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能过剩系列研究之三：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

第一篇：制造业产能过剩系列研究之三：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

制造业产能过剩系列研究之三：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

时间：2024-12-29作者：卓代高级咨询顾问曲雪生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制造业产品供应大国在当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动荡、产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变等情况下，往往都会出现行业供给大于需求的相对过剩现象。只有产能严重过剩才会造成危机，才需要尽快化解的。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历史中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时期，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都经历过多次产能过剩的危机。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历史机遇，英国利用工业化先发优势，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当遭遇国内市场狭小、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生产能力需求时，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的手段解决了产品销售市场问题。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把纺织品行业等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投资建厂，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将附加值低的过剩产能转移到海外。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于1894年实现了工业生产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但与英国相似，美国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市场不足与产能过剩危机。一战中，美国通过对参战国提供军火，化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二战后，美国承担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为国内企业和产品提供市场，解决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前两次产能过剩中，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美国采取了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方式，使经济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工业经济也开始向信息经济转型，成功解决了产能过剩危机。在21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主要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最终通过相关企业破产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二战后的日本也经历过多次周期性“产能过剩”，主要是通过外拓内扩方式进行治理的。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开始以出口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60-70年代，通过引发一场国内消费革命，启动了内需来消化产能。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90年代，继续选择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产能，但由于日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国际竞争力衰减，其结果是产能过剩压力长期难以消化，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日本陷入长期通货紧缩。

20世纪60-70年代，德国传统重工业先后遭遇“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煤炭产业和钢铁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德国通过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和企业并购等方式，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工业进行改造提升，最终消除了低端过剩产能。

从世界各国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扩张、资本输出、拉动内需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方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的各国市场保护策略升级，单一的扩大出口、市场扩张方式已经无法全面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才是消除低端产能过剩的根本解决途径。

造成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无序扩张等产业发展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性问题，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4万亿投资的副作用影响，还有体制改革不到位引发的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等等。因此，如何化解此轮产能过剩危机，既要借鉴其他国家产能过剩的治理经验，又要落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既要从政府层面的经济增长导向改变入手，又要考虑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规律。

营造健康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

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包括政策法规、生产要素、融资成本、投资渠道等各种因素在内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中国政府只有改变高速增长的经济导向，解除掉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的路径依赖，继续深化体

制改革，坚决淘汰限制落后产能，鼓励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创新升级，进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最终保证制造业健康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首先，改变高速经济增长的导向，调整经济发展速度，解除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的路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明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6%，略快于今年的2.9%，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全球贸易总体将处于低迷状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大，国际市场的争夺将更趋激烈，已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必须用战略眼光谋划长远。经过多年高速增长，由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因素，中国经济事实上已进入“换挡期”，需要重新调整经济发展速度，以保持在既能保证经济发展质量，又不带来“后遗症”的适中的经济增速。今年入冬以来波及25个省份10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雾霾就是经济增长过快的“后遗症”之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我国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超出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改变经济增长导向，调整经济发展速度，摆脱以往路径依赖，实在是刻不容缓。

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例如，任用选拔机制方面，通过改变以往以GDP单一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方式方法，逐步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将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效果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财税机制方面，对新兴环保行业减免税，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税收制度；投资管理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规范投资行为，严格遵循“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方面，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将属于市场的回归于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不合理的现象要得到根本解决，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使土地、环保以及相关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中，发挥价格引导经济行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只有从制度上根本抑制地方出于GDP政绩考核和税收贡献上的投资冲动，最大程度地减轻产能过剩压力。

