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

第一篇：明清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教育

1、教学时数：5学时

2、教学目的与要求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到顶峰、同时也走向没落的时期。应了解明清学校的发展状况，了解和掌握监生历事制、六等黜陟法、旗学等，了解和掌握王守仁、王夫之、颜元的具有自身学派特点的教育思想。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监生历事制、六等黜陟法、旗学，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王夫之的教学思想、颜元的实学主张。

3、教学重点

本章的重点是明清两代教学制度的特点、王守仁的儿童教育，王夫之、颜元的教育思想。

4、教学难点 难点为心学。

5、教学内容

第一节

明清的教育制度

一、明清文教政策

（一）明代的文教政策

1、大力推崇程朱理学

明太祖虽出身贫寒，文墨不多，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自身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世治宜用文”的道理，因而坚持“文以治天下”的政策，推崇程朱理学则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明统治者竭力推崇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学者讲学“一宗朱子之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同时，还明确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命题，答题代圣人立言，一切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教科书。此外还屡次表彰程朱后人及其门人，以此来提高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

2．文化专制，禁锢思想

明统治者在积极发展文教事业的同时，也采取种种措施，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统治。如明太祖认为《孟子》中有些思想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就下令将孟子撤出孔庙，后来令人将书中的语句85条尽行删除，并规定这些内容不能作为科举命题、取士的内容。除此之外，明政府加强对官学的管理和控制，在国子监设立“绳愆（qian）厅”，对违规师生有执行刑罚的权利。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还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士人。其目的就是大造恐怖气氛，压制士人的思想，使人们俯首贴耳地服从其统治。

（二）清代的文教政策

清统治者入关后，即开始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的文教政策。

1、尊孔崇儒，提倡程朱理学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统治者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清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孔子和儒术，如祭孔，给孔子追加封号，袭封孔子后人，顺治元年（1644年）封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二十二年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全国各地孔庙。并将此作为笼络汉族士人的手段。

在尊孔崇儒的同时，清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通过封袭朱熹后人，将朱熹配享孔庙，并命人编辑《朱子全书》等措施推崇程朱理学。经统治者的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

2、笼络、利用汉族士人

清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控制和利用知识分子。第一，通过开科取士，吸收士人入仕参政。第二，设制科，荐擢人才。第三，组织学者编纂大型书籍，笼络士人，宣传所谓的文治盛世。

3、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

清政府在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的同时，亦采用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主要有：第一，严禁立盟结社。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著严重行禁止。”第二，销毁书籍。对于那些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第三，大兴文字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曾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以此迫使他们埋首故纸堆中，不参与时政的议论和研究。

二、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明统治者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明太祖曾说：“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

（一）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主要设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武学等。

1．国子监

明代的国子监建立于明太祖初定金陵时（1365年）改应天府为国子学，后来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名曰国子监。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又在北京建国子监，从此，国子监有南北之分。以北京的为京师国子监，而以旧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国子监学生称为监生。

明代国子监在教学制度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于洪武五年（1372年）创立监生历事制度。即国子监学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就分拔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第二，实行积分法。明代国子监为六堂三级，监生按其程度入各堂肄业，然后逐级递升，升到最高一级时，实行积分法。

2．宗学

明代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校。招收世子、长子、众子、将军、中尉年未弱冠者入学，称为宗学。

3．武学

明设有中央武学和地方武学。正统六年（1441年）设京卫武学；正统七年设南京武学，招收都司、卫所应袭子弟年10岁者，由提学官选取送于武学读书。学习期间的待遇和考试办法与儒学生员相同。

（二）地方官学

明朝的地方官学，按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儒学、专科学校和社学。

1．儒学

有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有按军队编制设立的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以及在谷物财货集散地设置的都转运司儒学；在土箸民族聚居地区的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等。

府、州、县学设置比较普遍，学生通称为生员，生员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种，廪膳生员在学期间由政府提供伙食。生员实行动态管理，初入学者为附学生员，参加岁、科两试，成绩优异者，可依次递补为增广生、廪膳生，廪膳生员可通过贡监进入国子监肄业。

2．专科学校

此类学校包括武学、医学和阴阳学。

3．社学

明社学是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一种官学。招收8岁以上，15岁以下的民间儿童入学，带有某种强制性。“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主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明社学是对元代社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三、清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清代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

（一）中央官学

1．国子监

国子监也称国学或太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并仿明制分六堂教学，凡国之贵游子弟，皆可考选入监学习，满州功臣子弟有志向学的亦请送监肄业，国子监的生徒分为监生和贡生两类。学习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并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清朝有关的诏、诰、表、策论、判等，乾隆时还学《钦定四书文》，可见清国子监教学已严重受到科举制的影响。

2．宗学、觉罗学

宗学是为清宗室子弟设立的学校。八旗各有宗室，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年满10岁以上者，皆入学学满书，由满州生员充任教师。觉罗学是专为清觉罗氏子弟设立的学校，八旗觉罗氏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

3． 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 这三所学校都是为八旗子弟设立的旗学。4．算学、俄罗斯文馆

算学

初于康熙九年（1670年）在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学习，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才在钦天监附近设立专门的算学馆。

俄罗斯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语人才而设立的一所俄文学校，创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二）地方官学

清代的地方官学，主要有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学以及在乡镇地区设立的社学；为孤寒儿童及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义学；在云南边疆地区设置的井学等。

清代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沿用明代，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重视八旗子弟教育，广泛设置各种名目的旗学。第二，在府、州、县学中创立“六等黜陟法”对生员实行动态管理，使他们的升降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

