱点--如虚伪、贪婪、残暴等等。而这依赖的是道德的教育和约束，譬如我们从小接受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实都是道德层面的要求。道德的要求是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它是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是对人的思想起约束作用。而要让道德的约束起作用，则依赖于宣传、教育和示范。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征就是重视道德教育，传承文明风尚。胡锦涛总书记以“作荣作耻”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开展道德教育的主题内容。其次要加强制度约束。要通过从技术层面上制定、规范和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则，规范行为，维护秩序。

坚持宗旨为本，强化“责权利”相结合的党性。锺炼党性的目的，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将共产主义信仰植根 于共产党员的灵魂，使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事业。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诱惑和屠刀视死如归的烈士，支撑他们大义凛然 行为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而要让一种“认识”上升为“信仰”，靠的是学习、修炼和引导，靠的是广大共产党员对实现阶段性目标的可见 性。党的组织对党员的要求，是使之成为一个发扬“人性优点”的高尚的人，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可靠的人，一个对党的宗旨践行始终、对党员的责任承载始终、对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慎用始终的人。

坚持务实为要，突出“想说做”相结合的实效。要坚持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身的主观要求，内化为自已的日常行为准则。唯有如此，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在人性的优点与弱点的较量之时有足够的定力和惯性，作出符合人性优点，也就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选择。要加强党性锤炼，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唯有如此，共产党员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可靠的人。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具体的，是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共产党员讲党性，要求每一个党员在工作、生活中时时刻刻体现出先进性，通过发挥出与众 不同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先进性从理论上落实到个体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从而实现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在为人民服务实践中的有效结合，体现人性与党性在共产党员身上的完美结合。

人事讲党性、讲人性

人事干部是做人的工作的。在工作中围绕“人”字做文章，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保持高尚的人格、坚守清正的人品、维护良好的人缘，对人事干部来说格外重要。因此，在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人事干部在做到带头讲党性的同时，也要讲人性。人事干部只有在人性的基础上讲党性，在党性的原则下讲人性，使二者相得益彰，才能真正做好工作，让组织满意，让干部职工满意。

人事干部要在工作中把握、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党性与人性的本质内涵和辩证关系。

所谓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阶级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所要讲的“党性”，是我们党固有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先进性，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高低和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共产党员讲党性，就是通过学习实践，把无产阶级固有的远见性、无私性、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和先进性等一般特性，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思想和行为。

所谓人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特指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所谓讲人性，是一种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意味着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劳动权、自由权、发展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讲人性，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性、权利性和能动性，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持续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对共产党员来说，党性与人性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统一，讲党性就是讲人性。讲党性是讲人性的根本保证和最高境界，离开党性的原则、规定和要求讲人性，就会使人性变得庸俗，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忌讳的讲人情。讲人性是讲党性的前提基础和集中体现，离开人性的前提讲党性，只能使党性变成冷冰冰、硬梆梆的条条框框，令人敬而远之。因此，讲党性必须以讲人性为基础，讲人性必须以讲党性为原则，二者相互融合，不可偏废。

人事部门的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强，同时又关系到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正确处理好讲党性与讲人性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讲党性是对人事干部的职业要求，讲人性则是对人事干部的素质要求。人事干部在工作中要切实把讲党性与讲人性统一起来，既要把讲党性放在第一位，也要把讲人性贯穿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选人用人的方方面面，全面树立起人事干部可亲、可敬、可信、可靠的新形象。

人事干部讲人性，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做人方面。优秀的人事干部首先必须是一个好人，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人。人事干部有善心、爱心、同情心，乐于助人，才能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才能升华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进性。

其次，体现在待人方面。合格的人事干部必须对己清正，对人公正，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为人处事从公利出发，不为一己私利而偏移良心；待人接物从公正出发，不因个人好恶而失去公允。同时，由于人事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各方面往往对人事干部比较尊重，“高看一眼”。但越是这样，人事干部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谦虚谨慎，不断增强人事部门作为“干部之家”“职工之家”“人才之家”的亲和力。

最根本的是，体现在选人用人方面。尊重每个人自由竞争、平等发展的权利，是人事干部在工作中讲人性的最根本的体现。选人、用人要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主持正义。要全面地了解干部，公正地评价干部，准确地推荐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拘一格把那些有开拓精神、肯干事、能干成事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要合理使用那些长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的干部，不让老实人吃亏。

总之，人性包含在党性之中，党性体现在人性之上。人事干部只有以党性的力量感召人，以人性的光辉感染人，以党性的原则开展工作，以人性的温暖凝聚人心，才能把工作做实、做好，赢得干部职工的信赖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