第三，通过淘汰限制落后产能，鼓励支持创新优化，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于目前现有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地进行淘汰和限制。例如，实行差别电价等政策，提高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生产成本；加快完善节能环保标准，重点强化“两高一资”行业能耗、水耗、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土地、安全等硬性约束指标；加快完善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对工业企业执行环保、安全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专项监督检查，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通过这些措施，倒逼企业退出过剩产业，倒逼落后产能退出。另外，可以积极推动企业间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兼并或重组布局合理、技术装备先进、节能环保达标、土地利用合法但项目未经规范审批的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也可以通过创造减少出口成本等条件鼓励海外投资，通过资本输出带动过剩产能输出；对于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成熟阶段、存在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传统制造领域或产品，从经济政策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通过联合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共同开发，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的原产地多元化方略。十八大已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二O二O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应该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长期发展战略。对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节能和环保改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应该继续给予支持，以往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大规模银行廉价放贷替代为加大信息技术、电信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

最后，就是地方政府在抑制产能过剩问题上不要过于“一刀切”，从政策措施上要疏堵结合，既要考虑产能过剩危机的化解，又要顾及地方政府在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上的合理诉求，可以通过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等方式逐步推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主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花钱买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中国制造业必须下大力气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转变。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产能过剩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决策，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制造业服务化是转型升级中价值的重新定位，产业集聚是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商业模式创新是转型升级的制胜法宝。

产业融合另辟发展之路。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英国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称霸世界，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登上世界强国舞台，种种现实表明，由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相结合的智能制造业技术，正引领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的重要变革，智能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目前，美国已经全面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积极在信息网络、云计算、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的发展，并保持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中国已经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先机，且目前仍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新一轮产业革命时不我待，中国实在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再走类似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中国制造业唯有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等产业融合，才能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与新能源技术深度融合，可以促进中国的智能电网、太阳能发电、分散式离网发电技术实现突破，与材料技术交叉融合，可以促使中国在纳米复合材料等领域获得进展；与制造技术的充分交互，可以促使中国的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高，加速构建新型工业生产体系。

服务化重新定位价值。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国家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劳斯莱斯不再以飞机发动机为产品，取而代之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这就是制造业服务化的成功例子。目前，中国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提供集成化系统解决方案的还在少数，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产业集聚加速创新。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促进工业园区的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

商业模式创新制胜。全球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美国的苹果公司通过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取得了产业链方面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例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第二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把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施品牌大省和质量强省战略，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深入实施500万亩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改善耕地质量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力争建成5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强粮食流通能力建设，充实粮食储备，扩大粮食产销合作，确保粮食安全。积极开展100个现代农业综合区、200个主导产业示范区、500个特色农业精品园创建，力争建成400万亩现代农业园区，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做强做优特色精品农业。加快农业科技和农作制度创新，积极发展现代种业，大力推广粮经复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等先进适用技术和模式。加快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减少和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壮大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中药材、食用菌、花卉苗木、蚕桑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力争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0%以上，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以上，加快构建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形成以家庭承包农户为基础，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骨干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培育形成500家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规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形成1000家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加强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培养，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培育20万名以上拥有绿色证书的新型农民。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县乡两级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开展各类专业化服务，积极推进农业服务外包。大力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和鲜活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发展农产品直销、连锁配送等现代流通业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深入实施百万农民信箱工程，组建现代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汽车、装备、医药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择优发展石化、船舶、钢铁等现代临港工业，着力引进和组织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有选择地改造提升纺织、轻工、建材、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移过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加工制造环节。推广应用集成制造、柔性制造、精密制造、清洁生产、虚拟制造等先进制造模式，不断提升我省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运用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新设备，提升建筑企业技术水平，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我省由建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跨越。

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集群。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六六工程”，促进块状经济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以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园区)和乡镇功能区为主要依托，加快完善研发、物流、检测、信息、培训等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专业化配套协作，完善创新体系，提升集群品牌，形成若干个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突出重点区域发展。优化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积极引导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中心城市和地级市城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增强服务业集聚和辐射功能，推动特大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鼓励经济强县大力培育发展特色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中心镇在城乡服务业体系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城镇服务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快发展。

突出重点平台建设。科学引导服务业集聚发展，创建发展100个左右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完善管理机制，加大支持力度。构筑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重点建设一批跨区联动、资源共享、层次较高的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积极推进一批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建立和完善动态管理的服务业项目库，加强服务业重大项目的要素保障。