第二节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阳明（1472-1528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为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出身在官僚家庭，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各种地方官职。在任官期间，多次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的造反起义。同时他又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所到之处，制定规约，开办社学、书院，并亲自讲学。正德三年（1508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在那里开创龙冈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次年，又到贵阳的书院讲学，开始倡导“知行合一”说。正德十三年（1518年）他在江西任官期间，修建濂溪书院并讲学其中，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后又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明中叶后书院兴旺，与王阳明积极倡办书院有直接关系。

王阳明年轻时信奉程朱理学，但在修行中对朱熹的为学之道产生了怀疑。他最终领悟到，“理”就在我心中。于是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转向承袭陆九渊的“心学”，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称陆王心学，成为理学中的重要派别，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后学继续传播和发展阳明学，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取代不了程朱理学，但在思想界的影响巨大，而且远播海外。

王阳明的语录、文录、杂文，由其弟子汇编成《王文成公全书》（也称《阳明全书》）。其中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主要是《传习录》。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这就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以至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心所固有的，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而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及为人的本质所在，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就象明镜常为尘埃蒙蔽而失去明亮一样。除掉物欲、邪念，也就是做为善去恶的工夫，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他指出：“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它的内涵，也 就是理学家共同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说：“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三、论道德教育

（一）致良知的教育目的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按照“心即理”的原理，“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其他道德也是这样。如果“理”只是外在的道德认识，而不进入自己的内心，那就会是说的、做的是一套，而心里想的可能却是另一套。或者要求别人的是一套，要求自己的却是另一套。他看到社会道德虚伪的一面，想从匡正人心的根本途径来维护封建道德。

（二）道德修养原则 1.立志

树立正确、坚定的志向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致良知的体现。王阳明认为，无志向的人，“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所以他强调：“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立志与勤学紧密相关：“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而立定志向后，也必然会勤学不倦。这确实说到了根本之处。

2.自得

致良知本身就意味着自求自得。自得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自我得之，而不是靠别人包办。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了。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教师应起“点化”的作用，但归根结蒂还得由学生自己消化，否则教师也点化不了。二是自觉地有所得，而不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学，所以王阳明强调要立志，“凡学之不勤，必志之未笃也。”三是得之于己，即最终要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

王阳明并不反对读书学习，特别是读经，但与朱熹的宗旨有所区别。朱熹强调从经书中去钻研圣贤之道，即穷理。王阳明则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经书的精神实质（“理”）是与自己的本心相通的。读经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因此，王阳明主张读书贵精而不在多。他指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意，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复。久则义理浃洽，聪明自开矣。”读书还必须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他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不敢以为是也。”这里体现出反盲从、反迷信的倾向，也被正统程朱理学派视为异端邪 说，斥之为“病狂丧心之人”。由此可见，阳明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3.知行合一

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主要是就伦理道德而言，“知”，是“知善知恶”，即人们的道德认识；“行”是“为善去恶”，即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包括情感，如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其含义，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如不重“知”，仅重“行”，就会“冥行妄作”，缺乏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如只重“知”不重“行”，就会“悬空去思索”，没有实效。因此，他主张“知行合一”，将“知”和“行”统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准是“良知”、“天理”，但他注重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统一，对于矫正社会上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儿童教育思想

王阳明“心学”的教育思想，特别体现在关于儿童教育的见解和主张上，因为儿童阶段人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搞好。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等文中相当集中而深刻地论及儿童教育问题。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只注重读书考试，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期望其聪明却不知用善法来培养。甚至用种种惩罚手段，对儿童就像囚犯一样，这样儿童也必然将学校看作是监狱，将师长看作是仇敌，靠说谎来掩饰其顽皮，靠逃学来满足其游玩的意愿，结果是教育的失败。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因此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注意顺应儿童的性情，激发儿童的兴趣，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

（一）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

王阳明多次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以走路为喻，婴儿只能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幼童可以在庭院中走、跑、跳、登，成人则可以出远门旅行千百里。儿童处于“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身心发展时期，学习必须是循序渐进。负担一定不要过重。他主张：“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恶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要使儿童经常保持精力有余的状态，这是十分有价值的观点。看起来教学进度是放慢了。而每个人的情况又不相同。他说：“人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教学就像治病一样，“初无一定之方”，根据病人体质、病情，“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王阳明的因材施教不仅要避短，而且要扬长。他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有尊重和扶持个性发展的倾向，态度更为积极。

（二）教学活动的多样化

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歌诗”不仅是精神陶冶，同时在高声吟咏歌唱的过程中，还可以调节、宣泄情感。“习礼”不仅是训练礼仪，还可以通过礼仪动作的练习，达到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读书”也不仅是增长知识，开发智慧，还可以通过抑扬顿挫的诵读来表达志向。王阳明还制定了一个日课表，将每天的功课按考德一一诵书背书一一习礼或课仿一一诵书讲书一一歌诗的次序安排。上午，学童背书、诵书，然后习礼。下午，诵书讲书，然后在歌诗声中结束一天的课业。歌诗还分班组或全体同时进行：“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流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这样的教学安排可谓动静交替，使儿童不致于感到过于单调和疲劳，有助于保持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比起传统教育一味地读书背书来，确实是耳目一新，充分注意到儿童的身心特点。

