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论文2024字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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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阐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发展富强的目标，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4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们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与探索。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深刻阐明了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凸显了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和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共同富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们党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循序渐进分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共同富裕在时间上不可能同时，在空间上不可能同步，我们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只有一步一步走、一件事一件事办，把短板补齐、把基础打牢，共同富裕的成色才能更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共同富裕要分阶段、分步骤压茬推进。从时间上看，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24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从空间上看，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只有把共同富裕作为久久为功、动态发展的过程来认识，才能不断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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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24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面向这一清晰的美好蓝图，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采取更有力的举措，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在实践中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推动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共享水平显著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意气风发走上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在未来30多年的战略安排中，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分阶段、分步骤进行了谋划和部署。生逢美好时代，我们亲眼见证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兜底保障不断夯实、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历史奇迹。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为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吹响了奋进的号角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就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共同富裕，最终靠的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征途上，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发展，特别是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坚实起来，让我们的”家底'越来越厚实。

　　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分好。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要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让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过好日子的底气更足。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中国即将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小康社会，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顺应亿万民众的期盼，对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作出部署，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我们相信，当历史的指针划向21世纪第35个年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拿出勇气和智慧，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共同富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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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30年，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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