突出重点企业培育。培育100家以上省服务业重点企业，加大并购重组和资源整合力度，加快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用明显的服务业大企业、大集团，促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小型巨人”服务企业。积极推进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坚持分离与外包、分离与整合相结合，壮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积极为中小型服务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鼓励做大做强。推进服务业企业加快“走出去”。

突出体制政策创新。积极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加强行业监管，加快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社会化改革。推进税收、财政、融资、用地、人才等方面政策创新，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进杭州、宁波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深化金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服务业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服务质量，推进品牌化和标准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健全统计和监测分析制度，增强服务业综合管理能力。

(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继续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发展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新兴、新能源汽车和核电关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人才、技术、资金、土地等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集聚，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形成若干个千亿产值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强化政府引导和扶持，组织实施若干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加强重点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省内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对接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建立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合作联盟，设立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构建民营企业公平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环境。

(五)着力建设产业集聚区

合理布局产业集聚区。在提升发展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的基础上，加快建设杭州大江东、杭州城西科创、宁波杭州湾、宁波梅山国际物流、温州瓯江口、湖州南太湖、嘉兴现代服务业、绍兴滨海、金华新兴产业、衢州绿色产业、舟山海洋产业、台州湾循环经济、丽水生态产业、义乌商贸服务业等产业集聚区，加强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使之成为集产业、科技、人才为一体，一、二、三产业相融合，人与自然相协调，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相结合的示范区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先行区。

推进高水平开发建设。按照“优、新、高、特”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先进制造业和高效生态农业，加快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积极探索低碳技术和绿色生产，带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按照建设城市功能区要求，优化中心城市空间和功能，推动都市圈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带动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引智力度，有效集聚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力争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并取得突破，成为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体制创新的重要载体。

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建立完善产业集聚区建设协调机制和管理体制。优化科技要素分配激励机制，鼓励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建成高效、灵活的产业集聚区创新体系。重点保障

产业集聚区建设用地需求，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批后监管工作。加大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合理配置环境容量指标，加强污染物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调整。推进区域交通运输、能源、水利、信息、环境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集聚区发展支撑能力。

第三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站推荐）

产业结构不合理，亟待转型升级

“十一五”期间，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下，本地经济取得了年均12%的增长速度，其中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然而因产业结构僵化，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不合理，主导产业中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居多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在低碳增长方式下，经济缺乏持续增长动力，因此，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

从本地经济结构看，转型升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丰富和完善产业结构，培育本地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积极使用好国家级、省级、市级开发区给予的优惠条件，鼓励配套企业和有关研发企业聚集，拉长产业链条，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培育先进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突出“先进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三大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成功培育，可使本地产业结构趋于更加科学合理，减少传统产业独自承担经济增长的压力。二是当前重要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建材业、金属制造业等，快速增长的潜力逐渐消退。同时，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由于这些产业本身具有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环境污染严重等属性，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升级迫在眉睫。因此，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重视品牌建设等多种手段来做强做大原有产业。

本地经济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崛起于杭宁之间，必须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近年来，我省结合实际，以钢铁、水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为重点，坚持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相结合、存量淘汰和增量限制相结合、兼并重组和主动转型相结合、严肃政策和柔性操作相结合原则，扎实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一、我省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实践及初步成效

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作为调结构、优内涵、腾空间、促后劲的一项重要举措，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主要措施有：

一是产业政策限制促淘汰。在制定“十五”工业发展和“十一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时，都将“淘汰落后促进腾笼换鸟战略行动”作为优化工业结构的重大举措。出台《浙江省限制和淘汰制造业落后生产能力目录》、《浙江省工业污染项目（产品、工艺）禁止和限制发展目录》等，明确淘汰落后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并滚动修订。陆续发布了水泥、纺织、机械、农药、造纸、不锈钢、新墙材、皮革、精细化工等一批产业指导意见，明确产业升级方向和关停淘汰的重点领域。去年制订实施的11个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也对新形势下淘汰落后的重点领域予以明确。