第三节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兴起于东北的满族贵族趁势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一批儒家士大夫认真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义理视为导致国运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中叶后阳明学兴盛，促进了思想解放。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陆续来华，带来了早期的西方科学文化，使中国学者开阔了眼界。于是，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理学进行深刻的批判，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哲学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特色，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倾向，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进步观点。王夫之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后期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自幼聪明过人，14岁就考中秀才，后读书于岳麓书院，24岁考中举人。两年后明亡，王夫之曾起兵抵御清军南下，失败后隐居山野，始终没有投降清朝，专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长达40多年。王夫之的思想受张载的影响较大，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并与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们遥相呼应，互相补充，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峰。他提出许多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教育观点，对明清以后许多教育家都有巨大影响。

王夫之著述总计400多卷，800多万字。现存《船山遗书》有72种，258卷，遍及经、史、子、集各部，也是古代最高产的学者。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从先秦诸子至宋明诸儒，在人性问题上都立足于先验论，纠缠于善恶的分辨。而王夫之的论述则完全不同，他主张：“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即人的“自然之质”，主要指耳、目、口、鼻、心等感官的功能。所谓“后天之性”，即通过后天的“习”获得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善恶均有，也可以说无所谓善恶。“性”应该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人生长、发展全在于“习”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成而性与成”。

具体而言，“习”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影响人的“先天之性”，使其潜在的能力得到增强和发展；二是使人获取知识才能，形成道德观念，王夫之称之为“习性”或“后天之性”；三是革除因“失教”或教育不当而成的“恶习”（主要指人们的思想品德问题）。王夫之认为，人性就是“习”的过程中“日生日成”的。可见，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生来就善或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从 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三、教学思想(一)因材施教

王夫之指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他们质有不同，有刚有柔，有敏有钝；志量不齐，有大有小；德行不同，有优有劣；知识不等，有多有少，有深有浅等等。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施教，即“因人而进”。他说：“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不齐之训焉。”教育要适合每个人的发展状况，各如其量地进行教学。

(二)“施之有序”

王夫之认为，事和理都有序，人的能力也是逐步发展的，因而教学也应循序渐进，不躐 等。王夫之将教学分为有序的五个步骤：“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浅之理，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理，而终以大小粗精理之合一。”他认为这五个步骤是不可分割、先后贯连的。在学者方面是个由近及远、由低至高的不断学习的过程。

(三)“学思相资以为功”

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相互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关系。他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紧密结合。学与思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识愈是广博，思考就愈深远。思考产生困惑，必定会促进人们更勤奋的学习。

四、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论

（一）道德观

王夫之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标。他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从人们对声、色、味的倾向性追求中，“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没有脱离“人欲”的“天理”，所谓“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所以，靠革尽“人欲”来求得“天理”是荒谬的，人欲完全没有了，也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哪还有什么天理？王夫之认为“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即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要求，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合理要求，禁欲是违反人性的。理在欲中并非说欲即是理，纵欲也是不对的。理只是正当的欲望的反映：“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所以王夫之主张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是节欲和导欲。首先要承认欲望总体的合理性，而不是笼统地否定哪些欲望是错误的。其次“要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之理”。自爱属于人欲，而爱人就接近天理了，凡是自己喜欢的，也要满足别人的喜欢，自己的欲望不能妨害别人的欲望，这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推己及人的原则。王夫之概括为“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王夫之对私与公、欲与理的论述具有辩证的色彩，很有启示性。

（二）道德修养原则

1、强调立志

王夫之与其它学者一样，主张为学者首先要立志，“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

2、主张自得

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他曾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怎样才能做到自得呢？一要自勉，学生要有求知的欲望；二要有自修之心，“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

3、重视力行

王夫之指出，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阶段，还必须将道德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在他看来，“行”不仅有验正道德知识真假的功效，“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行”还是衡量道德心的标准，“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

五、论教师 1.“必恒其教事”

认为教师对待教育工作，应该像园丁精心培育花卉，农夫辛勤耕耘土地一样，要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他说：“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就是要求教师应该热爱教育工作，乐意精心培育人才。

2.“明人者先自明”

教师的责任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讲明道理。“欲明人者先自明”。只有教师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刻领会了道理，才能胜任教育工作。

“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

3.“正言”、“正行”、“正教”

王夫之非常重视教师自身的道德行为在教育活动中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将教师的影响称之为“起化之原”。他说：“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摩之益。”

第四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人。因室名“习斋”，学者称他为习斋先生。在在批判理学，提倡实学方面，他的态度最为激进。

颜元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还行过医以养家。19岁中秀才，但随后却绝意科举，开设家塾，教授生徒。这时，他笃信程朱理学，将自己的学舍称为“思古斋”。35岁时，认识到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晚年，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后因漳水泛滥，书院被淹而停办。颜元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弟子满天下，现有记录可查者，有一百多人。颜元的著作，11 最主要的是《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二、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颜元提出“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富天下的主张，为实现这一主张，就必须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所谓“通经”是指按“六经”的真意办事。所谓“致用”，是针对空疏无用的理学教育而提出的。颜元斥责传统的教育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担荷“圣道”，济世救民，应该以学用结合的“实用”教育来代替无用的“浮文”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官吏和各行业的专门人才，使“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具体说来，颜元的所谓“经世致用”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在颜元看来，成为通才当然最好，即是“圣学之极致”，但专门人才只要能经世致用，同样便是“圣贤一流”。

三、“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从宋弱、明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切感到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的危害。他指出：“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种空言虚文的教育一是败坏人才，从而危害国家；二是败坏风俗，从而危害民众，可谓祸国殃民。颜元反对传统儒家将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他把董仲舒提出、朱熹列为“处事之要”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看作是士风不务实的根源。因此他将其中的两个“不”字改成两个“以”字，成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这样，二者就结合起来了。

为此，颜元主张教育要“以经世为宗”，培养“实德实才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中、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同时，颜元基于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还提出教育要“兵农合一”、“文武兼备”，“教文即以教武”，“治农即以治兵”。

颜元把参加劳动也视为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常劳动则“筋骨飒，气脉舒”，久之则“魂魄强”，这样，学习时就可以“振飒精神，使心常灵活”。所以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掌握有用的技能，还可以“练智”、“达才”，即发展人的智力才干。劳动还可以“治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颜元并不是尊重体力劳动，12 他只是把劳动当做个人修养的手段，但他关于劳动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论述，在古代是十分可贵的。

四、“习动”、“贵行”的教学方法

颜元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在教学方法上，注重“习行”，从而和传统的“主静”与“闭门读书”的教育方法相对立。在认识论上，颜元发展“格物致知”的命题，认为“物”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手“实做其事”，从而获得知识。可见，他强调感性经验，并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同时，他又指出：“学问以用而见之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 他强调“用”，即“躬行而实践之”，是获取真知的必要途径。颜元的认识论已经包含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等内容，与唯心主义先验论显然不同，是认识论上的伟大进步。

基于上述这种认识，颜元强调在教学中，必须注重“习行”，即亲自去观察，亲身去实践，去“实做其事”，以获得真知。颜元又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阐述其注重“习行”的教学方法的主张。他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完全在于“实行”、“实用”，在于帮助人们“办天下事”。在他看来，“习行”，不仅是获取真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教学方法，而且也是教育的目的。注重“习行”与重“实学”相表里，构成颜元教育思想不同于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实学教育思想发展到高峰的产物，在当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颜元尽管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仍然是局限于古代的思想武库，不可能提出新的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主张来。在颜元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才开始走向瓦解。

5、小结

明清（鸦片战争前）五百余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

第二篇：明清诗歌精选（本站推荐）

关于明清的诗歌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明清时期的诗歌，欢迎大家赏读!

刘基(1311-1375)

水龙吟

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啼鹃迸泪，落花飘恨，断魂飞绕。

月暗云霄，星沈烟水，角声清袅。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

极目乡关何处，渺青山髻螺低小。几回好梦，随风归去，被渠遮了。

宝瑟弦僵，玉笙指冷，冥鸿天杪。但侵阶莎草，满庭绿树，不知昏晓。

杨基(1326-1378?)

菩萨蛮

水晶帘外娟娟月，梨花枝上层层雪。花月两模糊，隔窗看欲无。

月华今夜黑，全见梨花白。花也笑姮娥，让他春色多。

浣溪沙 上巳

软翠冠儿簇海棠，砑罗衫子绣丁香。闭来水上踏青阳。

风暖有人能作伴，日长无事可思量。水流花落任匆忙。

清平乐

欺烟困雨，拂拂愁千缕。曾把腰枝羞舞女，赢得轻盈如许。

犹寒未暖时光，将昏渐晓池塘。记取春来杨柳，风流全在轻黄。

文征明(1470-1559)

满江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

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王夫之(1619-1692)

摸鱼儿

东洲桃浪，潇湘小八景词之三

剪中流，白苹芳草，燕尾江分南浦。盈盈待学春花靥，人面年年如故。

留春住，笑几许浮萍，旧梦迷残絮。棠桡无数。尽泛月莲舒，留仙裙在，载取春归去。

佳丽地，仙院迢迢烟雾。湿香飞上丹户。醮坛珠斗疏灯映，共作一天花雨。

君莫诉。君不见桃根已失江南渡。风狂雨妒，便万点落英，几湾流水，不是避秦路。

更漏子 本意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清平乐 咏雨

归禽响暝。隔断南枝径。不管垂杨珠泪迸。滴碎荷声千顷。

随波赚杀鱼儿。浮萍乍满清池，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

玉楼春 白莲

娟娟片月涵秋影，低照银塘光不定。绿云冉冉粉初匀，玉露泠泠香自省。

荻花风起秋波冷，独拥檀心窥晓镜。他时欲与问归魂，水碧天空清夜永。

《己亥杂诗》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

咏石灰

(明)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村居

(清)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寻胡隐者》

(明)高启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

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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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明清农业

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明清农业

所在院校： 郧阳师专

指导老师： 魏英

准考证号： 0***

姓

名： 刘永旭

专

业： 历史教育

专业类型：

独立本科段（助学班）

2024年12月14日

摘要：明清时期人口增加迫使土地利用大力发展，人们开始出现了与山争田与水争田的局面。土地的深入利用导致了新物种的引进从而从而客观上引起了耕作技术的发展，改良土壤、推进新品种使农作物迅速普及和发展

关键词：土地利用

新物种

蚕桑

主要内容：

（1）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开垦山地、围水造田仍是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重要途径并且范围不断扩大。主要区域已由原来的长江下游发展到长江中游，甚至于长江上游和陕西地区。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广一带的垸田，垸田的开发，使得两湖地区成了新的谷仓，以至于在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人们还加紧了对盐碱地、冷浸田、海涂、低产田等的改良和利用，著名的陇中砂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陇中地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气温偏低，温差很大，水源不足，而地下水含碱成分高，对作物生长十分不利。砂田即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砂田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厚达六至十二厘米不等的砂石，通过砂石的增温、保墒、保土和压碱等综合性能，来取到增产的效果，这是明清时期改造低产田的一项重大发明。