二是经济杠杆控制促淘汰。免税政策优先向采用先进工艺和技术的企业倾斜。如水泥行业逐步收缩机立窑税收优惠政策享受范围，并对环保不达标或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两年内不予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统筹利用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推动淘汰落后产能。近几年省级财政筹措9000万元资金，分别用于淘汰落后水泥、钢铁企业职工安置和转型发展的补助，地方按1:1.3的比例配套。筹措容量费补贴资金1.64亿元，推动关停落后小火电机组。完善水、电、气等资源使用差别化、阶梯式价格调节机制，对钢铁、化工、印染、造纸等落后产能实施惩罚性价格，加大排污费征收标准和力度，提高这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挤压其市场生存空间。

三是法律手段规制促淘汰。依法加强了对水泥、钢铁、有色、化工、印染、造纸、电力等行业落后企业的环保监督性监测、减排检查和执法检查，以及产品质量标准、能耗限额标准和安全生产规定的监督检查，提高落后产能企业使用能源、资源、环境和土地的成本，对不达标、达限、合规的企业实行整顿、改造直至关停。支持地方政府对环境敏感地区的落后产能实施关停。

四是消费市场抑制促淘汰。特别是在水泥结构调整方面，出台政策规定，省内重要建设工程等基础设施必须使用新型干法水泥。发挥政府采购导向作用，对政府投资的工程及采购的办公用品，严禁采购使用列入限制和淘汰目录的产品和装备。

五是行政措施遏制促淘汰。制订实施更加注重节能、环保、质量、安全和职业卫生的地方性产业政策，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执行国家投资项目核准标准，加强项目审核管理，对产能过剩行业坚持新增产能与淘汰落后“等量或减量置换”原则，严格环评、土地和安全生产审批，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推行项目决策咨询制度和新开工项目审批问责制，严格限制和禁止新上“双高”类项目。开展区域性质量整治工作，永康小冶炼、衢州土法造纸及小化工、宁波小不锈钢等产业经过专项治理，或升级改造、或关停淘汰、或转移转产，取得了较好进展。

六是市场倒逼机制促淘汰。“十五”以来，全省冶金行业已关停淘汰小电炉53座、小轧钢27条，小高炉13座，分别销毁钢、材、铁产能230万吨、75万吨和14万吨，关停小铁合金产能80万吨，取缔地条钢生产销售取得较大成果。有色行业关停淘汰了铝行业6万安倍以下自焙槽电解工艺；淘汰环保不达标铜冶炼鼓风炉31台，产能6.2万吨。水泥行业全部淘汰机立窑705台、产能5820万吨，水泥小磨机99台、产能755万吨，成为全国第一个水泥生产完全新型干法化的省份。电力行业 “十一五”前四年关停小火电425万千瓦，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轻纺行业淘汰落后造纸产能50余万吨。

二、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体会及存在问题

一是淘汰落后产能要有“首长工程”的地位。淘汰落后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调整。只有领导提高认识、下定决心，才有

利于统一思想、推动工作。在淘汰小水泥、小钢铁等落后产能时，我省主管副省长亲自抓，各市由市长或分管市长抓，省里和有关市的市长签订责任状，明确各级责任。

二是淘汰落后产能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在一定时期，淘汰落后必将带来利益冲突。一些淘汰落后任务比较集中的地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及社会稳定等带来一定影响。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阻力，克服困难，着力推进，错失机遇今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三是淘汰落后产能要有“科学发展”的眼光。我们正处在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的时代，简单地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就无法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现有的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也难以为继。淘汰落后、优化结构必须要有科学发展的眼光，压小上大，压改结合，退劣进优，腾笼换鸟。

四是淘汰落后产能要有“自我加压”的精神。淘汰落后一直是我省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这几年一些行业摆脱困境，效益好转，与我们主动抓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有直接关系。淘汰落后促进转型升级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自我加压的精神。实践证明，早淘汰早主动，早调整早发展。

当前，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特别是企业对淘汰落后的认识还不到位；淘汰落后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兼并重组、债务处理、就业安置、土地置换、转产发展等涉及退出机制建设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淘汰落后的界定标准亟待细化等。

三、贯彻落实国家工作部署，确保完成今年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一是在组织保障上抓好落实。4月份，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经信委等19个省级部门参加的全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经信委，主要负责落实协调领导小组部署的各类事项。我委还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产业、监察、资源、电力等处室和各行业办按责任分工，合力推进。

二是在细化政策上抓好落实。制定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明确我省近期和中长期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分解落实目标责任、强化淘汰落后的政策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检查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

三是在标准界定上抓好落实。及时修订形成了《浙江省淘汰和禁止发展的落后生产能力目录（2024年本）》，对我省淘汰和禁止发展类产品、装备、工艺技术界定标准作了细化，提高了造纸、印染、制革、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标准。

四是在任务分解上抓好落实。组织开展了对全省有关行业落后产能的再次调研摸底，把制革落后产能标准由年产3万标张提高到20万张，印染落后产能标准量化为年产3000万米以下，除普钢外增加了对不锈钢等特钢落后产能的淘汰，水泥则把3米及以下粉磨机列为主要淘汰对象，自我加压把粘土砖瓦窑列入淘汰范围。制订了今年淘汰落后产能计划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全省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会议上，分管省长与各市分管市长签订了责任状，要求于9月15日前确保完成计划任务。

五是在形成合力上抓好落实。省政府《若干意见》对协调小组各部门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目前各部门正在制订相关贯彻实施意见，按各自职责，加强对投资项目审核管理，严格市场准入。对不按期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或设备，依法采取断电、断水、断气、断贷等强制性措施。同时，工商、质监、安全生产、环保等部门依法吊销或收回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照，税务部门注销税务登记，部门联手推进落后产能加速淘汰。对没有列入今年淘汰计划的高能耗高污染落后产能，采取差别电价、阶梯水价、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等价格措施加速其退出市场。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筹措专项补助资金，补助地方政府，配套用于职工安置、资产损失补偿及企业转型发展等。

六是在检查验收上抓好落实。将淘汰落后产能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提高考核权重。对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地区进行通报，限期整改。对瞒报、谎报或整改不到位的地区，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加强对各地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加强交流，总结宣传，着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第五篇：产能过剩问题严峻 相关企业被逼转型[定稿]

产能过剩问题严峻相关企业被逼转型

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在风电、钢铁等传统行业以及新型产业中，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而这样的环境下，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数量依然不容小觑。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2024年，银行业“两高一剩”（两高指高污染、高能耗，一剩指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为18675.39亿元，占总贷款的比重为2.87%。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坏账率则在部分地区逐渐上升，加强监管力度势在必行。

中国资本网获悉，近期监管机构下发内部通知，严禁向水泥、炼钢、炼铁、化纤、电解铝和煤炭等近十个产能过剩行业发放新增贷款，涉及扩大产能的融资，授信权限应一律上收到总行。同时禁止上述行业以短融券、中期票据、可转债、新发企业债等方式融资。甚至，对愿意自动停产、弃产企业，可减免部分贷款利息或帮助转产。

业内人士表示，信贷收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限制已经存在很多年。2024年，上海的20多家钢材贸易商，因贷款到期无法归还，曾被多家银行集中告上法庭。而现在，像这样的钢材贸易企业想从银行贷到款的可能性更小了，一些流动性资金需求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银行收紧贷款的影响尚不明显。

银行收缩水泥、炼钢等10大行业信贷利大于弊，淘汰落后产能，可以有效防止因盲目投资而加剧产能过剩。而倒逼企业进行产业转型，也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属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