土地利用的进一步发展还促进了桑基鱼塘的形成。所谓桑基鱼塘，其办法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明朝中叶江苏常熟地区即已出现。以后很快就在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其形式多样，除典型的桑基鱼塘以外，还有的是以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有的是以青草、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还有的是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2）新品种的引进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进一步发展甘蔗、玉米有很大的关系。甘薯和玉米等原产于美洲。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传到了欧洲，先后传到了中国。

①甘薯最初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具体说来又有几条不同的路线。一是明万历年间，从国外引种到漳州，由漳州传到泉州，再由泉州传到福建莆田地区，这条路线以漳州最早；一是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有人把甘薯由海上传到了晋江，第二年在泉州推广，这条件路线以泉州为最早；一是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商人从菲律宾引种甘薯到家乡，次年由福建巡抚加以推广，这条路线以福州为最早。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十七世纪初，甘薯由福建引种到了长江流域，到十八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现了“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的局面。与此同时，甘薯也开始传到了北方黄河流域地区。

②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大致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而且也向平原地区扩展了。

③一般认为花生原产南美巴西，但也有人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江吴兴与江西修水先后出土的植物籽粒，主张中国古已有之，是原产地之一的说法。但花生的广泛种植确在明清时期，且极有可能是明清时期传进来的。十八世纪中期《三农记》记述：“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就其有关生物学性状及经济特征叙述较为详尽的，书中就其叶、花、根的形态都有所记叙，并以“角插土中成荚”来概括说明，花开胚珠受精，子房柄随即向下伸长，发育为荚果的过程。按“荚”是指延伸的子房柄；“角”指子房和发育的荚果。从而对落花生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已提示。在指出花生的多种用途及经济价值时，强调其可充油料，而花生已成油料作物则始见于本书，从它说当时湖田沙土已普遍种植，又可推知花生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

④马铃薯也是明清传入的新作物之一。传入之后各地叫法不同，有称洋芋、阳芋，也有称马铃薯、山药蛋。阳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园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园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霍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碗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五角，间亦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路径待考，一般认为是多次多途径的。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中可以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又有所减轻，这就为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创造了条件。另有一种传入的作物为烟草。明代中叶，烟草自菲律宾传入中国，“烟草”的传入和甘薯、玉米等不同，它不仅损害了吸食者的健康，同时侵占了大量的良田。明崇祯年间，已有不少人以吸烟为乐，一些种植粮食的农田也改种烟草了。但烟草的传入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产生重大的影响。

（3）耕作栽培技术的完善

①耕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栽培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从《知本提纲》中可以看出北方旱地耕作形成了浅－深－浅耕作法，《知本提纲》指出：“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浙深，见泥除根；转耕勿动生土，濒耖毋留纤草”。这段话是对浅－深－浅耕作法的概括。转耕就是，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和北方深浅搭配的耕作方法不同，明清时期，南方水田耕作中深耕得到提倡，深耕的深度通常在八、九寸，有的甚至达到二尺余，为此出现了套耕的耕作方法，深耕多选择在冬至之前的晴天进行，以起到冻土晒垡的作用。适应南方旱地作物的需要，针对南方许多地方地下水位高，且又多雨的特点，开沟作畦，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措施。

②肥料：明清时期，对于肥料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肥料的种类和积制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肥料有养猪、养羊积肥、熏土、泥肥、饼肥、骨灰和灰粉、绿肥等，在肥料的加工方面，出现了煮粪和粪丹，煮粪是将粪在锅里煮熟，粪丹则是配制混合肥料。明清时期，施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沈氏农书》上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如水稻追肥，“须在处暑后，苗作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倒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提出了著名的看苗施肥技术。清代杨双山、郑世铎则提出了“施肥三宜”，即根据时宜、土宜和物宜来施用不同的肥料。

清时期耕作栽培技术的要数“亲田法”它综合了区田法和代田法的某些特点，即在大块土地选出小块土地进行人力和物力的顷斜投资，以夺取小块土地的隐产高产，以后逐年轮换，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明清时期，棉花和甘薯的栽培管理技术得到了完善。棉花在宋末元初传入到中原地区以后，到明代业已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与此同时，棉花的栽培管理技术也日臻完善，徐光启总结出了棉花丰产的“十六字诀”，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甘薯从明代中期传入到中国以后，人们很快就发明了甘薯的无性繁殖技术，解决了甘薯藏种越冬的问题，还出现了多种的育苗和扦插方式，使甘薯栽培在其传入之后，很快就趋于成熟，这也它得以普及的原因之一。（4）蚕桑的发展

明清时期蚕桑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日益繁荣起来。①桑树桑树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和栽培技术的进步。而当时各地所拥有的桑树品种数要远远超出16个。在栽培方面，宋元时期重视“科斫”之后，明清时期非常注重桑树树型的养成。宋元以前，大多是高干桑或乔木桑，明以后，高干或中干的拳桑养成逐渐流行，后来更有低干桑的出现。据《蚕桑辑要》的记载，所谓拳桑就是栽植后的第二年正月，在离地二尺高处剪去苗梢，留两个芽，秋后长成两个枝条。第二年正月，又在这两枝条的一尺多高处剪去，并各留二个芽，其余的芽都抹去。以后每年如法剪留。至第五或第六年，在枝条基部连枝带叶剪伐养蚕，经过数年在这一部位的剪伐，便成拳式。一株桑树上可养成8—10个拳。拳桑的养成具有省工、便于采摘、和保证雨天能有干叶饲蚕这样一些好处。所以在明清嘉湖地区颇为流行。明清时期还将科斫用于枯桑的更新，“将己枯之树，离地六七寸截去，而留其老桩，以肥土堆积其上，俟明春另发嫩条，养成低桑，亦一善法也。”“低桑之放叶较早，于采小叶者最宜”。为了提高桑叶的产量，明清时期十分注重桑园施肥，尤其是提倡“谢桑肥”。《沈氏农书》指出：“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桑’。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好桑。谢桑尤是紧要工夫，切不可因循。”杭嘉湖地区用做桑肥的主要是河泥，“桑不兴，少河泥”，所以“萳泥第一要紧事。”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明清时期注意到桑蟥和癃桑的防治。癃桑是病毒引起的桑病，为害严重，因此《沈氏农书》指出：“设有癃桑，即翻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沈氏农书》中提到，防治桑蟥着重在于刮桑蟥卵块，不使遗漏，以免后患无穷。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

②养蚕技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在浴蚕方面采取了添加石灰、盐卤和高温水浴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消毒，还可以起到留强去弱，选择良种，促进蚕卵孵化的作用。明代在养蚕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认识了杂交优势。《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指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该书还记载：“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书中还指出：“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所谓“贱蚕”是指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蚕种优化，使得扩大养蚕规模，明清时期，浙江湖州一带，为了节省蚕筐，往往在大眠之后，把蚕放在地上饲养，叫做“放地蚕”。放地蚕时，要建蚕仓，“择室之明亮者，打扫洁净，以坚厚土砖散置其中，使布叶者有立脚处，仓边用厚木板围好（小土砖亦可），再以稻草截作寸许乾，匀铺地面（以不露地面为度），而以蚕匀铺其上，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稀，过疏则费叶，过密则老得不齐。” 明清时期还创造了花簇和方格簇。花簇是广东特制的一种排湿结茧工具，以适应广东气候高温多湿，养蚕批次多，批量大的需要。方格簇则出现在太湖地区，它对于控制上簇密度，减少双宫、黄斑、紫印等屑茧，提高蚕茧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格簇需要较高的经济条件，未能得到很好的普及。

明清时期，为了提高蚕丝的质量，还对缫丝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是有“出口干”和“出水干”的出现。所谓“出口干”，就是当熟蚕吐丝结茧时，保持适当的温度环境，使则吐出的丝一见空气就能迅速干燥。“出水干”就是使刚从煮茧锅中缫出的生丝能迅速干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炭火加温。

公元1368年，经过元末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政权明清农业在宋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农业是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兴衰是农业社会中经济兴衰的直接标志。本着这种认识，作者认为考察清代的农业成就，对于了解清代的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中国农业全书》 《沈氏农书》

致谢词：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魏老师。老师平日里工作繁多，但在我做毕业设计的每个阶段，查阅资料，设计草案的确定和修改，中期检查，后期详细设计，装配草图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我的设计较为复杂烦琐，但是魏老师仍然细心地纠正图纸中的错误。除了敬佩魏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第四篇：明清文化史专题

关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的一些理解

尽管有所耳闻清代之时中国文化以一种近乎神圣的形象流入欧洲大陆，但在听到老师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讲述时，在看到了歌德、伏尔泰等关于中国文化近乎夸张式的记述时，我还是不得不表示十分震惊。作为明清文化史的一部分，这一段历史却更像是欧洲人的历史，故而并未怎么出现在历史教材里，也并未被太多国人关注。然而其对于中国制度、道德、社会等众多方面的高度赞扬及其带给我们的冲击感却着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西方人会在个时期如此看待中国、如此夸张甚至近乎荒诞的赞美？

1． 儒家文化的影响

从这个时期西方的记述资料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推崇的，以“克己复礼、人性本善、仁者爱人”等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儒家文化深入中国社会之深，使得后者的政治制度、国家机器、处世之道、社会风气等众多方面都与前者相互融合、密不可分。这使得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缩影，与之形影不离，也致使关注东方的欧洲人不得不对其表示极大兴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便是儒家文化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太过于不同，使得其以一种极具新鲜感的存在方式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使欧洲人认为，这才是建立社会应当参考的价值标准，也是最完美的价值标准。

然而究竟为什么在欧洲人眼中，儒家文化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呢？以下仅从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而理解。

1）宗教

中华民族这一庞大的群体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无宗教信仰的民族是在世界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另类的，这一现象也是被基督教的支脉深入渗透的欧洲人无法理解的：一个没有宗教作为信仰核心的社会究竟靠什么支撑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呢？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多多少少的发挥了一些宗教在其他社会体系之中的作用，深入了中国的制度及人民日常生活。这样一种思想的完全浸透在欧洲人眼里便几乎成为了一种信仰，正如欧洲人对耶稣的信仰一般。然而与宗教信仰不同的是，中国人所“信奉”的孔子并不是如耶稣一般的神，而是纯粹的凡人。而这样的一个凡人的影响力竟能达到如此之大，欧洲人的讶异与慨叹也便不难理解了。

此外，由于欧洲随宗教信仰而来的教会制度的腐败现象以及其他种种漏洞都给欧洲社会的进步发展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相处之道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价值标准就显得格外完美，其推崇的克己复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观也似乎远远强于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而带来的弊端。这就更像是一群关注社会的人在努力的尝试学习“先进”，尝试寻找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

2）等级

“在远东有一个与罗马同样古老的帝国，现在依然存在，人口和整个欧洲一样，没有世袭贵族及教会特权，由天赐的皇权通过官僚机构来统治。”

从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赞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格外认可的。然而在今天的历史教材在评判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时，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却总是批判大于赞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不可否认，今天人们对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客观评析的时候，也要指出其“克己复礼”思想的封建保守型。我们认为孔子所强调的礼制、等级观念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像伏尔泰一样的大资产阶级清楚的意识到教会统治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弊端故而渴望中国一样的君主制度。似乎中国这样的等级相对于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教权统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把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崇拜变得理所应当，把中国古代的层级分明的官僚体制、甚至包括今天被我们一再否定的科举选拔制变成了时欧洲人眼中的一剂良药。

2． 西方发展的需要

从欧洲历史记载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其关于中国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实的。这种差别除了其关于古代中国的不完全了解外也有一定的人为成分。

“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不仅毫不犹豫地在汉文文献中加入了一些原文根本不存在的词，还毫无愧色地从中国历史或神话中删去可能会危及他们希望树立的形象的所有具体内容。一名耶稣会士如此陷入迷途，居然写到孔夫子又叫仲尼，‘尼’意指‘丘’，因为其母前往一座山丘起到某尊神灵以求子。”1

这样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于中国的夸大抑或歪曲的宣扬是有意为自己所欲表达的思想服务的。作为遥远东方的古老国度，中国为太少的欧洲人所了解。人们往往信于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文字讲述、信于有学问的教士关于中国的宣扬。统治者欲要规范国家的道德礼数，便歌颂中国的礼法制度；革命者欲要推翻教皇的黑暗统治，便赞扬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引导来教化大众，希望通过对古老中国的描绘为自己的论述观点奠定坚实的基础。3． 文化之间的隔膜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安田朴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

然而那个时期的欧洲人真的了解中国吗？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呢？我们先从“中国热”学者伏尔泰说起。

“正如他自己所讲和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伏尔泰从未到过中国，但他曾会见过‘20多名从事过这种旅行的人’，而且还自认为‘阅读过所有讲述过该国的作者们的著作’„„这难道就可以说如此熟悉情况的伏尔泰始终都是尽最大可能了解情况了吗？绝非如此。”2

可以看出，尽管对中国有着极大的热情，但对汉字只字不识、又没有亲自到达过中国的伏尔泰所认知的中国也不过是第二手资料甚至是经更多的媒介转述的信息堆砌而成的而已。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同时代的其他关于中国的记述。

当我们看到布歇所做的《皇帝御宴图》中“中国皇帝”在有椰子树装饰的花园里办“Party”，当我们看到意大利版画中中国官吏的小脚，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对于本文化的认识并加以适当的想象。他们并不是描绘他们所见到的中国，而更多的是描绘他们想象中的中国而已。正式因为不了解，因为并未深入中国的文化体系，所以他们只看到了等级的森严，忽视了许多官员的腐败，只看到了皇权专制、等级分明的规整，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选拔的公正，却忽视了封建传统相当大的对人的局限性。别人的东西往往都是最好的，自己的问题往往都是最多的。当他们试图弥补本社会的漏洞时，就把学习的榜样定格在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

4.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欧洲人关于古代中国夸张式的描述主要缘于中国对于儒家思想的信仰与其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极大不同，缘于其个人的需要，也缘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这些因素复杂的融合致使中国变成了当时欧洲人眼中的完美国度。他们纷纷将聚光灯打在了这片平凡的土地上，使之熠熠生辉。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对于实物的认识与定位。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陌生事物所下的定论是不准确的。这种认识基于我们已有的意识形态，受到我们主观偏见的导向，甚至基于我们的来自陌生感的猜想。尽管人们无时无刻地不在受着社会软强迫的影响，但尽量的客观也是我们最大程度地获取真实认识的有效途径。过去的欧洲人不了解中国，今天的欧洲人也未必了解中国。那么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我们，了解欧洲吗？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安田朴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

第五篇：明清名词解释

1.台阁体：

台阁主要指明初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以当时馆阁

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题材上“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流行的原因跟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他们身居要职，处境优裕；还有当时政权稳定，国力逐趋强盛，另外当时全国实行整饬政策。代表作品是杨士奇《东里诗集》，杨荣《随驾幸南海子》。2.茶陵派 弘治年间，在台阁体造成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情况下，李东明等人发动了对台阁体文学的冲击以此来重振文坛而形成的诗歌流派，茶陵派以李东明为主，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石珤、鲁铎等人；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代表作是李东阳的《茶陵竹枝歌》。

3.前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其他成员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创作上重视市政题材，民间生活；他们扫除台阁体的无病呻吟，但拟古形式为主，缺乏创造性，他们以复古自命，实质上时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代表作：李梦阳的《禹庙碑》《梅山先生墓志铭》、李攀龙的《太华山记》。4.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5 公安派

晚明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作“公安派”，他们文学主张提倡“性灵说”，反对拟古蹈袭，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写作态度信手写成、随意而出。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代表作品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宗道《论文》，袁中道《感怀诗五十八首》。6.竟陵派

晚明时期，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两人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代表作品是二人编选的《诗归》。7.梅村体

清初，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在继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任务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代表作《圆圆曲》。8.神韵派

清代诗歌流派，王士禛创立，其他成员有吴雯、洪昇、宗元鼎，该诗派论诗以“神韵”为宗，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最高境界，要求其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而意不尽的特点。代表作品是王士禛《真州绝句》。9.格调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是沈德潜、倡导格调说，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尊唐抑宋，使诗歌“去淫滥抑归雅正”，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10.肌理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是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肌理”二字用来论诗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伟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11.性灵派

清代中叶诗歌流派，主要代表诗人是袁枚，其他的还有赵翼、蒋士铨、舒位、王昙、孙原湘；论诗提倡性灵说，他们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拟古主义，主张把真实感受和诗人的个性生动地变现出来，但忽略了诗歌的社会性。代表作品袁枚的《马嵬》。12.常州词派

清词流派。继阳羡派，浙西派以后起而代之的词派，创立于嘉庆；常州词人张惠言所开创，故名。后周济加以发展。论词反对浙西词派注重格律、技巧而寄兴不高，提出要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寄托，解前人词时力图从中寻求“微言大意”，流于穿凿附会。作品意旨较为隐晦。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代表作品是张惠言《木兰花慢》和周济《蝶恋花》。13.浙西词派

清代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他们竭力推崇姜夔、张炎，该词派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独具机杼，韵律和谐。代表作品朱彝尊《高阳台》。14.阳羡词派

清代前期词坛流派。开山作家是陈维崧，成员还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词效法苏轼、辛弃疾；气魄豪健，抒写身世和感怀吊古德作品尤为出色。代表作品《贺新郎’纤夫词》。

15、唐宋派

明代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该文学派别将里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提倡唐宋文风，在创作主张上，强调文以明道，提倡直抒胸臆，反对模拟，剽窃。代表作品是归有光《项脊轩志》，唐顺之《答廖东雩提学》等。

16、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重要作品作家有张岱《西湖七月半》，袁宏道《西湖二》、《天池》，袁中道《游荷叶山记》 17.桐城派

是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其理论主张主要为“义法”，“雅洁”，“义理、考据和词章”等等；内 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代表作是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18.明清传奇：“传奇”一词，本是唐人小说的概称“唐传奇”，后人借用它当作戏曲的名称。明清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杂剧的戏剧体制。19.三言二拍： 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三言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包括了就奔到会辑和新著的创作。每集40篇，共120篇 凌濛初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二拍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才子佳人小说：清代小说名，公100回，又名《恶姻缘》。勾勒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思想内容不高。书中对风俗的描写，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体现了作者写实手法的高明。

21.临川四梦：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传奇有《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代表了作者戏剧创 作的全貌，其中又均与梦有关，故而合称“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是作者以戏剧形式表现出自己对人性、人生极其意义的思考。汤显祖所重的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真情”，二是“矫情”。“临川四梦”中的前二梦写的上男女青年的爱情，表现“真情”的力量；后二梦则写士人仕途生涯和宦海沉浮，意在劝戒世人超越对“矫情”的贪恋。

《牡丹亭》是“临川四梦”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一部传奇。22.南戏：(1)又称南曲戏文，原是宋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2)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清官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技艺，以及宋杂剧

表演故事的形式，故开始时又叫“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

(3)元灭南宋后，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

成熟的戏剧样式。

23.二拍： 《二拍》是明代作家凌濛初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其内容大致包括：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爱情题材的新突破；超前的社会批判精神。《二拍》的出现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二拍》中对人物性格刻画的考究，对细节真实的追求，都表现出文人个人创作的鲜明文学

24.三言： 《三言》是明代作家冯梦龙编撰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们主要描写的是市民生活的生动画面，即将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主要表现的思想有：对“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反动； 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的爱情观念；市民眼中的社会黑暗面。艺术上追求“雅俗共赏”。25.散曲：继诗、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1分）配乐演唱，相当于当时的流行歌曲。（1分）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1分）具有特殊的艺术品格，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以及明快酣畅的艺术趣味。（1分）

26.“四大奇书”：指明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1分）人情小说的代表作《金瓶梅》，（1分）以及历史演义的代表作《三国演义》、（1分）英雄传奇的代表作《水浒传》。（1分）四书并称为“四大奇书”。27.“童心说”：由李贽提倡。（1分）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亦即真心。（1分）“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 “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1分）“童心说”从有利于表达“真心”的角度，反对复古。（1分）

28.章回小说 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

29.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

30.历史演义 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位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於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

31.世情小说 明清小说之一——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1、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作品。《四声猿》，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2、明清传奇：“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3、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的三部传奇作品。它们分别是忠奸剧的定型、历史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新时期的到来。

二、论述题

1、徐渭的《四声猿》在杂剧史上有何成就？

《四声猿》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体制音律上，有不少创新：一是写成最早的一部杂剧合集。二是徐渭是大量写作短剧的第一个作家，或一出，或二出，或五出，长短不一，从此短剧大为盛行。三是在音乐上或用北曲，或用南曲，不拘一格，首开以南曲写杂剧的先例。

2、临川派和吴江派有什么主要分歧？

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临川派主张“以情格理”的至情论，反对封建的理学思想和礼教观念，而吴江派则重视封建伦理的宣扬，正如吴江派的重要作家吕天成说沈璟的戏曲“命意皆主风世”。二是对曲律的看法不同。吴江派是强调“合律依腔”，主张格律至上，认为戏曲第一位的是作品是否合律，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所以他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而临川派主张内容重于曲律。三是重文采还是重本色的不同。吴江派主张本色，反对过于重文藻骈俪，临川派注重文采。

3、明杂剧体制变化有何特点？明杂剧体制变化的特点是传奇化。

（一）结构上不遵守四折一楔子，体制自由多样。出现了很多短剧。

（二）音乐上可南可北，南北兼用。

（三）演唱形式灵活自由，可多人唱，也可连唱、轮唱。【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在文学观念上受到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